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高大但骨肉疏松的渤海民工团“钢铁第三连”指导员命令两个青年夫子把父亲捆在一棵大桑树上。这是1948年初冬，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天亮后，父亲看到桑树被饥饿的人们剥成了几乎裸体。两个青年夫子一个叫刘长水，另一个叫田生谷，都是高密东北乡人，父亲看着他们眼熟，但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们两人对余豆官这个土匪种却很熟悉。父亲虽然比不上爷爷大名赫赫，但也算得上东北乡的传奇人物。听到指导员的命令后，两个夫子脸上在黎明前的晦色里露出了一些朦胧的难色，手下的事儿干得不太迅速。指导员拍着盒子枪的木匣，哑着嗓子训斥他们：“磨蹭什么？动老乡观念了？快捆，捆结实！”

指导员说话带着浓重的莱阳、海阳口音，他身体有病，哈着腰，经常咳嗽、吐痰。父亲在晨光中发现了他牙齿的闪光。

两个民夫一左一右紧着绳子，把父亲的身体与桑树捆在一起。他狡猾地鼓足着力气，抵抗着绳索的侵入，为的是松气时绳子松弛些。清冷的空气使绳索僵硬，索上的细刺像针尖一样刺激着他的皮肤，他感觉到自己的皮肤热度很高，头眩晕，鼻子胀得厉害。捆绑完毕，两个夫子退到一边去。指导员不信任地斜了他们一眼，走上前来，检查捆绑的质量。父亲赶忙挺胸鼓腹，让绳与肉紧密咬合。指导员用残手上的两个相依为命的指头往绳与肉之间插，插得父亲肋骨奇痛。插不进去，说明捆得紧，绑得牢，捆绑质量很高。他满意地对两个青年夫子哼了一声。他恨恨地对父亲说：“小王八羔子，看你还怎么跑！”父亲听到指导员说话时肺里有重浊的杂音，还嗅到了他牙龈发炎的味道，父亲心里升腾起蒙骗得逞的愉快，只要一松气，绳子与肉皮之间就有了间隙。

天有些白亮了，离桑树一百米的民夫连宿营地里，传来毛驴厮咬的声音，寒气逼人，驴声显得暖烘烘热乎乎，驴声里有驴的胃里泛上来的草料味道。一个黑瘦的人从那边过来。父亲认出了他是连长，看到了他披着的那领日本鬼子军大衣。

“抓回来了？”连长问。

“抓回来了，”指导员说，“这兔崽子，腿下好生利索，要不是我打瘸了他的腿，非跑了不可！”

父亲突然又感觉到腿肚子枪伤的疼痛，不是指导员提起这痛疼不明显，他庆幸子弹未伤着腿骨，暄肉伤，好得快，伤了骨头可就毁了。

连长凑上来漆黑发亮的生铁脸，用两只细细的冷眼盯着父亲看一阵，然后，猛挥起钢硬的巴掌，扇了父亲的鼻子。“混蛋！”父亲鼻子一阵酸麻，刚想呜呼叫喊，就感到四股热乎乎的液体在脸上流，两道泪水，两道鼻血。他无法擦拭脸膛，心里憋闷，便呸呸地啐着嘴里的咸滋味，骂道：“你妈的连长！共产党还打人？”

连长又挥掌在父亲的鼻梁上加了一下工，回骂道：“共产党不打好人！”

父亲知道斗嘴不是好法子，除了落得皮肉受苦外，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于是便闭了嘴巴，低下了头。

连长劝指导员回营地休息一会儿，并命令两位青年夫子严格看守父亲。刘、田二位各肩着一杆解放军正规部队淘汰下来的老汉阳步枪，诺诺地答复着连长的命令。连长和指导员一高一低向宿营地走去，指导员咳得很厉害，他是正规军的一等功臣，因病转到地方。刘与田披着破棉袄，黑色牛皮腰带上插着一颗木柄手榴弹。太阳在东边烧起一团火，照得荒凉颓败的村庄里的断壁残垣、朽木枯株和干萎的蒿草，草茎上结着白霜。刘、田二位眉上有霜，他们的黑脸膛遭到太阳光照，黑红黑红，犹如怪异的葵花。一股乳白色的热气从他们的嘴巴里喷出来，已经是农历的九月底，秋天结束了，父亲心里一片凄凉。刘长水打了一个哈欠，身体有些晃荡。他对父亲说：“余豆官，都说你是个生死不惧的好汉，跑什么？民夫连死人的机会不多呀！”

