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我受业的学校，可以说永远设在水边。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于我有极大关系。(自传一章)

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这不仅是二十岁以前的事情。即到厌倦了水边城市流宕生活，改变计划，来到北平那本抽象“大书”第二卷，告了个小小段落转入几个学校教书时，我的人格的发展，和工作的动力，依然还是和水不可分。从《楚辞》发生地一条沅水上下游各个码头，转到海潮来去的吴淞江口，黄浪浊流急奔而下的武汉长江边，天云变幻碧波尤际的青岛大海边，以及景物明朗民俗淳厚沙滩上布满小小螺蚌残骸的滇池边，三十年来水永远是我的良师，是我的诤友。这分离奇教育并无什么神秘件，然而不免富于传奇性。

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弱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忱洋溢。我一切作品的背景，都少不了水。我待完成的十个故事，将是十个水边城市人民的爱恶哀乐。在这个变易多力取予复杂的人生社会中，宜让头脑灵敏身心健全的少壮，有机会架着飞机向天上飞，在高度和速度上打破记录，成为新时代书报上的名人。还有那些马上治天下的伟人，将来都能由雕刻家设计，为安排骑在铜铸骏马上，在永远坚固磐石作基的地面，给后人瞻仰。也让那些各式各样的生命，于爱憎取予之际各得其所，各有攸归。我要的却只是再来好好工作十年二十年，写写那些生和死都和水离不开的平凡人的平凡历史。这个分定对于我是分义务不能拒绝，因为这种平凡生命的土壤，有时即孕育了一点不平凡的人生!

我有一课水上教育受得极离奇，是二十七年前在常德府那半年流宕。这个城市从地图上看，即可知接连洞庭，贯串黔川，扼住湘西的咽喉，是一个在经济上军略上都不可忽略的城市。城市的位置似乎在水中或水下，因为每年有好几月城四面都是一片大水包围。水线且比城中民房高。保护到二十万居民不至于成为鱼鳖，全靠几道坚固的河堤。东门外有条卖牛肉的长街，西门外是百十万石湖莲的转口站，此外开染房的和收桐油的庄号，卖竹缆木圆器和船上人用的铁锚钢钻杂物的铺子，都各有专业，各有不同的处所，所以在回忆中某一条街是什么样子，有什么东西，什么气味，到如今也清清楚楚。这个城市在经济上和军略上既都有其重要意义，因此抗日战争末两年，最激烈的一役，即外人所谓“中国谷仓争夺战”的一役中，十万户人家于是完全在炮火中毁去。沅水流域木料来源虽比较容易，复兴也必然比中国任何一地方容易。不过那个原来的水上城市，有历史性的市容，有历史性的人事，就已于烈烈火焰中完全消失，后来者除了从我过去的叙述得到一个简略的印象，再也无从寻觅了。有形的和无形的都一例毁掉了，然而有些东西，却似乎还值得在少量文字或多数人情感中保留下来。对于明日社会重造工作上，有其长远的意义。

常德既是延长千里一条沅水和十来支流货物吞吐转移的总码头，向下游且毗连洞庭长江，地方人事自然也就相当复杂。城门口有驻军长官和税局长的布告，有党部的和卖补药的宣传品。更多的是商人和寄食于商人的特种职业人物，责任大，工作忙，性质杂，人数多，真正在支配这个城市的却是那几万船夫。这些人怎么使用他们各不相同各有个性的水上工具，按照祖传的行规，祖传的禁忌，挣扎生活并生儿育女，我都非常清楚。所以二十八年写了一本小书谈及湘西种种时，“常德的船”那一章特别写得有趣。在那个小文结尾上说：

常德本身也类乎一只旱船，女作家丁玲女士，法律学者戴修瓒先生，国学前辈余嘉锡先生，同是在这只旱船上长大的。……常德县沿沅水上行九十里，即到千年前武陵渔人问津的桃源。……那里有个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五四运动影响到湖南时，谈男女解放，自由平等，剪发恋爱，最先要求实现它的，就是这个学校一群女学生。

