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与催生——雷涛文学演讲录》，明显区别于、散文的欣赏性，而是一种聆听，听一个人说话，说他对文学的见解，说他对发展陕西文学的意见，说他对一些作家和作品的看法，还有对某些泛文化话题的见解，也涉及对正在发生的生活世象直言不讳的点评。我之所以产生聆听式的这种生动感，不单是其中的一些演讲发表时，我本身就是现场的受众之一，重读这些演讲内容，便有一种曾经的映像再现的生动；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演讲文稿的个性化特质，不是素常见惯也听惯了的某些报告或讲话，多是公共话语，不署名便很难辨别是谁讲的。

雷涛的演讲稿能让我感知到明显的个性化特质，直观的首先是演讲的话语，往往是直入话题，切中内里，既有理论阐释，又依事实为据，显示着客观、理性而又科学的语言力度，少有司空见惯的大话套话，便形成生动的个性话语。在我看来，这不单是讲话习惯或者说是讲话风格，更内在的基本因素是对文学创作的理解，既符合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讲话才有一种自信，独成一景的话语风格便是自然的了。十年前在“文学管理体制的创新”座谈会上的录音稿《文学的困惑与催生》，对“十七年”陕西文学和新时期陕西文学的估量，不仅客观亦切中实际，而且从整个中国文学的平台所作的评述是热情却又理性，令人信服。单从这一点来说，对陕西文学准确的把脉和深层的了解、理解，作为一个省的文学事业的领导者来说，难能可贵。

在这篇演讲稿中，对陕西文学面临的问题和形成这些问题的归因分析，也是切中实际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这种大的社会背景里，“出现了文学作品内涵上的‘三多三少’……”对陕西作家队伍群体的不足，即知识构成的缺陷和缺失，观念的陈旧和思维方式的滞后，都是制约作家发生独特体验和艺术创造活力的致命性障碍。由于把脉准确，对进一步发展和繁荣陕西文学所提的思路和举措，是积极而富于创见的，诸如在作家不断强化知识结构的同时，更强调作家要“具备高尚的人格、健康的情感，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在我理解，作家的人格和情感，不单是自身修养的事，而是影响作家生活体验以至生命体验的敏感和体验的质地，这是容易被忽视却不可忽视的至为重要的一点。另，面对开放的中国社会，面对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掀起的汹涌的商潮对各项社会事业的冲击和影响，文学事业和作家的发展不可能循着老路旧规亦步亦趋，雷涛敏锐而清晰地看到创新的使命，及时提出适应性的举措，既切合文学的规律，也是寻找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文学发展的更富活力的途径，新的观念和锐意进取的思维，彰显着一种活力。其中对于文学新人创作发展的举措，由“养”到“签约”的更富激励效应的新机制的创立，是富于创造性的思维，也为后来文学新人的涌现和优秀作品的迭出不穷所体现。

在这部演讲录中，我多处看到他对作家思想的强调，尤其是在培华学院的演讲稿里直言不讳地说：“作品的平庸是作家思想的平庸。”我对此观点不仅信服，而且颇多感触。大约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思想解放最活跃的时期，关于文学创作的各种思潮一波迭过一波，其中有一种不大也不小的言说，作家创作不要政治，也就可以不要思想。无需赘论此说的偏颇，在于早被业已形成的共识所纠正，即作家的思想对于创作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让我感佩的是在那样的思潮里或余波中，雷涛如此清醒，没有丝毫游移。

在这部演讲稿里，我能充分感知一个人对文学事业的热心热情以至倾情，对作家的佳作所生发的由衷的喜悦，可以说溢于言而显于情。在签约作家新闻发布会上的演讲，对于一种更富活力的新的体制开始运作的欣然和自信，不仅让我感知到探索作家协会体制改革的勇气，更让我感受到一种倾情于文学事业的诗性激情。对于一个省的文学事业的领导者来说，这是难得的感情投向；对文学的喜爱到倾情投入，这是区别于一般的文学官员的领导职能的，我之所以说“难得”，之所以看重这一点，就是有感于此。

这种诗性的倾情，也表现在对本省作家有优秀作品问世的诸多事例上，仅说他对吴克敬《状元羊》的令人感动的非常举动。且不赘述他对这部的赞赏之词，令我感动到惊奇的是，他难以抑止的兴奋和欣喜，竟然于三更半夜“急切地拨通了吴克敬的电话（读完是深夜2时），向他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和对作品的最初印象”。对一部佳作达到如此类近狂喜的情态，足以见得倾情。这里似乎不完全属于领导对属下创作的关切，更生动着作家与作家的朋友情谊。再，雷涛对《状元羊》的感受，没有受到别人评说的影响，纯粹属于个人的直感，可见欣赏视角之独特和不俗，并且为《状元羊》后来获得的广泛好评以至荣获鲁迅文学奖所验证……难得在倾情，可贵在倾情。再如，陕西女性作家作品丛书的出版和首届陕西女作家创作研讨会的召开，是他在一次小范围的闲聊中发现的命题，即应该加强对陕西女性作家创作情状的关注和创作成就的张扬，且随之形成切实的举措，也显示着对陕西文学另半边天的倾情。

这种倾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对作家的理解。不仅是对作家创作劳动、创作追求、创作状态的理解，而且体察到作家的生活方式乃至个人的情感世界，他对路遥写作和患病期间的一些细节的钩沉，至今读来仍令我有不由自主的感动。

这部演讲稿，让我充分感知一个人的个性化声音、个性化表述。

一种坦率。没有含糊，没有模棱两可，没有回避，直诉己见，观点和审美意向直接端出，这是我在《文化的认同与存异——在中韩文学交流会上》演讲中的甚为强烈的感知。

一种直白。对王浩然的人生姿态的礼赞，是由衷的，也是直白的。对王浩然的纯洁高尚的精神礼赞，彰显着礼赞者本身的道德崇尚，不见忸怩，不见虚词，直白既是对真知的最好表述，也是个人情怀的坦诚宣示。

一种操守。“最重要的就在做人要以德行为先，这是立身的基础，也是事业有成的先决条件。”演讲者由对葛炎的道德和作风的由衷钦佩，引发出如上至理真话，也是自我立身的基础。于当今颇显纷繁的生活世象里，能发出如此唯一不二的郑重宣示，也令作为读者的我钦佩。

2012年11月12日二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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