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有多少报了，不得而知。相信十之八九有副刊，或辟一个版面，或周末加页。

中国的报又是有“中国特色”的，副刊既自行地打出“副”字招牌，意味着是公开的声明—区别于“正”版，甚而有点儿与“正”保持礼貌距离的觉悟姿态。

所谓“正版”当然有可能成头版了。除非特别的，代表官方消息的报道，副刊内容上不了头版。岂止上不了头版，也是很难插足于二版三版……所以，副刊的“身份”一向是末版。不论一份报有几页，它几乎只能在末版。或自成一个单元，以增刊的“身份”面世。这“增”字，亦有“赠”的意思，似乎白给。

我曾问过几位国外的朋友—他们国家的报，有没有“副刊”

一说。

回答没有。据言在他们的国家里，什么内容上头版，仅取决于报人观念中的新闻价值。比如英王室若爆出绯闻甚或丑闻，日本皇太妃是否怀孕，往往也是头版头条新闻。

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不可理解，定会认为媒体发昏。

各国有各国的国情，以及媒体受众习惯了或还不习惯的认同心理。“别人家”的事儿我们不必妄评。

但外国朋友们又告诉，他们国家华人办的华报，也有副刊这一“媒体”亚种。进言之，认为中国文字表意性丰富，中国人运用中国文字的技巧性也很高，是值得他们虚心学习的。

而在我的记忆里，“文革”前国内某些报便有副刊；据前辈人讲和书中记载，三四十年代某些报便有，可能还要早些。事实乃是，—些姓名彪炳史册的文学大家、思想家、学者教授，都曾在副刊上发表过美文、见解、、散文和诗。

“文革”前国内某些报的副刊，又叫“文学副刊”。倘一份报从头版到末版内容皆严肃，读报人读下来，心里就难免会感到累，所以需要文学性的文字缓解。读报人的心理不能承受没有“文学副刊”之重。以文学性文字体恤读报人，是人类社会有了报不久便无师自通的办报经验。翻翻西方文学史亦会发现，不少大师们的名作曾在报上发表过。

文学曾是中外许多报的味素。

即使中国，即使在“文革”中，办报的这一条经验也没中止过。我是“知青”时，曾在《兵团战士报》的“文学副刊”上发表过习作，曾在《黑河日报》上发过散文。否则我无幸踏入复旦大学的校门。当年和其他知青中的文学习作者共同有过的一个野心，便是渴望在《黑龙江日报》的“文学副刊”上发表点什么，哪怕是一首小诗。这野心当年落空。

“文革”结束，各报副刊基本上还叫“文学副刊”，不这么叫的，其实也在以文学性的文字撑住副刊的版面。《伤痕》、《哥德巴赫猜想》等当年人人口传的作品，便首发在报的副刊上。许多久违了的老作家的名字，纷纷与他们的作品同时在报的副刊上亮相。记得张洁曾在当年《中国青年报》的副刊上发表过《看谁生活得更美好》。我也曾发表《鹿哨》和《看自行车的年轻人》。还曾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两篇仅二千余字的“小”。

几年后，中国电影复苏了，戏剧复苏了，出版业复苏了；又过了几年，电视机进入了家庭，电视节目渐渐繁荣了，电视剧产生了；于是，相应的评论活跃了—文学开始识趣地向文学期刊和出版业转移，副刊的内容也不再是“文学”二字所能标志的。

许多报的副刊，悄悄地更改了一个字，不叫“文学副刊”，而兼容广泛地叫“文艺副刊”了……

现在，许多报的副刊，进而又更改了一个字，叫“文化副刊”或“文化版”了。

因为“文艺”的种类“爆炸”了，“文艺”的现象无法用“文艺”二字概括了。比如时装表演，比如辩论大赛，比如中国人从前闻所未闻的行为艺术，比如电视中的某些话题节目，比如文字形式的时尚讨论等等。

我们不但处在一个“文艺”种类“爆炸”的时代，而且处在一个文化新现象层出不穷的时代—许多报的副刊张开双臂，企图将一切与政治、与经济、与体制和民主进程、与教育和科技发展，总之一句话，凡是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发生抵牾的内容，全都环抱在“文化副刊”的怀里。

