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他的作品，我好像看见一个涉过泥塘，终于摘取一枝清莲的孩子，所以我常写信给他，鼓励他，也给他一些写作的建议。

我发现在他心灵的深处，有恨有愧有悔。恨的是他从小身处的黑道环境，愧的是对他的父母和恋人，悔的是他犯下的种种错误。

而在那字里行间，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写少年观护人的这一段。

游嘉宏虽然没有因为那观护人的宽容而立刻改正，但是观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深深印在他的心上，甚至成为他后来“向善”的动力。

正如游嘉宏在信里说的：“我并非十恶不赦，因为我本善良。”

当一个人犯了错，你处罚他，他反而不在乎了，觉得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两不相欠”。反倒是那“该罚未罚”的宽宥，常会像是种子，留在他心中，生出根、长出叶，萌发成长，有一天结出善良的果实。

早餐的温馨与苍凉

当我用双手握着，

闭上眼睛，咬下去，

还能看见草房里的晨光，

以及……我死去的亲爱的妈妈。

酸豆汁儿

太太和女儿第一次去北京，好多亲戚抢着请吃饭，连早餐都不准我们在旅馆用免费的，坚持要带去吃点正宗“京味儿”的点心。

餐馆的名字忘了，大概叫什么“老北京”吧！古色古香，晨光斜斜射进来，桌子上显得坑坑洼洼，四周腾腾的汤水蒸汽、肩上搭着白毛巾的跑堂儿穿梭，好像电影里的场景。

先上茶，又端来几盘小烧饼，女儿正伸手要拿，亲戚说别急，等会儿配着“汁儿”吃，免得口干。正说呢，就上来几碗绿绿白白豆浆似的汤水。小丫头问是什么，亲戚说：“好吃极了，你以前一定没吃过，人间了不得的美味。”一边说一边拿起照相机，说要留个纪念。

小丫头对镜头笑笑，端起碗，才啜半口，啊的一声又吐了回去。闪光灯亮，半桌亲戚笑得前仰后合：“成！拍到了精彩的画面，没白来这一趟。”

北京人的促狭，我早领教过。小时候，有天早上，父亲一个姓袁的晚辈，神神秘秘地提了桶东西来，我姥姥先舀了一碗，躲回她房间偷偷喝。我娘尝了一口，说真是家乡味儿。我爹更妙，居然坐在桶子前连灌了两碗。看我出来，姓袁的大哥哥赶紧给我盛了一碗，说：“小兄弟，非尝尝不可。”

跟我女儿一样，我那天也才喝半口就吐了出来，而且拿着碗往水槽冲，说东西坏了要倒掉，却被我老妈抢下来，骂我暴殄天物，我不喝她喝。

那碗又浓又绿、又酸又臭，活像猪潲水的“酸豆汁儿”，我一辈子也不会忘。

馓子

女儿后来说，那“酸豆汁儿”真恶心，但旁边放的一盘小油条，细细的、脆脆的，挺不错。

我说那叫“馓子”，跟油条一样是炸出来的，也是我小时候的最爱。

记得有一阵，每天我的早餐都吃馓子，偶尔还带着上学，只是馓子又酥又脆，带到学校常已经碎得不成样子，更糟糕的是，只要掉在本子上，就留下油渍，害我被老师骂。

馓子是附近的馓子爷爷做的，据说他以前在东北干过铁路站站长，到台湾走投无路，只好卖炸麻花和馓子。

父亲大概知道他的出身，对他很尊敬，每次听见他的沙哑嗓子喊“馓子！麻花！”都亲自出去跟他买，还总要聊聊天。日子久了，馓子爷爷干脆每天按时把馓子送上门，笑说我们家是包饭的。