这只旱船上不仅装了几个知名之士，我还忘了提及平凡中也有伟大性的一位，即那个女作家的母亲蒋老太太，和几个虽不平凡终于从平凡中结束了一生的女学生。这里有和共产党书记瞿秋白恋爱，因肺病死去的川东王小姐。有先和施xx同居，后和共党要人张太雷结婚的芷江杨小姐，还有……两老太太那时是一个私立女子小学的校长，一群单纯热情的女孩子，离开学校离开家庭后，大都寄居到这个小学校里。大家当时书虽读得不怎么多，却为新青年一类刊物煽起了青春的狂热，带了点点钱和满脑子进步幻想，向北平上海跑去，接受她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和现代史的发展竟有过密切的联系，而终于又一例遗忘于时代发展变易中。就中有几位性情比较和平稳定，又不拟作升学准备的，便作了那个小学校的教员。这些女孩子年纪都还不过二十岁。差不多有个相同背景，即出身于小有产阶级，自幼即许给了人家，毕业回家第一件事即等待完婚。既向家庭革命，家中接济断绝，向京沪跑的生活自然相当狼狈。犹幸当时社会风气正注重俭朴，人之师须为表率，作教员衣著化装品不必费钱，所以每月收入虽不多，居然有人能把收入一半接济升学的亲友。教员中有一位年纪较长，性情温和而潇洒，又特别富于艺术爱好，生长于苗乡得胜营的杨小姐。在没有认识以前，就听说她的每月收入，还供给了两个妹妹费用升学。

至于那时的我呢，正和一个习美术的表兄，住在每天一人共需三毛六分钱的小客栈里打发日子，说明白点就是无事可作，照当时称呼名为“打流”。那个平安小客栈对我们可真不平安!每五天必需结一结账，照例是支吾拉扯过去。欠账越久越多，因此住宿的房间也移来移去，由三面大窗的官房迁到只有天窗一片的贮物间，总之尽管调动，永不抗议，照栈规不破脸主人即不能赶客人。至于冷言冷语的讥诮时只装不懂，也陪着笑笑。一切用个“拖”字应付，支持了约莫三个月。到每人名下都有三十元欠项时，年过五十还把眉毛扯得细弯弯的内老板，在饭桌上便说：“开销越来越大了，门面当不下。我们吃四方饭，还有人吃八方饭!”说后见同桌客人都不声响，就和那养得白白胖胖的十六岁的寄女儿干笑，寄女儿也照例陪着笑笑。(这个女孩子背地里常常送表兄南瓜子和芙蓉酥，帮了我们不少的忙，表兄却和我笑她一身白得像发糕，虽不拒绝芙蓉酥，决不要发糕。)我们虽依旧装不懂，只管拣选豆芽菜汤里的肥肉片，可是都知道开过饭后还有一手。饭后回到房中商对策时，老茶房果然就带了账簿来看，借点钱买油盐。表兄作成老江湖满不在乎的神气，任意翻了一下即把账推开：“我以为欠十万八千，这几个钱算什么?内老板豪杰人，还这样小气，笑话。——老弟，你想想看，岂不是笑话。我昨天发的那个急电你亲眼看见，不是三五天就会有款来了吗?”连哄带吹把茶房送走后，这个背晦时运的美术家却向我说：“老弟，风声不大好，这不比巴黎!我听人说，巴黎的艺术家，不管作什么都不碍事。有些欠二十年的房饭账，到后索性做了房东的丈夫或女婿，我们在这里想攀亲戚倒有机会，只是我不大欢喜冒险吃发糕，正如我不欢喜从军一样，我们真是英雄落了难，黄骠马也卖不成!你说怎么办?”

我心想，怎么办?表兄常说，上海北京戏院里常有阔人掉金钢钻首饰，上海坐马车，马车上也许有贵妇人遗下的贵重钱包，运气好的常常一碰到即成富翁，可是路那么远!还是想法对付目前，脚踏西瓜皮一个溜了吧。至于向什么地方溜?当时倒有个去处，上桃源县找贺龙，因为有人介绍我们去做七块钱一月的差遣，只要肯去总可糊口的。可是就在这时，我们偶然认识了杨小姐。两人于是把“溜”字的水旁删去，“留”下来了。表兄既和她是学美术的同道，平时性情洒脱到能一事不作整天唱歌，这一来，当然不久就成了一团火，找到了他热情的寄托处。

自从认识了这位杨小姐后，一去那里两人必然坐在大风琴边，一面弹琴一面谈情，我照例站在后门前去欣赏市景，并观观风。到蒋老太太来学校时，经我一作暗号，里面琴声必忽然弹奏起来，老太太却照样笑笑的说：“你们弹琴弹得真热心!”表示对于客人的礼貌，客人却不免红脸。因为“弹琴”和“谈情”字音相同，老太太语意指什么即不大分明。

两人回到客栈时，表哥便一连丢了十来个揖，要我代笔写信，他却从从容容躺在床上哼曲子。信写好念给他听后，必把两个大拇指翘起大摇着，表示感谢和赞佩。

“老弟，真好，真可以上报!”

