“我看看，怕是烫坏了，赶快擦刀伤水吧，我从家里带来的。”

太太忙着开箱子，去拿药瓶子。

马伯乐说：

“用不着，用不着……没多大关系。”

他还跑去，想把太太扯回来，可是太太很坚决。

等找到了药瓶子，一看马伯乐的手，他的手已经起着透明的圆溜溜的水泡了。

很奇怪的，马伯乐的手虽然被烫坏了，但他不觉得疼。反而因此觉得很安慰，尤其是当太太很小心地给他擦着药的时候，使他心里充满了万分的感激，充满了万分的忏悔，他差一点没有流下眼泪来。他想：

“太太多好呵！并没有想要带着孩子回青岛的意思，错猜了她了。她是想要跟着我走的呀，看着吧！她把刀伤水、海碘酒，阿司匹林药片都带来了，她是打算跟着我走的呀……”

并且在太太开箱子找药瓶的时候，他还看见了那箱子里还有不少毛线呢！这是秋天哪，可是她把冬天的事情也准备了。可见她是想要跟着他走的。马伯乐向自己说：

“她是绝对想要跟我走的。”

马伯乐一想到这里，感激的眼泪又来了。他想：

“人生是多么危险的呀！只差一点点，就只差这一点点，就要走到不幸的路上去的呀……人生实在是危险的，误会，只因为一点误会，就会把两个人永久分开的，而彼此相背得越去越远，一生从此就不能够再相见了。人生真是危险的呀！比如太太哪有一点带着孩子想要回青岛的意思，可是我就一心猜想她是要回青岛的。我猜她要回青岛，那是毫无根据的，就凭着她的脸色不对，或是她说话的声音不对，其实是可笑得很，世界上的事情若都凭着看脸色，那可就糟糕了，真是可笑……真是可笑……”

马伯乐好像从大险里边脱逃出来似的，又感激，又危险，心情完全是跳动的，悲喜交流的，好像有些飘忽忽地不可捉摸地在风里边的白云似的东西，遮在他的眼前。他不知道心里为什么起着悲哀，他不知为什么他很伤心，他觉得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时时往上涌着眼泪，他的喉咙不知为什么有些胀痛。

马伯乐连饭也没有吃就躺在床上去了。

太太问他头痛吗？

他说：“不。”

问他为什么不吃饭呢？

他说：“没有什么。”

往下太太也就不再问了，太太坐在桌边跟孩子们一齐吃饭。她还喝了几口汤，也分吃一点蛋炒饭。

太太离开家已经十多天了，在这十多天之中吃的尽是旅馆的包饭，一碗炒豆腐，一碗烧油菜……不酸不辣的，一点没有口味。比起在家所吃的来，真是有些咽不下去。今天她偶尔借了隔壁的赵太太的烧饭剩下来的火，炒了一个蛋炒饭。而赵太太那人又非常和蔼，给她亲手冲了一大碗的高汤。这汤里边放了不少的味精和酱油。本来这高汤之类，她从来连尝也不尝的，而现在她竟拿着调匙不住地喝。仿佛在旅馆里边把她熬苦坏了。而隔壁三十一号房间的赵太太，是一个很瘦的、说起话来声音喳喳喳的一个女人，脸上生着不少的雀斑。她有五个孩子，大概她也快四十岁了，满脸都起了皱纹。大概是她的喉咙不好，她一说起话来，好像哑子的声音似的。

赵太太对马伯乐太太说：

“你看可不是那包饭太不好吃，我就吃不惯，我们来到这旅馆头三天也是吃的旅馆的饭。我一看这不是个永久之计，我就赶快张罗着买个煤火炉……我就叫茶房买的，谁知道这茶房赚钱不赚钱，这火炉可是一块多钱，从前这上海我没来过……你说可不是一个泥作的就会一块多钱！”

马伯乐的太太说：

“这上海我也是第一次来。”

赵太太说：

“可不是嘛！我就说不来这上海，孩子他爸爸就说非来不可。我看南京是不要紧的。”

马伯乐太太说：

“男人都是那样，我们孩子他爸爸也还不是一封电报一封信的，非催着来上海不可。来到上海我看又怎样，上海说也靠不住的，这些日子上海的人，走了多少！杭州、汉口、四川……都往那边去了。”

赵太太说：

“你们不走吗？我们可打算走，不过现在走不了，打算下个月底走，孩子他爸爸在南京做事，忙得不得了，没有工夫来接我们。我一个人带着这一大批孩子，路上我是没办法的。听说最近淞江桥也炸了，火车到那里过不去，在夜里人们都下来从桥上摸着走过去。听说在淞江桥那儿才惨呢，哭天叫地的，听说有些小孩子就被挤掉江里了。那才惨呢……说是有一个老头背着孙儿，大家一挤，把那老头的孙儿扑通一声挤到江去了。那老头过了桥就发傻了。和一摊泥似的就在江边上坐着，他也不哭，他也不说什么。别人问：‘你怎么不上火车呢？’他说他等着他孙儿来了一块上火车……你说可笑不可笑，好像他的孙儿还会从江里爬出来似的。后来那老头可不是疯了！有好些人看见他的，我们有一个亲戚从淞江来说的。”