我喜欢吃馓子，因为它不像麻花那么粗粗硬硬，而能够一小丝、一小根地往嘴里塞。上课时偷吃，甚至不用嚼，只要抿着嘴，那小条儿自然会软化。我也喜欢吃新炸馓子的感觉，张开大口咬下去，就听咔啦咔啦一部分入了口，一部分向四方坠落，最后把坠落的拢在一处，倒进嘴里，别有一番乐趣。

也记得父亲曾带我穿过泰顺街又长又窄、满地泥泞的违建区小巷，去看馓子爷爷。小小只容一张床和一口锅的屋子里，四壁贴满报纸，中间坠下一个小灯泡。馓子爷爷请我跟父亲在床上坐，接着又要我们把腿抬起来，从床底下拉出个大盆，里面全是油面。只见他把面不知怎的左拉右拉，有点像做拉面，扯出一丝一丝的面条，再用长筷子夹住两头，往热油锅里一放，而且在进锅的瞬间把筷子一绞，那面条就纠缠起来。再出锅，已经是酥酥脆脆的馓子。

我九岁，父亲去世后，就不曾再吃过馓子。最后一次是在父亲的病床前，馓子爷爷送了一大包去，父亲摇摇手，示意母亲和我吃。我们就各在腿上垫张报纸，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吃完的，只记得母亲咬一口，馓子散了一报纸，还滴滴答答地不停，是母亲的泪水。

稀饭、肉松

这两年坐“华航”，最爱他们的中式早餐，稀饭、酱瓜、肉松。我每次都很干脆地把肉松唰的一下，全倒在稀饭里，拌成一碗肉松稀饭。

这动作让我觉得很温馨，因为想起小时候父亲都为我这么做，说热稀饭加上肉松就不那么烫嘴了。有时候我还喊烫，父亲则会拿来另一个空碗，为我把稀饭倒进去，搅一搅，再倒回来。果然稀饭就不烫了。

父亲住院那半年，我早上还常吃稀饭和肉松。但母亲在医院，由姥姥带我，她小气得多，于是我过去只见肉松不见稀饭的“肉饭”，变成漂着几丝肉松的“白稀饭”。尤其当表弟们来，我发现姥姥给他们的肉松比给我的还多，为此，我哭着用注音符号写了封信去医院告状。母亲收到了，居然没说什么，好像觉得理所当然。这事令我不解了许多年，也愈使我怀念父亲为我倒肉松、换碗的画面。

女儿小时候，有一天全家出去用餐，女儿喊汤太烫。我立刻想起父亲的肉松稀饭，于是也叫人多拿个空碗，为女儿折来折去。没想到坐在一旁的儿子居然说：“天哪！怎么会这么娇？好过分哟！”

儿子从来没吃过妹妹的醋，这是唯一的一次。但说实话，每当我想起那一幕，都有些沾沾自喜，然后忆起逝去近四十年的父亲，感受他为我倒肉松稀饭时，爱在心头的温馨。

糍粑

父亲去世后才三年，家里就失火，母亲和我只好在废墟上搭了个草顶的木板房子。那时我上大同中学夜间部，常在母亲买菜回来时才起床，也可以说被她叫醒。母亲总是先把床边的木板窗用棍子撑起来，再递给我一个糍粑，说：“趁热吃！别硬了。”

那糍粑是她在温州街街口的骑楼下买的，我曾跟去看过，是位白发老头儿在卖。他先在左手放块潮潮的白毛巾，接着打开一个木头箱子，舀出许多糯米饭在毛巾上，压成扁扁一片，再撒些糖和肉松，把半根油条放下去，双手一合，隔着毛巾将糯米团在一起，就成了个糍粑。

我最喜欢一早坐在床上，从母亲手里接过糍粑的感觉。糍粑包在芋头叶子里，拿在手上，凉凉的也热热的；打开叶子，在那翠绿之间，有着半透明如羊脂白玉的软中带脆、咸中带甜的糯米饭团。

