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后面那几位，就不说了，说了也没人知道，你只要明白，他们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牛人，随便一个摆出来，都能搅得天翻地覆。

都投降了。

除这些人之外，当时陕西、甘肃境内几乎所有的农民军，都投降了。

他们投降的对象，就是那个一脑袋浆糊，啥也不懂，不会打仗的杨鹤。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

杨鹤不懂兵法，不熟军事，但他有一样别人没有的武器——诚意。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杨先生很有诚意地寻找叛军，很有诚意地进行谈判，很有诚意地劝说投降，最后，他的诚意得到了回报。

事实证明，农民军之所以造反，并不是吃饱了撑的，只是因为吃不饱，现在既然朝廷肯原谅他们，给他们饭吃，自然愿意投降，毕竟造反这事，要经常出差，东跑西跑风险太大。

而对于杨总督，他们也是很客气的，很有点宋江喜迎招安的意思。

比如神一魁投降，约好地点，杨鹤打开城门，派出群众代表，热烈欢迎，众多民军头目大部分到场，在杨总督的率领下，前往关帝庙，在关老爷面前，宣誓投降。

虽然此前双方素未谋面，但双方都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特别是杨总督，获得了民军的一致推崇，他们赶走了杨鹤的轿夫，坚持一定要亲自把他抬到总督府，并以此为荣。

一时间，西北喜讯接连，朝廷奔走相告，杨鹤跟各民军领袖的关系也相当好，逢年过节，还互相送礼，致以节日的问候。

局面大好，大好，有效期，半年。

杨鹤同志读过很多书，干过许多工作，明白很多道理，但是他并不知道，从招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已经失败了。

因为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没弄明白。

正是这个问题，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

这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答案是，为了活下去。

怎样才能活下去呢？

有钱，有粮食。

要说明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三段论：

造反，是因为没钱、没粮食，投降，是因为有钱，有粮食。

杨鹤有钱，有粮食吗？

没有。

所以停止投降，继续造反。

在招降之前，杨鹤曾经认为，只要民军肯投降，事情就结束了，可是投降之后，他才明白，事情才刚开始。

光是神一魁的部队，就有三万多人，这么多人，怎么安置？

招来当兵，就别扯了，连自己手下那点人的军饷都解决不了，招来这些人，喝西北风？

赶回家种地，似乎也是白扯，年年灾荒，要能回家种地，谁还造反？

对于这个悖论，崇祯同志是知道的，也想了办法。

他先找了几万两银子，安排发放。然后又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了十万两，交给杨鹤，让他拿去花。

应该说，这一招还是很有效果的，民军们拿到钱，确实消停了相当长的时间。

具体是多长呢？

我前面说过了，半年。

半年，把钱都花完了，自然就不投降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继续反！

为了活下去。

崇祯四年（1631），领了半年工资后，神一魁再次反叛，西北群起响应，而且这次阵势更大，合计有三十多万人。

搞到这个地步，朝廷极为不满，许多大臣纷纷上告。

杨鹤很委屈，他本来就不是武将，之所以跑来办这事，实在是被人弄来的，原来是吹吹牛而已，你偏认真，来了之后，都没闲着，天天忙活这事，钱花完了，人家又反了，我有什么办法？

崇祯更委屈，原本看你吹得挺好，觉得你能办事，才把你派过去，这么信任你，你招降了人，我立马就给你十几万两银子，连老子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你把钱花完了，这帮人又反了，十万两都打了水漂，你干什么吃的？

杨鹤委屈，就写信给崇祯，说我本不想干，你硬要我干，我要招抚，也是没有办法。

崇祯委屈，就写了封命令：锦衣卫，把杨鹤抓起来。

崇祯四年（1631）九月，杨鹤被捕，后发配袁州。

鉴于杨鹤的黑锅实在太重，由始至终，朝廷没人替他说话。

例外总是有的。

命令传出后，一个山海关的参政主动上书，要求替杨鹤承担处罚。

如此黑锅都敢背，是不正常的，但这个人帮杨鹤背锅，就是再正常不过了。

这位参政，是杨鹤的儿子，叫做杨嗣昌。

崇祯没有理睬，杨鹤先生的命运未能改变，依然去了袁州。

帮父亲背锅，看起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导致了两个重大后果。

从这份奏疏上，崇祯看到了一个忠于父亲的人，按照当时的逻辑，忠臣，必定就是孝子，所以他记住了杨嗣昌的名字，他认定，此人将来必可大用。

而杨嗣昌背黑锅不成，父亲被发配了，对他而言，莫过于奇耻，从此，他牢牢记住了那些降而复叛的人，此仇，不共戴天。

杨鹤离开了，但这场大戏才刚开始，事实上，真正的猛人，才刚出场。

一年前，招抚失败后，民军首领王左桂派出起义军，进攻军事重镇韩城，韩城派人去找杨鹤，告急。

杨鹤很急，因为他的政策是招抚，手中实在没有兵，但到这节骨眼上，就是自己拿菜刀，也不能不去了。

但他终究没有掌握菜刀技术，无奈，他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手上也没有兵，但杨鹤相信，这个人是有办法的。

第一个猛人就此登场，他的名字，叫做洪承畴。

洪承畴接到了救援的命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个相当扯淡的命令，你是总督都没办法，我怎么办？