马伯乐太太说：

“你们打算到哪儿去？”

“我们打算到汉口。”

“在汉口可有亲戚？”

“我们有朋友。”

就这样随便地说着，蛋炒饭就已经炒好了。

赵太太看见蛋炒饭已经炒好了，就赶忙说：

“吃蛋炒饭配着高汤才最对口味……”

赵太太于是就着那个炒饭的热锅底，就倒了一大碗冷水进去，不一会，那冷水就翻花了，而且因为锅边上有油，就咝咝地响。等那开水真正滚得沸腾的时候，赵太太忙着拿过酱油瓶来，把酱油先倒在锅铲上，而后倒在锅里去。酱油一倒在水里，那锅底上的开水，就立刻变成混洞洞的汤了。而后又拿出天厨味精的盒子来，把汤里加了点味精。

马伯乐太太看了赵太太的那酱油瓶子，瓶口都落了不少的灰尘，而且瓶口是用一个报纸卷塞着。她一看，她就知道那里边的酱油不会好，不会是上等的酱油。因为马伯乐家里永久吃的是日本酱油。

马伯乐太太一看了赵太太用的是天厨味精，她就说：

“我们青岛都是用味之素……”

赵太太一听，就感到自己是不如人家了，所以连忙就说：

“我们从前也用的是味之素，天厨味精是来到上海才买的。”

赵太太说完了，还觉得不够劲。多少有些落人之后的感觉，于是又拍着马伯乐太太的肩膀说：

“味之素是日本货，现在买不得啦。马太太……”

那碗高汤一转眼也就烧好了。马伯乐太太端起那碗高汤要走的时候，赵太太还抢着在那汤皮上倒几滴香油。

本来马伯乐太太一走进自己房间的门就想要向丈夫讲究一番隔壁的那赵太太是怎样寒酸，怎样地吃着那样劣等的酱油，但是因为汤烫了马伯乐的手的缘故，把这话也就压下了。

一直到晚上，太太才又把这话想起来。刚想要开口，话还没有说出来，她就先笑起来了，一边笑，一边拍着马伯乐的腿：

“隔壁住着的那赵太太真可笑……她也爱起国来了，她不吃味之素，她说……”

太太说了半天，马伯乐一动没动。她以为或者他是睡着了。他的脸上蒙着一块手帕，太太去拉那手帕，拉不下来，马伯乐用牙咬着那手帕的巾角，咬得很结实。

但是太太看见了，马伯乐的眼睛都哭红了。

太太说：“怎么啦？”

马伯乐没有应声。

马伯乐这些日子所郁结在心中的，现在都发挥出来了。

“人生忙忙碌碌，多么没有意思呵！”

马伯乐自己哭到伤心的时候，他竟把他哭的原因是为着想要逃开上海而怕逃不成的问题，都抛得远远的了。而好像莫名其妙地对人生起着一种大空幻。

他哭了一会，停一会。停一会再哭。马伯乐哭起来的时候，并不像约瑟或是他太太那样的大哭，而是轻轻地，一点声音也没有似的。马伯乐从来不在人多热闹的地方哭，人一多了就不能哭，哭不出来。必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仔细地，安静地，一边思量着一边哭。仿佛他怕哭错了路数似的。他从小就有这个习惯。和现在的他的次公子约瑟完全不同，约瑟是张着大嘴，连喊带叫，不管在什么人多的地方，说哭就哭。马伯乐和他太太的哭法也不同，太太是属于约瑟一类的，虽然不怎么当着人面就哭，但是一哭起来，也是连说带骂的。关于他们哭得这么暴躁，马伯乐从来不加以鉴赏的。马伯乐说：

“哭是悲哀的表现，既然是悲哀，怎么还会那么大的力气呢？”

他给悲哀下个定义说：

“悲哀是软弱的，是无力的，是静的，是没有反抗性的……”

所以当他哭起来的时候就照着这个原则实行。

马伯乐现在就正哭得很悲哀，把腿弯着，把腰弓着。

太太问他什么，他什么也不说。一直哭到夜深，好在太太白天里睡了一觉，精神也很不坏，所以就陪着他。再加上自从来到了上海他们还没正式吵过架，假若这也算是闹别扭的话，也总算是第一次，给太太的感觉，或者还算新鲜，所以还很有耐性地陪着他。不然，太太早就睡着了。