近几年回台，又有机会吃到糍粑，只是样子不同了，以前梭形的，现在成为长长一根；绿绿的叶子则换成塑胶膜，只是当我用双手握着，闭上眼睛，咬下去，还能看见草房里的晨光，以及……我死去的亲爱的妈妈。

豆浆

我小时候多半喝牛奶，早期父亲为我买克宁奶粉；父亲死后，母亲从教会领取脱脂奶粉；后来没有了，又有澳大利亚一大包一大包的廉价奶粉。真正开始喝豆浆，是在受训的时候。

早晨总有豆浆、馒头、稀饭、酱瓜和咸鸭蛋，每个人都盯着那切成两半的咸鸭蛋，猜哪一半里的蛋黄比较多。盛稀饭也有讲究，要往深处捞，才稠；至于馒头，如果来不及，可以藏起来，出操饿了的时候偷偷咬两口。

受训时我学到不少——有时候被叫去帮伙夫剥蛋壳，很明显地感觉有些蛋放太久了，蛋清已经脆弱得像烂豆腐。有时上司来巡视，盘中的菜肴能一下子大大改观。出操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常去“营福利社”买鲜奶，全是附近农场的产品，稀如水。但是中午时间较多，如果跑到较远的“团福利社”买正牌的，就浓太多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豆浆，每天早上一小盆放在桌子中间，望下去常能见到盆底的沙。但是有一回排长先吃完，临走，把他们喝剩的豆浆递给我们这一桌。那豆浆只剩不到半小盆，但是多浓啊！浓得不见底。

至今，每回我喝豆浆，不知为什么，都会想起受训时的那盆长官的豆浆。

火腿

一九七八年，我提着两个重重的箱子到了纽约，从来“远庖厨”的我不得不自己料理。笨人有笨方法，我总是盛半锅水，扔下几只鸡腿，等炖烂了，把鸡骨头夹出来，再撒下一把米和盐，隔不久就煮成一锅鸡肉稀饭，连嚼的力气都省了。

但令我最难忘的是早餐，一方面因为晨起的乡愁特浓，一方面因为那早餐的“凉”。我总去超级市场买大块带骨的热火腿，多半是弗吉尼亚州的产品，用厚厚的塑胶袋装着，口上还缠着铁丝。我不放进冰箱，以免冻得太硬。于是晨起，只要拿出火腿，切下一大块，再倒杯牛奶，就能解决半日的民生。

总记得第一年的冬天，我常坐在窗前，一边看凛冽的北风把冰雪和黄叶吹贴在窗玻璃上，一边吃我清冷的早餐。有一阵子我感冒了，想必是滤过性病毒，每天一睁眼就腹痛如绞，往厕所奔，只有坐在热水澡缸里，才能暂时止痛。可是房东供应的热水有限，常放一半，就成为冰水，腹痛就更惨上加惨。

那时候，我早上泻完肚子，必定多吃半块火腿、多喝一杯鲜奶。我自己告诉自己，一个人在外不能病，泻肚子损失了，一定要立刻补回来。我也不断服用从台湾带去的抗生素，那种一头红、一头黑的胶囊，只是三个多礼拜都没好，不得不去看医生，这才知道是肠胃性的病毒，应该尽量吃清淡的东西，绝不能碰火腿和鲜奶。

我总忘不了那个冬天，忘不了一人坐在澡缸里忍着腹痛，忘不了冰凉的火腿和鲜奶。而今，我早餐拒吃这两样东西，尤其是旅行途中，因为我怕寂寞、怕乡愁、怕那段寒冷伤痛的回忆……

不要忘了你的爱

会不会那些对安妮有感动的年轻人，

也像演员、歌星、公众人物的“迷恋者”，

他们注意自己偶像的一举一动，

反而忽略了自己的家人。

“9·21”大地震的第二天，由纽约打电话，问候台湾的朋友。

“大停电，没灯，没冷气，没冰箱，没电视，一家大眼瞪小眼。”朋友在那头先叹气，但是接着又笑了，“不过，有个好处。”