父亲白了他一眼，没说话，他的心里很不愉快，被人曲解为怕死鬼，是莫大的耻辱，但他没有辩解。

田生谷说：“你这小子，害得我们一夜没得安生。你跑什么？不知道队伍等着吃粮？待会儿怕要枪毙你了，有什么要往家里捎的话，跟我们说说吧，孬好是乡亲。”

父亲说：“你给我把脸上的血擦擦，别让我这样鼻眼不清地挨枪崩。”

田生谷跟刘长水交换了眼神，疑虑重重地说：“余豆官，你不会趁着我给你擦鼻血时机咬掉我的手指头吧？”

父亲忍不住笑起来，他自然不知道脸上的笑容怪模怪样，令两个年轻夫子胆寒。他们互相推托着，谁也不敢冒风险。父亲愤怒地说：“别他娘的推托了，不用你们擦了！”

田生谷怔怔，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支支吾吾地说：“豆官，不是我不给你擦，是你太厉害，村里人都说你在日本用牙咬死了一头狗熊，看看你，一口那么结实的钢牙。”

父亲说：“别啰嗦了，我不用你擦了。”

田生谷从破棉袄的洞眼掏出了一团肮脏的棉花，小心翼翼地靠近父亲，马马虎虎地揩了他脸上的血，又掏出一小团棉花，撕成二份，搓成两个小球，堵住了他两个流血的鼻孔。

这一堵使父亲本来就发胀的鼻腔更胀得厉害，他嘟嘟哝哝地说：“你想憋死我吗？快把棉花拿掉！”

田生谷说：“老余，我好心被你当成驴肝肺，堵着怕你流血哩。”

父亲说：“我血多，流不光，你快点弄掉吧，憋得我脑袋瓜子都发晕了。”

田生谷把棉花球儿从父亲的鼻孔里掏出来，厌恶地扔在地上。地上已经十分明亮，一粒黄铜弹壳儿闪烁着柔和的光辉。刘长水打了一个喷嚏，然后用明晃晃的袄袖子擦了擦嘴巴，说：“老余，你还记得与你一起在大洼里打狗的德治吗？他是我小叔叔。”

父亲打起精神，观察着刘长水瘦巴巴的脸，努力从沉沦的记忆里寻找着少年时英雄伙伴的面孔，他的脑子里浮现出那个初冬阴霾的天空，天空下翻滚的潮湿烟云，烟云笼罩着的高粱地，墨水河低沉的呜咽，尖利的东风，疯狗的咆哮与喘息，手榴弹的清脆爆炸声，一一在他的耳畔轰鸣。腐臭尸首的味道、乌鸦粪便的味道、硝烟火药的味道、“二百二”药水的味道，伴随着声音和图像，通通涌上他的心头。在这纷沓的诸多感觉中，终于缓缓地涌出了那个黄脸皮、黄眼珠的瘦长少年的形象。他是为掩护父亲和母亲冲入狗阵拉响了两颗手榴弹与一群疯狗同归于尽的，那猛烈的爆炸声和淡薄的硝烟以及缓缓飞起的人与狗的破碎尸首合成一股力量，猛烈一击，使父亲心脏紧缩，随即下体一阵难以名状的剧烈痛楚，那只残存的、非常发达的“雀蛋儿”紧紧地缩上来。以后的岁月里，每当他思念倩儿——我的母亲时，就要爆发这种痛楚。

父亲感激地望着民夫刘长水的脸，呢呢喃喃地说：“德治是你的小叔叔？你那会儿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刘长水低沉的回答淹没在嘈杂的人声里，一百米外的宿营地在红太阳下乱糟糟地动起来，数百名民夫从车子底下、从用破油布搭起的遮霜棚下钻出来，连长挺着胸脯，亮着眼睛，吹一只铁皮哨子，尖厉的哨音从数百个身体发出的交响里高高地拔出来，像海鸥在海浪上鸣叫。几十头毛驴也莫名其妙地亢奋起来，它们婉转多曲折的叫声把哨音彻底淹没了。

