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管理学：湘军中有一个潜规则，那就是你在进湘军之前可以一无是处。但你在湘军中锻炼一年后，如果没有进步，没有才能，那你就几乎没有前途。曾国藩也说，人才有大小，而世事也有大小，所以因才施用就非常重要。这是所有管理系统都要接受的定理。用将得当才会用兵得当；用兵得当军队将战无不胜。

天生我才必有用管理效率在提高

在职场失意时，很多人往往痛苦得不能自拔。我们在老板的责骂下潦倒地生活，而工作却不敢有半点马虎。这可能还能让我们维持局面，就怕在苦苦的坚持之后，落得个两手空空。失败中，我们是否扪心自问：“我是个一无是处的庸才吗？”在现实中，人生的成功只有那么几次，其余基本上都是失败。但我们不能说自己无能。因为，每个人都是人才，只是没有将自己的才华表现出来，只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和行业。

曾国藩喜欢因才施用。他自己也是一个被时代所青睐的人物。本来曾国藩是个文人，但后来却带兵打仗。一开始清廷并没有重视他。曾国藩却认为镇压太平军是自己成就功名的好机会。他摇身一变，从一个文人跳到叱咤风云的军事家行列里。不得不说，曾国藩本人就是一个适才而用的典型。他曾对身边人说：“我的一生，除没有做好学问让我失望外，其他都不愧对自己，尤其是在军事方面。”

在祁门险战中，曾国藩再次表现出他的军事家性格：伺机搏杀，视死如归。今天，我们不在战场上战斗，在各种社会领域的竞争中，我们依然需要等待时机，并拥有不怕死的斗争精神。所以我们要具备一定的竞争素质。所谓竞争，就是分出胜负优劣，有胜就有败。胜利者往往是顺势而为肯吃苦的人。我们当坚定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我们只要在一个领域里能出类拔萃就行了，不必遍地开花。

如果你是一个销售精英，那大可以不与别人比管理能力。而一个软件工程师不一定会吹拉弹唱。管理者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根据下属的能力和特长，安排适合的工作给员工。这是一门管理艺术。它不但会使管理系统高效运转，而且会大大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曾国藩能在祁门之战视死如归，是因为他有高度职业化的军官精神，这使他的部下个个献身追随。如果换成其他统帅，他们十有八九会全军覆没。曾国藩的“才”正好适应了当时的“势”，所以他大福大贵，逢凶化吉。今天一个称职的管理者也要这样：打造一个合理的人才队伍，适才而用，再加上勤恳、“不怕死”的精神，一个企业神话就造就了。

勤劳是团队的安身立命之本

曾胡治兵语录：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

在中国人心中，勤劳是一个人最起码的立身之本。中华的传统美德中更是将“勤劳勇敢”放在第一位。个人发展离不开“勤”，一个集体的存在更需要“勤”的精神。大自然赋予我们劳动的能力，我们应该怎么维持这一能力呢？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勤劳”。曾国藩做官时着力塑造民众勤劳的性格；当他带兵时，“勤”更是一个军魂。在任何场面中，曾国藩都没有忘记“军勤则胜，惰则败”的教训。在战争中，湘军之所以会一路胜利，主要是因为曾国藩等领导在“勤”上做得比太平军更精。从战斗力上说，太平军“勤”不过湘军，加上太平军想当然地认为湘军是一群纨绔子弟，使其在战场上迅速失去主动权。

在安庆陷入湘军层层包围之际，太平军方面再也坐不住了。首先，陈玉成野战部队从湖北迅速转调至安徽境内。然后天京方面也倾巢出动，新掌握实权的太平天国二号人物、洪秀全的族弟洪仁轩和林绍璋部队即将在安徽桐城驻扎。1861年5月1日，天京驰来的军队与桐城、庐江一带的吴如孝部会合，等待北方的陈玉成大军前来一起解安庆之围。当时，在安庆北部驻扎着两万太平军，陈玉成一到，他们即发动总攻。

哨兵将太平军的行军路线告知湘军主要战将后，众人开始担心。他们认为这场大规模的决战湘军并没有全胜的把握。但曾国藩却不然，他对敌人的主动进军表现出非常亢奋的神情。当时他还在祁门守险，他不但不抱怨以后会没有后援，还慨叹：“能与敌军展开安庆决战，将是我军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军事会议和同僚的往来中，曾国藩渐渐发现到众将对安庆会战不自信，就是胡林翼也对这场战役没有什么热情。于是曾国藩修书给众将领劝说他们。

他向胡林翼解释：这场战役虽然我们倾巢而出，后援力量薄弱，但我们在战略上已经胜人一筹。虽然我没有十成把握胜利，但也有八成不败的信心。最后他还告诉所有将士：“相信一点，天道酬勤，虽然太平军也勤，但我们胜过他们百倍。”众将士被曾国藩鼓舞之后，心中又燃起必胜的信心来。尤其是曾国荃，他首先站在兄长一边，倾力为安庆会战游说。