事实上呢，我们当时只有两种机会上报，即抢人和自杀但是这两件事似乎都和我们兴趣不大合，当然不曾采用。至于这种信的去处，有时要茶房送。借故有事时，却还得我代为传书递简。那女教员有两次还和我讨论到表哥的文才，只好支吾过去：回客栈谈起这件可笑故事，表兄却肯定的说，“你看，我不是说可以上报?”我们于是又支持了两个月，住处则已从有火窗的小房间迁到毛房隔壁那个小间里，气量窄，上吊可真方便!我实在忍受不住，有一天就忽然抛下这个表兄，却和一个头戴水獭皮帽子(沅水流域有名土娼都认识那顶帽子)的朋友，坐到一只装军服的“水上飘”，向沅水上游荡去了。

三年后我重新知道一件事情，即两个小学教员已结了婚，回转家乡同在一小学服务。这种结合由女方家长看来，自然不会怎么满意。因为一个小学教师，比地方传统所尊重的营连排长，就大不相如。不过两人生活虽不怎么宽舒，情感可极好。即因此孩子便陆续来了，自然更增加生计上的狼狈。

再过几年，又偶然听得人说，孩子已离开了家乡。到福建厦门一个堂叔处去读书。从小即可看出，父母爱美的好处，对于孩子显然已有了影响，但性情上另外一种弱点，潇洒超脱不甚顾及金钱的弱点，也似乎被同时接收下来了。所以在叔父身边读书，不及初中卒业，因为那个艺术型，又离开了亲戚，去那本大书，从此就于广大社会中消失了。计算岁月，孩子年龄已到十四五岁，照家乡子弟飘江湖奔门路习惯，已并不算早。教育人家的子弟的既教育不起自己子弟，所以对于这个失踪的消息，大致也就不甚在意。

二十六年十二月间，我上云南路过长沙时，偶然在一个部队的留守处又见到那表兄。问问才知道因为脾气与人合不来，失了业，不得已屈服下来，改业作一名中尉办事员，办理收容连络事务。太太还在沅水中部一个小村子里教小学。大儿子既已失踪，音信不通，二儿子十二岁，也从了军，跟人作护兵自食其力了。事业不如意，人又上了点年纪，常害点胃病，性情越来越加拘迂，过去豪爽洒脱处已失去，只是还依然欢喜唱歌。邀他去李合盛吃了一次牛肚子，才知道已不喝酒。问他还吸烟不吸烟，就说不戒自戒，早已不再用它。可是我知道他欢喜吸雪茄烟，且很懂烟品好坏。第二次再去看他，带了两大盒烟去送他。他见到时，憔悴的脸上露出少有的欢喜和惊讶，只是摇头，口中低低的连说：“老弟，老弟，太破费你了!我看到有人送师长两盒，美国军官也吃不起!”

我想提起点旧事使他开开心：“我当时只想做一个开糖房的女婿，好有糖吃，到如今还不成功!”

“不成功?你看这个?”他随手把一份三天前的本市报纸递给我，手指着一个记者写的访问说：“老弟，你上了报，当真上了报!”

我说：“我倒正想问你，我那些代劳的信件，表嫂是不是还留着?这可真值得上报，送过上海去，换二十盒烟也不难!”

想起十六年前同在一处过日子的情形，一切犹如目前又恍如隔世，两人不免相对沉默了许久。我们从此就离开了。

抗战到第六年，我弟弟过印度受训，到云南时谈及家乡亲友的种种，才知道年纪从十六七到四十岁的人，大多数已在六年消耗战中消耗将尽。表哥在一场小小病中也已无声无息的死去了。大孩子或已牺牲，小的作了排长，三月前部队在洞庭湖边作战，全部留在敌后，完全失了连络。那地方到处是水，交通工具不够，只有会泅水的还可望逃出，其余下落就不易说了。至于太太呢?还依然在乡村里教小学，收入足够个人糊口，第三儿子作了一个银匠学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