“还有好处？”

“是啊！我发现儿子长高了。”朋友笑道，“没电，只好点蜡烛，儿子拿着蜡烛，我看见墙上好大个黑影，吓一跳：‘天哪！你多高啦！来！跟老子比一比！’这一比，才发现，他快赶上我了。平常坐着吃饭，吃完饭又坐着看电视，没注意他，真没想到，一下子，儿子长高那么多。”

一家人参加旅行团，去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和爱德华王子岛玩。

从纽约坐飞机过去，不到一个钟头。既然距离不远，景观也就跟纽约相差无几，有些码头和住宅区跟我家附近简直没两样。

“早知道，我也办个旅行团了，专带人游览我家附近的老磨坊、渔港和湿地，说不定还能招不少人呢！”旅行结束，我开玩笑地对导游说。

“是啊！”他居然很认真，“你当然可以办，只要你把你家附近的名胜典故背一背，像我一样，到每个地方，为观光客介绍一下，就成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号，纽约的扬基棒球队，打败劲敌亚特兰大的勇士队，以四连胜获得全国冠军。

在曼哈顿，扬基队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成千上万的球迷穿着印有扬基队标志的衣服，脸上涂着五颜六色的油彩，站在路边的车顶上，又跳又叫。

有记者问他们为什么那么兴奋。

“当然兴奋！我们每天看他们赢，好像我们自己赢。”

相反，肯尼迪总统的小儿子，小约翰·肯尼迪驾飞机失事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落下了眼泪。

电视上也播出记者的访问，问大家为什么这么激动。

“因为我们在当年肯尼迪的葬礼上，看见他，才那么小，坚强地举起小手，向他父亲敬礼、告别。”受访者说，“我们看着他长大，他好像我们的家人。我们了解他，关心他，觉得他总在我们身边。”

一个老学生听说我喜欢新派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特别买了一整套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给我。

我好兴奋，带回纽约，太太看见也好高兴。

可是，她每次去图书馆，照样借公家的录像带。又因为急着还，迟了就罚钱，我们总是先看那些借来的。

三年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那套带子摆在书架上，直到有一天，来访的朋友叫起来：“哇，你们有这么一大套！”又喊，“天哪，外面塑料膜还没打开！”

我们才惊讶地发现，自己最爱、想必也最精彩的，居然被遗忘。

电视里播出《安妮的日记》专题节目。

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在一九四二年，十三岁生日时因为得到日记本，开始写日记。

就在那一年，因为德国人四处搜捕犹太人，他们一家和另外四个犹太人，躲藏到一个密室，直到一年多后被逮捕。

安妮和她的妈妈、姐姐都死在集中营，而且尸骨难寻。但是，安妮留下了这本感人肺腑的日记，以五十五种语言，在全球畅销达两千多万本。

节目里也播出了安妮的父亲——他们家在集中营唯一幸存的奥图·弗兰克（oofrank）早年的受访影片。

“说实在话，我很少跟女儿聊天，直到看到她的日记，才了解她。”安妮的父亲说，“而今，却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写信给我，对我说他们被安妮感动。”

多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啊！

父亲要等女儿死了，看她的日记，才了解自己的孩子。但是，相对地，却有那么多“外人”，被他的孩子深深地感动。

只是，我也想，那些被安妮感动的年轻人，会不会也像演员、歌星、公众人物的“迷恋者”，他们注意自己偶像的一举一动，反而忽略了自己的家人。

直到有一天，失散了、分离了、永别了，才有着无限的伤痛。或是直到有一天，像我那台北的朋友，因为停电，没电视看，才注意到自己的孩子。

另一幕清晰的画面浮上脑海——

白晓燕被撕票之后，白冰冰哭红了双眼，对着镜头说：

“我遗憾，我居然在女儿活着的时候，没对她说过‘妈妈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