父亲充当民夫一个多月，第一次脱离了连队，成为一名狼狈的旁观者。他看着繁忙的人们，心里浮起一种酸溜溜的感情。民夫们有的整理车辆，有的去街边的水井打水。父亲看到刚出井的水冒着稀薄的热气，口渴的驴对着水桶喷响鼻。后来炊烟升起了，连长吹哨子集合起二百名民夫，让他们排着队，走到父亲面前来。刘长水小声对父亲说：“伙计，你的死期到了。”

父亲亲切地注视着迎着朝阳走过不定期的民夫连，丝毫也没感觉到恐惧。他坚信死神降临之前，总会有些特殊的感觉，但现在什么感觉也没有，一切正常。他用挑剔的目光看着逼近的队伍，嘲笑着他们凌乱不齐的步伐和庄稼人的各式怪模怪样的步态。尽管受过正规训练的指导员哑着嗓子喊口号，但民夫们的脚照样各迈各的，不踏点上。队伍行进到离大桑树五步远时，指导员喊了“立定”的口令，队伍却立不定，好像惯性难收，一群熟悉的面孔凑上来。父亲不愿意看他们，便放远了目光。宿营地那儿还留下几个人，有持枪站岗的，有埋锅造饭的，有打水饮驴的，荒草几乎淹没了街道，村子里的人好像死光了。

指导员大声说：“同志们，我们民夫连虽然不是正规部队，但也和正规部队差不多，现在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了，前线部队需要粮食，我们大家都努力前进，争取立功。但是，十个指头不齐，一粒耗子屎坏一锅粥，余豆官昨夜开小差，妄图逃跑，被我们抓回来了！我们是受过军区首长表扬的支前模范连，是渤海民工团的光荣，在我们的连队里，能容忍这样的怕死鬼软骨头吗？”

指导员等待着民夫们的怒吼，民夫们却紧紧地闭着嘴，没有一个人吭气。他继续进行宣传鼓动，想煽起人们对贪生怕死者的愤怒，便不惜把各种侮辱性的名词扣到父亲的头上。

民夫们依然不吭气。

连长沉不住气了，高叫道：“你们说，像这样的逃兵该不该枪毙？”

民夫们低垂着头，谁也不吱声。

父亲被指导员骂得十分窝火，便昂起头，大声说：“他妈的痨病鬼子，别嗷嗷了，要砍就砍，要毙就毙，余豆官要是装了孬熊，草鸡了，就不是余占鳌的儿子！”

连长说：“好小子，倒嘴硬起来了，既然连死都不怕，为何临阵当逃兵。”

父亲说：“我没有当逃兵。”

指导员说：“没当逃兵蹿出了十几里，不是追得快，你这会儿到临沂了。”

父亲说：“我有夜游症。”

连长笑起来，说：“小子，倒挺会找借口。夜游的方向还挺准确，你怎么不往南游呢？”

父亲说：“你们放了我，今天夜里我就往南游。”

指导员说：“没那么容易。”

父亲叹了一口气说：“随你们便吧，反正我不怕死。”

指导员从队伍中把父亲的搭档王生金拽出来，让他作证。王生金是个结结实实的中年人，与父亲共同负责一匹黑叫驴，一辆载着六百斤小米的木轮车。指导员问：“王生金，你来证明，余豆官有没有夜游症？”

王生金低着头，父亲看不到他的脸，单看到他那两只通红的大耳朵和他头顶上乱蓬蓬的花白头发。

指导员推了王生金一把，说：“说话呀，你聋了还是哑了？”

王生金的身体晃了一下，那只头垂得更低，两片耳朵更红。

连长骂道：“混蛋，你不说话连你也毙了！”连长的脚伴随着骂声踢到王生金的屁股上，王的身体往前一扑，趴在了地上。连长揪着他的袄领子把他提拎起来，他仍然把下巴紧紧地抵在胸脯上。连长用屈起的膝盖顶了一下他的尾骨，他的肚腹往前一耸，一串小孩子般的尖细哭声从这个四四方方的大汉子喉咙里断断续续挤出来。

指导员生气地说：“你还有脸哭，没打你没骂你，哭什么？”

父亲说：“行了，痨病鬼子，别糟蹋老实人啦，要毙就毙了我吧，别让乡亲们站在这儿遭罪。”