因而报的副刊空前热闹起来了，有时相当热闹，特别热闹。

除了一些行业报不能不按宗旨体现行业的内容特点，除了副刊，中国各报其他版面的面孔，其实差别极小。

倘有非文化范围的大事件发生，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各报争先恐后，直至将那大事件尾声里的最后一点点新闻“油水”嘬尽再“吐”到报上为止。此时受众很像将嘴张得大大的小鸟，专等鸟妈妈的新闻哺喂……这样的日子里，副刊其实怪尴尬的。因为报道那些大事件的优先权，甚或“新闻特权”，基本上不关照给副刊。想抢都挨不上边儿。使出浑身解数挤将上去，也只不过能拾人牙慧。在这样的日子里，副刊是相当寂寞的，形貌黯淡。

但中国和世界并不每天都发生大事件。总的来说，平安无事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在常态的日子里，特别在中国，副刊便本能地活跃。内容仅仅涉及文化，所“享受”的话语自由、理念自由、思想自由相对宽松，几乎人人都可在此自由度中表现自己，表演自己。只要谁热衷于那样，乐于那样，那样而不厌烦。中国不乏热衷于那样的人，也有许多厌烦那样的人。热衷于那样的人，副刊鼓掌欢迎；厌烦那样的人，副刊强拉入“瓮”。有时副刊也使小小计谋，推热衷于那样的人和厌烦那样的人双方遭遇在副刊上。若击出电光火花，那么正中副刊下怀。引发一场势不可免或无谓笔战，硝烟弥漫，就更好。寂寞的受众正期待着这个—尽管这一点并不一定是事实，副刊却往往一厢情愿地如此认为。煞费苦心，为了订数……

80年代初，贵州有位优秀作家叫何士光，他曾写过一篇出色的短篇《乡场上》。那是迄今为止，获全国优秀短篇奖的中最短的一篇。贵州有叫“乡场”的地方。山西、陕西似乎也有类似地方。“乡场”不过就是一块平地。乡人们傍晚在那儿聊天，交流“信息”，以及对大事小事的看法。这是男女老少都可以聚的地方。“言论自由”的地方。端着饭碗，赤着上身，趿着鞋去也不打紧。乡人不议国政。在这方面他们教训深刻，心有余悸。谨慎而又多疑。他们只言家长里短，人际是非，间以插科打诨，流言蜚语。故“乡场”上，是不必贴“勿谈国事”的。“乡场”上的自由，接近着彻底的“言论自由”。“乡场”上的“言论自由”，其实又起着宣泄场所的作用。如同英国的“海德公园”。它虽不有利于团结，却分明地有利于安定。

副刊有点像报的“乡场”。

对于中国，就目前而论，积极作用远大于负面影响。

副刊由文学的而文艺的而文化的，“领地”一拓再拓，于发展着的前景中，是否也丢失了或曰流失了什么呢？

一、某些报的某些副刊，渐渐流失了文化的气质。

文化副刊，当然总要多少有些文化气质。受众览阅副刊，正是冲着“文化”二字的。近年情况有变，副刊每将“文化”这个“界”中鸡零狗碎之事，居心叵测地当成“文化”兜售给受众。而某些受众在此过程中，亦难免养成偏瘾，且将“山嘟噜”（一种水果的俗称）当葡萄，接受方面反而离文化越远，被误导向文化的垃圾。文化自然也是有排出物的。文化的排出物有时比文化本身有卖点。故某些副刊包装文化排出物后全力兜售的热忱，高过于营造副刊本身文化气质的热忱。

我在某大学与学生对话时，有条子递于我手，上面写着：“讲点儿有意思的！听着来劲儿的！我们不知道的！”

我读了那条子后问：“那是些什么事儿呢？”

一学生台下高叫：“就是你们文坛的那些事呀！”

我说：“大家爱好的是文学，对不？文学之事和文坛之事，往往不能同日而语。特别感兴趣于文坛之事，与特别感兴趣于文学之事，往往也是两类不同的青年啊！”

外国和外国电影中，每有这样的话—“那个专读小报末版的家伙！”

