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躲在厚厚的羽绒服里，陪着一家人，由安克拉治坐汽车、坐火车、坐船，游了一个又一个冰河，去了北美最高的麦金利山，再转往北极圈的费尔班克斯。

十几天的旅行结束，回纽约看医生，才知道是胆囊炎。

“早不犯、晚不犯。”我对医生抱怨，“为什么难得一家人旅行的时候犯了？”

“蛮危险，当时要是破了，就麻烦了。”医生笑，“不过，你不是也玩下来了吗？”

“玩下来了。”我回家对妻说，“一路痛苦地玩下来，为了补偿这次的遗憾，我改天要重走一次。”

转眼，两年过去了。常想到那次的“痛苦之旅”，常把当时拍的照片拿出来看。

每一次“快门”，记忆中似乎都是在疼痛中按下的，摄下了妻子儿女的笑。

妙的是，我居然没有漏过任何精彩的景色，即使在风雪中游冰河的那天，仍然站在甲板上拍下许多很好的画面。

我开始自问：我漏掉了什么？有什么遗憾？我只是少吃几餐美食，少睡了几个大觉。其实什么壮阔的风景，我都没错过。

甚至可以说，因为在痛苦中，那冰河的冷、硬、蓝，变得更悲壮，印象更深刻。

也因为我忍着剧痛，作了牺牲，使我对家人，更多了一种特殊的爱。

想起有一次跟朋友打网球，正巧以前的教练经过，我就问他：“你觉得如何？”

“很烂。”他扮个鬼脸，“很多该接到的都没接到，很多该赢的没赢。”接着对我喊，“但是很精彩！”

“这是什么意思？”我追问。

“有些人的球打得好，双方在底线抽来抽去，好，但是不精彩。”他笑道，“你们两个虽然技术不好，却很拼，所以跑来跑去，很精彩。”

我常回味他的那句话——

打一场很烂，却很精彩的球。

我也常回味那次的阿拉斯加之行，觉得那就是一次很烂却很精彩的旅游。

人生就像这么一场球、一次旅行。

我们可以遭遇很坏、命很苦、表现很差，该赢的都没赢。

但是，在那苦难中，我们也坚持到底，度过几十年的岁月。看着大时代的变迁，看着恋人的来去、子女的成长、世事的繁荣与萧条。

无论甜或苦，我们都走过来了。如果有悔，想想，再来一次，只怕还一样。如果有恨，想想，那恨的人与事，也将随着我们凋零。

我们确实可能打了一场很烂的人生球。

幸亏它很精彩。

回忆中一点也不比别人逊色。

而既有的已经有了，既失的已经失了。在我们阴错阳差中诞生的下一代，已经成行成荫了。

人生啊，就是如此，已经完满！

何必重新来过？

只恨不在同一个世界

古往今来，在情海中、人海中，

许多分离都是如此无奈。

不怪情，也不怨人，

只恨——他们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

接到一个女孩子的信，问我有没有看过美国电影《律政俏佳人》（legally？blonde），说她就像电影里的女主角，被上台大的男朋友甩了。现在她正昏天黑地地k书，非考进台大不可，而且要进她男朋友那个系，在系里跟他拼，然后在那男生回心转意的时候，把“他”甩掉，报一箭之仇。

才看完信，就跟个从美国回来的女学生吃饭，闲聊中提起那部电影。

“我也看过啊！”女学生一笑，“宿舍的同学一起去看的，讲一个女生被男朋友甩，再甩她男朋友的故事。”

“于是那女生报了一箭之仇？”我问。

女学生一怔，笑笑：“怎么说报仇呢？起先男生去东岸念哈佛，女生在西岸，一东一西，根本不在同一个世界，当然会吹。”

“后来女生不是也上哈佛了吗？男生不是也回头了吗？”我又问。

“男生是回头了，可是他不如女生，比女生差多了，女生还没毕业就出庭当律师，那男生却还像个小朋友，他们当然会吹，他们不在同一个世界了。”

儿子初中时，念附近的天主教学校，交了一票朋友，一下课就来家找。

可是上高中，我们经过一番挣扎，送他进了远在曼哈顿的史蒂文森高中，每天单单上、下学搭车就花掉三个钟头。渐渐地，附近的朋友不来找他，他也不再去找那群当年的死党。

“你平常是因为没空，为什么放假也不去找老同学玩玩呢？”我问他。

“他们太不成熟了。”儿子撇撇嘴，“有一天我说去新泽西州的大冒险乐园，他们居然把眼睛瞪得好大，说‘什么？那多远哪！’你说好笑不好笑？”叹口气，“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了。”