“你倒仗义起来了，”指导员咳嗽着说，“我们不能枪毙一个有夜游症的民夫，也不能不枪毙一个谎称夜游实想逃跑的坏蛋！”

不知不觉中天色更加明亮了，村子里棵棵没皮的树在各自的位置上可怜巴巴地闪着白光，野灶里火色金黄，一个民夫正把一口袋暗红的高粱米倒进沸水翻滚的铁锅里，一定是溅起的沸水烫了他的脸，父亲远距离地看到他脸上的怪模样，忍不住笑了。一群瓦蓝羽毛的乌鸦大着胆子在宿营地上杂乱飞一阵，一窝蜂抢下，落在运载军粮的车上，坚硬的嘴啄击米袋，担任护卫的民夫轰赶不迭，乌鸦聒噪成一片乌云。父亲说：“快去打乌鸦呀，你们手中的枪是干什么吃的？”

连长和指导员向前跑几步，掏出匣枪，呼喊着：“闪开闪开，别误伤了你们！”

守护粮草的民夫听到喊叫，慌忙避到一边卧倒在地。连长和指导员又往前冲了几步，便跪在地上开了火。清脆的枪声使父亲精神抖擞，血液循环加快。他看到亮晶晶的弹壳翻着筋斗在空中飞行。乌鸦们惊飞起来，有一只似乎受了伤，在地上打扑棱。群鸦哇哇怪叫，一头黑驴跌倒了。有人喊：“坏了，死驴了！”队伍一哄而散，跑向宿营地，想看看是谁的驴遭了枪子儿，连奉命看守父亲的刘长水、田生谷也忘了使命，提着大枪跟着人群跑走。趁着这机会，父亲用力收束身体，挣脱一支胳膊，然后挣脱出整个身体。他自由地站在树下，看着可怜的桑树，肚里涌起饿的浪潮。腿上的伤口结了个血疙痂，一动又开了裂，渗出血。他挽起裤腿，抓了一把浮土，按在伤口上。宿营地里，传来王生金那特有的婴孩哭声，父亲猜到，是他与王共同管理使用的那匹黑叫驴被打死了。他仿佛闻到了驴肉的香味，便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父亲分拨着民夫的肩膀，喊叫着：“闪开，闪开，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他的双手铁钳般有力，遭捏的肩膀都赶紧缩到一边去。他看到黑叫驴头颅上中了一弹，虽然四蹄还在打鼓点，但头上已流了半斗血，注定是不中用了。王生金手摸着驴肚皮哭叫：“我的驴——我的驴——”

父亲弯腰抓着王生金的肩膀，把他扶起并安慰道：“老王，别哭了，死了好，死了吃驴肉，你忘了人说‘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吗！”

王生金抓了父亲一把，骂道：“都是你出的坏主意，让连长指导员开枪打乌鸦，乌鸦没打死，倒把俺的黑驴打死了！”

连长和指导员突然醒过来似的，用枪指住了父亲，两个人一齐喊：“不许动，动一动就毙了你！”

父亲说：“你们毙了我干什么，怨你们枪法不好，怨我吗？”他尖锐地批评连长和指导员的射击技术，好像一位班长批评两个战士。他说指导员右手有残。用左手射击，打不准有情可原，可你连长双手不缺一个指头，竟然指鸦打驴。怎么回事？你们笑什么？原来连长左手有一个骈指。十一根手指打枪不准，还好意思骂我，看我给你表演一下，他说着话就把连长手里的枪拿过来，动作随便自然，没有半点矫揉造作，连长没有丝毫不愿意的表示，众人也没感到有什么别扭的地方，父亲拉开连长的枪膛，对着阳光看了看，又摸了摸枪口，不屑一顾地说：“老掉牙的货，扔到街上也没人捡，当年我爹那只德国镜面儿，那是啥成色，一勾机嘎嘎地叫，小公鸡一个样儿，那才叫枪！”他说着，又把指导员的枪一把夺过来，指导员怪叫一声，一阵剧烈的咳嗽使他弯下腰。

