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介民在保密局中所拉拢的只是少数大特务，在他领导的“广东派”中，一些留在保密局工作的人资历都很浅。他把原来在军统局任过中共科科长的张纪勋调升为办公室主任，等于主任秘书，在局里本来应领导内部各处处长，但属于毛人凤领导的“浙江派”骨干中的第一处处长何芝园和二处处长叶翔之，都是张纪勋过去任科长时的处长或副处长，自然不肯听张的话，加上毛人凤从中指使，处处故意与张为难，弄得张无法工作。最后郑介民不得不将张外调，而以其另一亲信黄天迈接任张的职务。

郑介民、毛人凤两派在保密局内的斗争越来越厉害，等到郑介民当了次长丢掉所兼的二厅厅长后，毛人凤便集中全力来夺取局长。毛人凤除了在保密局所布置的力量足以打垮郑介民而有余外，更得到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俞济时的全力支持，双方都尽力找对方的缺点向蒋介石检举。蒋介石为了要特务为他拼命卖力，也希望郑介民专心搞国防部的工作。加上毛派不断通过俞济时向蒋介石告郑介民的状，甚至连郑介民的老婆服用的珍珠粉到保密局报销的事都给蒋介石知道了。蒋介石曾当面问郑介民：“你老婆为什么要吃珍珠粉？”弄得郑介民狼狈不堪，无词对答。但蒋介石对他还异常爱护，除轻描淡写地责备他几句外，一直没有深究。最后实在过不下去，蒋介石才叫他辞去保密局长兼职，于1948年初改由毛人凤继任局长。

郑介民虽然只剩下一个光杆次长，实际上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并没有减低。郑介民自己也觉得以后更可以向其他方面去求新的发展，特别是朝军队方面。

他听说宋子文不想当广东省主席了，便托人活动，由他继任。但蒋介石叫他安心工作，把向美国乞求军援的工作搞好，这比做什么都重要。他在当国防部次长期间，对美国方面的客人很客气，照顾得也很周到，平日家里总缺少不了那些“洋大人”的身影，而他也以“军事外交家”自居。实际上，他并未为蒋介石拉来一分钱的美援，倒是结交了一些美国朋友。

全国解放前，他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美式机械化兵团来和解放军打阵地战。他曾向人吹嘘，说这是唯一取胜之法。因为解放军已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敢于和国民党打硬仗。如果集中几个机械化装备的军去进攻解放军的主力，可以挽回过去失败的局势，虽然他大吹大擂，蒋介石心中明白，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再没有那种力量了。郑介民想当机械化兵团总司令的梦没有做成。

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是“老奸巨滑”。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稀里糊涂

郑介民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滑”相等。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复。朋友托他帮忙，部下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责。他怕得罪当朝权贵，处处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硬过一下。他在和毛人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派的人，他自己见到毛人凤时总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不愉之色。

戴笠在世时，郑介民这一套还没被人戳穿，戴笠死以后，许多问题要他决定，他的滑头手段便很快为人看透。

在军统缩编裁员问题上，郑介民一直不敢说一句话。当时这个特务集团，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厌恶，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对它不满，所以戴笠一死，各方面群起而攻之。郑介民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希望他向各方面去疏通一下。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所以弄成这种情况”。他提出，今后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据毛人凤说，如果不是蒋介石一意袒护军统，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毛人凤说，郑介民只是作了现成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当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决定设立一个军法局。如果戴笠在世，一定会想方没法去抢夺这个机构。毛人凤向郑介民建议，要把这一机构掌握过来，今后对军统工作有很大方便，但他没有作表示。军统老特务徐业道亲自去找郑介民，请郑介民向蒋介石保荐他去当这个局长。郑介民也只答应先去打听一下，却不表示是否愿意保荐。徐见他没有诚意，便去找俞济时。蒋介石看到徐业道是个老军统特务，立刻批准他任军法局局长。以后徐对郑介民便不很满意，背地里常说他是个“老滑头”。

戴笠在抗战时期便大搞帮会活动，利用遍及全国深入民间的帮会组织来搞特务工作，胜利后又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样一个名义来统一全国的帮会。这个会的理监事都是帮会中的大头目。戴笠死后，由军统老特务徐为彬担任书记长，主持会务，总会设在上海，组织很庞大，当时成为保密局的一个有力的外围组织。

1947年各地竞选国大代表前夕，cc派对这个组织大为不满，怕军统利用来和他们争夺选票，便由社会部出面取缔，不许它在各地进行活动。毛人凤和徐为彬都去找过郑介民，要他向蒋介石报告，请求保留该会。郑介民不担不去找蒋介石，反而讨好陈立夫，竟决定将该会取消。

贪污敛财的手段相当“高明”，自己一向假装“清廉”，却让老婆出面

1947年2月，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由于监察院已派4名监委前往彻查，蒋介石也特派郑介民去参加调查工作。这一案件的经过，早已得到上海站的报告，主要是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贻勾结上海金业分会理事长詹连生长期舞弊贪污而引起的。他很清楚，这案一定要牵涉到宋子文。怕得罪宋，所以很不想去，但上海和南京的报纸上都登出了蒋介石派他去的消息，他不得不去。当上海站把全部情况向他仔细报告之后，他又去见杜月笙，便立刻溜回南京向蒋介石面报本案内幕，并建议不宜扩大，应早日结案，以免过多牵连。蒋介石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再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海的几个大特务王新衡、刘芳雄、陶一珊等说明蒋介石对本案的态度。这案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40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信大纱号老板孙子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郑介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贝祖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苞、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3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污舞弊案就此了结，郑介民既没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

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他每天回家，到家里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当时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军统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她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由军统局付款。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介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着东西到他家里去。郑介民每见人挟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像这些小搞一下，郑介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亲自动手。

1946年秋天，军统决定把重庆的2000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沈醉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5000大桶。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沈醉。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抗战后帮同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其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沈醉的关系也很好。陆向沈醉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1000大桶，随同运往重庆。沈醉说购油公文和向招商局接洽船只的公文都已写明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大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50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53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1两。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大桶汽油可卖黄金2两多，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介民的老婆邀请沈醉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叫沈醉去听电话。郑介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沈醉帮助陆购汽油1000大桶，随同所购的物品一同运往重庆。沈醉当然答应照办。第二天，沈醉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6500大桶。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沈醉在结账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1000多两黄金。

1947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地有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介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至于郑介民做50岁生日他老婆大收寿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1947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然把他家里的东西偷去少。郑介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对稽查处、警察局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介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介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人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介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到1949年6月，身在广州的郑介民就在替自己的后路着急了，他很清楚国内的局势，他曾经多次对人说，在大陆呆的时间不多了。

1949年9月，司徒雷登由南京回美国前，曾打电报到广州邀郑介民去美国商谈问题。郑介民向人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于南京被共军占领时没有离开，直到最后才回美国，前几天他来电邀我去美，我报告总裁(指蒋介石)，已批准我去一趟。现在赶办赴美国手续中，一俟办妥后，即往香港搭机去美。”他在说话时表现出非常得意的神色，并没有因全国即将解放而感到沮丧。他当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美国的帮助上面。

广州解放前几天，郑介民才去香港转赴美国，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而是直接由美回台。到台湾后，蒋介石委任他担任国防会议所属的国家安全局局长，以加强台湾的特务统治。

1959年12月11日，郑介民因脑溢血死于台北的别墅里，终年62岁。死后，国民党当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蒋介石亲致悼词，并追赠其为一级陆军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