太太问他：

“要买什么东西吗？”

“不”

“要请朋友的客吗？”

“不。”

“要跳舞去吗？”

“不”

“要做西装吗？”

“不。”

太太照着他过去哭的老例子，问他要什么，而今天他什么都不要。太太想，虽然她把他的全部的西装都从青岛给他带来了，而且连白鞋，黄皮鞋，还有一双在青岛“拔佳”买的漆皮鞋也都带来了。西装当他出门的时候也常穿。西装倒还好，不过这几双皮鞋都太旧了。大概他哭的是因为他的皮鞋双双都太旧，觉得穿不出去了吧？还有他的领带也都太旧了，去年他一年里简直就没有买过一条领带，所打着的都是旧领带……太太忽然想起来了：去年他不就是为着一条领带哭了半夜吗？太太差一点没笑出来，赶快忍着，装做平静的态度问着：

“你可是要买领带吗？”

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冷淡地说：“不。”

太太觉得这回可猜不着了。于是就不加寻思地随便又问了他几样，似乎并不希望问对了似的：

“你要买皮鞋吗？”

“你的帽子太旧了吗？”

“你要抽好烟卷吗？”

“你要抽前门烟吗？”

马伯乐一律说“不。”

太太说：“你要钱吗？”

马伯乐一听提到钱了，他就全身颤抖起来，他感动得不得了，他几乎要爆炸了的样子。他觉得他的心脏里边，好像中了个炸弹似的，他觉得他的心脏里边拥塞得不得了，说不定一个好好的人，就要立刻破碎了。

马伯乐在这种半昏迷的状态之下，他才敢说：

“我要去汉口呀……”

太太就笑起来了，把那烫得很细的波浪的长头发，好像大菌子伞似的，伏在马伯乐的身上，说：

“这很容易，我以为什么了不起的事呢，就是去汉口！那么咱们就一齐去汉口吧。”

说着太太就从床上跳到地上去，她跳得那么灵便而轻快，就像她长着蚂蚱腿似的。

而且从床底下就把小箱子拉出来了。从箱子里就拿出来一个通红的上边闪着金字的银行的存款折。

太太把这存款折就扔给马伯乐了。

马伯乐并不像普通人那样立刻就高兴得跳起来，或是立刻抓过那存折来。他生怕有人会看到了这存折，他向太太使着眼神说：“你把那窗帘子遮起来。”

那被烟熏得乌洞洞的玻璃窗，本来从外边往里是什么也看不见的，太太为着满足他这种愿望，也为着可怜他，就听了他的话把窗帘遮好了。

等太太转身，一看那床铺的时候，那床上的帐子已经拉得非常严密了。仿佛存款折这一类的东西，太太看见了也不大好似的。

太太听到马伯乐在那帐子里边自己读着：

“一千二百三十……”

三天以后，他们就收拾了东西，离开上海了。

1940年

马伯乐来到了梵王渡车站，他真是满心快活，他跟他太太说：

“你好好地抱着小雅格……”

又说：

“你好好地看着约瑟……”

过了一会又是：

“大卫，你这孩子规规矩矩地坐着……”

原来马伯乐的全家，共同坐着三辆洋车，两辆拉人，一辆拉着行李包裹。

眼看就要到站了，马伯乐的心里真是无限欢喜。他往西天一看，太阳还大高的呢，今天太阳的光也和平常两样，真是耀眼明煌，闪着万道金光。

马伯乐想，反正这回可逃出上海来了。至于上海以后怎样，谁管他呢？

第一辆洋车上拉着行李和箱子。第二辆洋车上坐着太太，太太抱着雅格，约瑟挤在妈妈的大腿旁边，妈妈怕他翻下去，用腿着力地压在约瑟的肚子上，把约瑟的小脸压得通红。

第三辆车上则坐着马伯乐。马伯乐这一车显得很空旷，只有大卫和父亲两个人，大卫就压在父亲的膝盖上，虽然马伯乐的腿，压得血液不能够畅通，一阵阵地起着麻酥酥的感觉。

但是这也不要紧，也不就是一条腿吗？一条腿也不就是麻吗？这算得了什么？上前线的时候，别说一条腿呵，就是一条命也算不了什么！

所以马伯乐仍旧是笑吟吟的。他的笑，看起来是很艰苦的，只是嘴角微微地一咧，而且只在这一咧的功夫，也还不是整个的嘴全咧，而是偏着，向右偏，一向是向右的。

据他的母亲说，他的嘴从小就往右偏。他的母亲说是小的时候吃奶吃的，母亲的左奶上生了一个疮，永远没有奶了，所以马伯乐就单吃母亲的一个右奶。吃右奶的时候，恰巧就用右嘴角吸着，所以一直到今天，不知不觉的，有的时候就显露出这个特性来了——往右边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