指导员吐出一口血，焦黄着脸挺直腰板，愤怒地看着父亲。父亲一手提一只盒子炮，吃狗肉长大的身体挺拔修长，犹如一棵黑松树。疤痕累累、结结实实的脸上挂着小流氓一样的傲慢笑容。指导员咬牙切齿地说：“狗杂种，把枪还给我！”

“还给你？”父亲狡猾地笑着说：“还给你干什么，让你枪毙我？”

连长仿佛从梦中醒来，黑脸吓得煞白，双手上的指头打哆嗦，左手大拇指后那根红红的小骈指抖得尤其厉害。

父亲抬臂开了两枪，左手一枪，右手一枪，空中有一只乌鸦中弹落了地。他说：“连长，你这支破枪的确不拿准了。”他拿枪的姿势老练极了，谁要想空手夺枪，大概只有吃枪子的份儿。连长可怜巴巴地说：“余豆官，我们不枪毙你了，把枪还给我们吧！”

父亲说：“我才不上你的当呢，前边我给你枪，后边你就把我给毙了。”

连长说：“决不，我对天发誓。”

“你甭发誓，发誓我也不信。”父亲说。

指导员严厉地说：“余豆官，你太猖狂了！”

父亲说：“指导员，你有病，别气坏了。”

指导员又咳出一嘴血。

连长说：“豆官，我们谈判一下，你把枪还给我们，我们放你回家。”

父亲说：“不不不，我还想把这车军粮给解放军送去呢。马上就到徐州了，我十里路走了九里半，跑回去落个临阵逃脱多不光彩？”

连长说：“人有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再好也不过了，可枪要还我们，否则情况来了怎么办？”

父亲说：“枪我替你们背着，没有情况要枪也没用，有了情况你们有枪也不会用，还是我背着保险。”

连长还要说，被父亲喝住了：“连长，你再啰嗦我可要背着枪走了。”

连长望了一眼指导员，无可奈何地说：“那就依你吧，不过男子汉说话要给话做主，你要完成任务。”

父亲说：“放心吧连长，我说不跑就不跑。”

王生金还跪在地上摸弄着驴肚子淌眼泪，连长不耐烦地说：“别哭了，不就是一头驴吗？”

王生金泪眼婆娑地说：“连长哇，俺家里拉犁推磨可就仗着这头驴啊！”

连长说：“知道知道，我也不是故意打死它，还不是为了护军粮？要是国民党打回来，你们的地都要还给财主，有驴也没用是不？这么大的人民战争，谁家也得牺牲点子利益是不？”

王生金不流泪了，但依然哭丧着脸。父亲把两只盒子炮插在腰里，对连长说：“伙计，我看你这个连长不称职，干脆我替你当了，指导员病得厉害，也别管事了。”

连长说：“不行不行，我们是县委任命的干部，怎能随便让给你！”

指导员气得再一次口吐鲜血，他举着一支胳膊说：“你……太放肆了……”话没说完，就晕了过去。

父亲拍拍腰间的枪，大声说：“弟兄们，现在我就是连长兼指导员啦，没本事的给有本事的腾地方，从古到今都一样。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天一天冷似一天，弟兄们听我指挥，快马加鞭往前赶，完成了任务回家过年，你们拥护不拥护？”

民夫们看看晕倒在地的指导员和气急败坏的连长，个个脸上都是六神无主的表情。

父亲说：“别怕他们，他们腰上不挎盒子炮，连个民夫也不如，我可是双盒子！”

刘长水和田生谷等十几个持枪的骨干分子简单交谈了几句，定下了主意，刘说：“豆官，说一千道一万，能早一天把军粮送上前线就是好汉，就是共产党的好民兵，我们暂时拥护你吧。”

民夫们见带枪骨干表了态，便纷纷说：“我们也拥护你，早完成任务早回家。”

父亲高兴地跳起来，他发布命令一连串：把被乌鸦啄破的米口袋补好，不许漏掉一粒米。把王生金车上的米袋卸下，匀到其他的车上。把那匹死驴开膛破肚剥皮剔骨分肉，立即下锅，搜集干柴点起烈火煮肉。每个人检查自己的车辆和毛驴挽具，该上油上油，该修理修理。谁敢违抗命令，轻罚割掉一只耳朵，重罚割掉两只耳朵。父亲指着连长和指导员对众人说：“我不像这两个家伙那样混蛋，动不动就要枪毙人，本官开明，废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