文化副刊的内容，倘与外国的“报纸末版”的内容相似，前途也就可悲了。

归根到底，文化副刊有没有点儿文化气质，和文化副刊的报人是有种种关系的。

二、某些报的某些副刊，文化品格扭曲。

捧同党、同类、亲爱者、铁哥们儿，不吝香水，左喷右喷；倘与人有无名私怨，则在自己把持的版面，大泼墨汁，诽谤诬蔑，肆意攻击，并堂而皇之地打出“批评”的旗号。更有甚者，自己化了名，亲笔“讨伐”，隐身版后，并在自己把持的版上大造声势，意在灭绝似的，显出恨恨的咬牙切齿的样子，计逞志得偷着乐。若遭指斥，则以“批评”为盾，此辈我将在日后点出几个，让人认清他们是些怎样的心理阴暗的人。

我在某大学与学生们对话时，还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条子递到手中，其上写着辱骂话语。我也将那条子念了，台下一片肃静。接着有学生站起，眼泪汪汪地说：“那个坐在阴暗角落的家伙绝不能代表我们，我们的心理不是这样的！那家伙也侮辱了我们！……”我当然从字迹，从那半页稿纸看出，非是学生身份的人。此辈若有朝一日把持了版面，会怎么干可想而知。

这样的一件事，有人的心为那学生所动；有人因那些辱骂的话语而亢奋不已；有人似乎目光最“锐”，看出了台上那小子的镇定自若是“作秀”……在“新闻自由”下，体现于副刊上的内容将多么不同……

副刊的眼其实就是副刊报人的眼。

利用自己把持的版面攻击他人和以权谋私是同样可耻可鄙的勾当。此辈不多，但能量颇大。而且，往往善于呼朋引类，同仇敌忾，党同伐异，哥们儿姐们儿齐上阵……

三四两点不妨一齐动问。

三、文化副刊还要不要有点儿文化的庄重性？

四、文化副刊还要不要体现点儿传播和载负文化的美感特征？

文化的广告非文化本身。文化的评论也只不过是为文化作的艺术赏析。看电影得去影院；看剧得去剧场；读书得买书借书；听现场音乐得留意于音乐会的消息……这都是自不待言的。

文化副刊除了广告和消息，除了来劲地喷香水儿和发狠地泼墨汁，除了讨论和批评，自身是否还有别的作为余地？

帕格尼尼死了，海涅也死了，我们今人再也不能领略帕格尼尼这位从前的琴魔型大师的演奏了。但海涅当年领略了，而且为我们留下了他的散文名篇《帕格尼尼》。

海涅相当客观地记录下了他坐在观众席间的感受。他写出了帕格尼尼高超的演奏怎样紧紧抓住了听众的灵魂；也写出了帕格尼尼出场、退场、谢幕时的矫揉造作。

这里要指出的不仅是海涅的客观。说到底他的客观依然是他的主观。

而是要强调他那篇散文本身的美感。

据我所知，它也是首发在报上的。虽然未必是什么“副刊”。

海涅和帕格尼尼都活着的时代，关于帕格尼尼的报道不计其数。如今留下的，仅仅是海涅的一篇。恐怕不完全由于海涅的知名度，也还确实由于他那篇散文不失为写真一位艺术家的美文吧？

谁能使没去音乐厅听某一场高水平音乐会的人，从文化副刊上间接地获得一点点欣赏？谁曾用优美的文字记录一场优美的舞蹈演出？

文化种种，间接体现在文化副刊上要靠文字。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文化副刊的文字渐失文化版的庄重和美感，而越来越倾向于文字噱头，文字的油嘴滑舌，文字的轻佻挑逗？……

为什么不少善待文化的人却对着某些文化副刊背转身去？

为什么行文粗鄙甚至为人不端的人，反而得以在某些文化副刊—这高品格的领地上大显身手？

制造卖点是长久之计还是饮鸩止渴？

根据什么判定受众并不渴望文化副刊的庄重和美感？

文化副刊在这方面真的竭诚地为受众做出过努力吗？

每年推出几版试一试如何？

倘文化副刊一年中有数篇文字获得受众的喜爱，无论那是、散文、诗，或评论、综述、报道、采访—岂不意味着副刊美好的收获吗？

据我推测，受众对某些副刊已然滋生心间的逆反，最长再忍耐二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