少年时去爬山，也遇过这样的情况——

一群爱登山的朋友，由台北近郊的大屯山、观音山和乌来内山开始登，愈爬愈高，终于上了合欢山、大雪山和玉山。

队伍里起初有一对情侣，总是相互照顾，可是当大家愈爬愈高，他们却吹了。

原因是每次攻顶，只要过了一定的高度，那男生就脸色惨白，好几次被紧急抬下山。可是只要下到一定的高度，他又立刻“返魂”，生龙活虎起来。

反倒是那女生一点没有“高山症”，起先她都陪男生留下来，目送大家继续爬，后来男生劝她也去，反正没多久就下来了，她才勉强同意。

到高山是不能多想事的，一方面因为危险，不能分心；一方面因为缺氧，脑袋不灵光。那女生一上山，就好像把男生全忘了。

有一天，从山头下来，一群人满身泥泞汗水地走进休息站，发现等在下面的男生正跟另一个女生喝咖啡。

从那天起，没再看见男生，倒是女生继续爬，而且又交了个可以相互扶持的“山友男朋友”。

“没办法！”女生说，“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了！”

更妙的是我父亲的邻居——

大家都是台北六张犁山上的“阴宅居民”。据管墓园的老张说，就在我父亲坟头上面一排，有两个相邻的墓，起先总有个少妇来哭她早死的丈夫，也有个男人来凭吊他逝去的妻子。

渐渐地，两个人聊起来，一起下山，甚至一起上山。

又过一阵子，两个人都不见了，原来结了婚。

“这有什么办法！这是好事啊！”老张指着那两个坟，咧着没牙嘴用他的胶东腔喊着，“他妈x！谁让你们早死呢？一个阴一个阳，不在同一个世界了嘛！”

参加旅行团到挪威和瑞典去，起先团员彼此都陌生，只跟自己人在一起，渐渐形成小圈子，又渐渐打成一片，一起唱歌、一起逗笑、一起跳方块舞，我的女儿拉小提琴，我秀我的写生，南非的一对夫妻唱他们的国歌，尤其到三个星期行程要结束的那几天，大家更是依依不舍。

“最后的晚餐，”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太太跑来搂着我和妻的肩，感慨地说，“我真不懂，大家这么好，为什么每个旅行团结束之后，却都一下子，全不见了，而且失去联络，这是怎么回事？我真不懂！我真不懂！”她不断地摇头，眼睛里闪着泪光。

问题是，旅行团结束了，虽然交换了地址，我却没收到她的信，几度想提笔写个卡片给她，也终于没那么做。

是啊！为什么旅行团里交的那么好的朋友，一朝分散就多半失去联系？不是说好，大家还要再一起去旅行吗？不是有人讲要写旅行心得寄给彼此吗？不是有人要把照片从网上送给每个人吗？

言犹在耳，为什么全说话不算话？

或许因为旅行太快乐了吧！把俗世的一切全抛在脑后，大家尽情地放松、尽兴地游玩，好像在天堂一般。

只是旅行结束，也就是坠入凡尘的时刻，大家重新面对的是沉重的工作、烦琐的家务和纷乱的人情。于是仿佛饮了忘川之水，忘却了天上的一切。

就像那攀在巅峰的女生，面对的是危险的巉岩和稀薄的氧气，她怎么能够去思索她在山腰喝咖啡的男朋友？

就像那扫墓的“未亡人”和“杖期夫”，冰冷的墓碑，禁得起多少单边的倾诉？

古往今来，在情海中、人海中，许多分离都是如此无奈。不怪情，也不怨人，只恨——

他们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

生命的上升与下落

“你是我的女儿，

但是我竟然没有回信给你，

实在感到深深的愧疚。

收到这封信之后，请给我回信。”

到贵州深山的一所希望小学去，学生们排成两列，摇着小红旗子；穿着苗族服饰的家长，唱着迎客歌，送上一杯又一杯小米酒。村长、校长、老师一一致辞，然后大家在教室前合影。

从头到尾，都有个漂亮的六七岁的娃娃，站在我身边。起初以为是学校特别安排的，后来才发现并没有大人指点，她就亦步亦趋地跟着；直到我上车，都站在人群前面，目送我离开。

“那个小娃娃好漂亮，很奇怪，她一直跟着我。”我一边回头对她挥手，一边对同行的朋友笑道，“说不定如果我叫她跟我回纽约，她也会跳上车呢！”

“当然！”朋友居然斩钉截铁地说。

“当然？”我一怔，看他，“她怎么可能离得开娘？”

“当然离得开！”朋友笑笑，“在贫苦的地方，每个孩子都要争出头，希望走出去。所以盯着你、跟着你，是她的本能。”接着，她数了一串当今在祖国大陆响当当的名字，“他们哪个不是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现在又有几个人知道，他们当年连裤子都没得穿？谁叫他们有本事啊！会钻哪！所以能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