曾国藩在自己生死难测的情况下，开始全力指挥安庆会战。为了实现全线胜利和速战速决的目标，曾国藩不顾身家性命，毅然将守卫自己的鲍超大军调往安庆，支援战争。胡林翼方面则调遣成大吉奔赴战场。曾国藩一军孤立在祁门，终日殚精竭虑。一来担心陈玉成大军突然来袭，二是谋划安庆会战的战略部署。一天到晚，他几乎都是在召开军事会议。与此同时，全军的操练时间也拉长，强度更大。曾国藩认为，军队贵在纪律严明，这就能保证全军保持勤廉的作风，这样才会绝处逢生，百战百胜。这一点，在安庆会战中显得格外重要。

在长期的准备和太湖、滁州两次战斗之后，湘军基本上将安庆团团围困。太平军只有水路一道与外界来往。陈玉成从祁门天险经过之后，径直向集贤关奔驰而来。刚刚立足，他便通过水路向城中运粮，然后在菱湖南北两岸修筑了18座营垒。一时之间，安庆城中的危情得到缓解。

在这种情况之下，湘军方面作出快速反应。曾国荃不擅水战，于是他邀请杨载福水军前来，将江面上的运粮小船全部阻截，再次切断了安庆城的粮道。陈玉成见状，在湘军的集中地带——菱湖东岸抢修营垒，试图将菱湖一带湘军水师的航道切断。情势危急，湘军一面向太平军逼近，一面在菱湖东岸修筑营垒。与太平军发生了零星的冲突，双方互有损伤。同时，湘军以飞快的速度完成艰难的筑垒工作。这让太平军大为震撼，就是陈玉成自己也感到：“敌军神速，勤奋精神在我军之上啊！”对峙中，陈玉成不得不重新考虑攻破湘军防御工事的计划。

洪仁轩的军事计划是天京方面军与陈玉成会合后进行安庆保卫战的总攻。当他得知陈玉成大军驻扎在集贤关时，便马不停蹄地前往接应。但是，湘军高层早就看穿了这一图谋。多隆阿部队率领大军在挂车河一带与之展开周旋。为了分散太平军的合力计划，多隆阿日夜备战。全军在身心疲惫的情况下与太平军最精锐部队展开战斗。数场厮杀后，多隆阿成功地将洪仁轩、林绍璋大军阻截在安庆北面的小圈子里。

陈玉成心急如焚，他决定配合安庆城内守军，在集贤关附近夹击曾国荃大军。面对前后两面的夹击，曾国荃日夜挖掘战壕。根据曾国藩的想法，湘军攻打安庆必然旷日持久。他要求曾国荃在安庆城外挖两条壕沟，一条攻打城池，一条抵御外来援军。曾国荃彻底贯彻了这个思想。还没有等陈玉成大军开始夹击，曾国荃部就白天充当战士，晚上充任民工，在战场上掘了两条坚固的战壕。这次陈玉成怎么也没有想到，本来是能轻易取胜的夹击战，竟然被湘军首尾相顾的奇特战壕战术打得狼狈不堪。

久攻不下，陈玉成只得放弃夹击战，转而向集贤关外撤退。鲍超得到消息后，心中雀跃，暂时放弃了援助前线的计划。但陈玉成是个老狐狸，他不会轻易退兵，这次湘军高层分析得有点失当。因为陈玉成在关外休整三天后，再次入关，对曾国荃所部发动猛烈攻击。虽然没有援兵，但陈玉成依然没有攻破曾国荃固若金汤的双重壕墙。激战之间，胡林翼又日夜修书，一天发了六封军书，令鲍超、多隆阿和成大吉三军前往支援。

陈玉成看到援兵已到大桥头，自感无力招架，于是留下守关将士，自己率大军向桐城方向撤退，打算与洪仁轩、林绍璋等再谋破敌计划。此时，陈玉成又派他的“第一恩师”刘玱琳在他进驻桐城后与鲍超军展开战斗。鲍超军虽然略显疲态，但战斗力却丝毫没有降低。鲍超本人就是一个勤恳勇敢的将领，士兵当然个个强硬。刘玱琳连连败退。

1861年5月23日，陈玉成与洪仁轩、林绍璋、黄文金以及部分捻军将领商定，分三路进攻挂车河一带的湘军，企图在陆地上撕开一道口子。但军机泄露，多隆阿从一个战俘口中得到了这个准确消息。很快，湘军即制订了迎战太平军的作战计划。第二天激战开始，多隆阿分五路迎战。等太平军进入埋伏圈后，多隆阿的军队四面围攻而来，敌人身后的营垒被烧得火光冲天。陈玉成顿时乱了手脚。仓促之间，太平军狼狈地奔回桐城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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