但他并未抱怨，召集了自己的下人和亲兵，并就地招募了一些人，踏上了前往韩城的道路。

这是文官、陕西参政洪承畴的第一次出征，这年，他三十七岁。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

根据记载，此人的家世，可谓显赫一时：

曾祖父洪以诜，字德谦，中宪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

曾祖母林氏，一品夫人。

祖父洪有秩，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祖母戴氏，夫人。

有这么一份简历，基本就可以吃闲饭了。

可惜，洪承畴没能吃闲饭，事实上，他连饭都吃不上。

因为所有的这些简历，都是后来封的，换句话说，是他挣回来的。

洪承畴出生时，他的父亲因为家境贫寒，外出打工去了，他的母亲虽然穷，却比较有文化，从小就教他读书写字。

洪承畴很聪明，据说7岁就能背全本三字经，这是很了不起的，比如说我，27的时候，还只能背“人之初，性本善”。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洪承畴23岁，参加全省统考（乡试），他的成绩很好，全省第19名。

第二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统考，成绩更好，全国第17名，二甲。

然后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刑部。

这个结果对他而言，是比较倒霉的。

原因我说过，在明代，要想将来入阁当大学士，必须当庶吉士，进翰林院。以洪承畴的成绩，应该能进，可是偏就没进。

此后的十几年，洪承畴混得还可以，当上了刑部郎中，又被外放地方，当了参政。

参政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通常混到最后，就是光荣退休。

没考上翰林的进士，混饭吃的小参政，到历史留名，骂声不绝，余音绕柱的大人物，只是因为，他外放的地方，是陕西。

刚去陕西的时候，洪承畴带了很多书，

因为他只是一个书生，他没有打过仗，也没有杀过人。

据说在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天生就会打仗，天生就会杀人。

这是事实，不是据说。

洪承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军事天才，他带着临时拼起来的家丁、仆人、伙夫，就这么上了战场，却没有丝毫的胆怯。

面对优势敌军，他凭借卓越的指挥，轻易击败了起义军，斩杀五百余人，解围韩城。

在洪承畴人生中，有过无数次战役，有过无数个强大的对手，最重要的，是这一次。

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洪承畴明白，他是多么的强大，强大到可以力挽狂澜，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他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挽救这个末落的王朝，创造太平的盛世。

讽刺的是，他最终做到了，却是以一种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方式。

洪承畴是一个务实的人，具体表现在，他正确地意识到，杨鹤是一个蠢货。

招抚是没有用的，钱是不够用的，唯一有用的方式，是镇压。

三十年以来，书，是他仅有的寄托。

此战后，他丢掉了书，做出了一个新的抉择——开战。

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此后的两个月里，洪承畴率领这支纯粹的杂牌部队，连战连胜，民军闻之色变，望风而逃。

在历史上，他的这支军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洪兵”。

洪承畴是文官，杨鹤也是文官，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

对待民军，杨鹤是很客气的，投降前，他好言好语招抚，投降后，他好吃好喝招待。

而洪承畴的态度有点差别，投降前，他说，如果不投降，就杀掉你们，投降后，他说，你们投降了，所以杀掉你们。

对于这件事情，我始终很疑惑，读圣贤书，就读出这么个觉悟？

自古以来，杀人放火之类的事，从来没断过，但公认最无耻的事，就是“杀降”，人家都投降了，你还要干掉他，太过缺德。

但更让我疑惑的是，这种缺德事，洪承畴同志非但干了，还经常干。

比如那位曾经围过韩城，被洪承畴打跑的王左桂，后来也投降了。洪承畴听说后，决定请他吃饭。

还没吃完，一群人冲进来，把王左桂剁了。

我始终觉得，这事干得相当龌龊，就算动手，起码也得等人家吃完饭。

落在他手上的民军头领，不是抵抗到底被杀，就是不抵抗投降被杀，总之，无论抵抗到底，还是不抵抗到底，都得被杀。

但事实告诉我们，在某些时候，这种方法是有效的，至少对某些人很有效。

这个某些人，是指张献忠之类的人。

关于张献忠的具体情况，这里先不讲，关于他后来有没有在四川干过那些事，也不讲，只讲一个问题——投降的次数。

我曾经在图书馆翻过半个月的史料，查询张献忠先生投降的相关问题，我知道他是经常投降的，但我不知道，他能经常到这个份上。

简单地说，他的投降次数，用一只手，是数不过来的，两只手都未必，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有一次，从投降到再反，只用了十几天。

这是难能可贵的，一般说来，投降之后，也得履行个程序，吃个饭，洗个澡，找个地方定居，以上工作全部忙完，至少也得个把月，但张先生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咂舌。

相比而言，李自成就好得多了，虽然他也投降，但还是很有几分硬气的，说不投降，就不投降，属于硬汉型人物。

大体而言，当时许多民军的行为程序是，起兵、作战、被官军包围，投降，走出包围圈，拿起武器，继续作战。

此类表演，基本算是固定节目，数不胜数，很快，你就会看到两个典型案例。

洪承畴跟杨鹤不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要彻底扭转形势，不能招抚，不能受降，只有一个办法——赶尽杀绝。

这种方式的效果相当明显，短短几个月内，西北局势开始稳定，各路民军纷纷受挫，首领被杀。

他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崇祯。对他而言，高升是迟早的事。

但他毕竟太年轻，资历太浅，还要继续等。

两个月后，一件事情的发生，缩短了洪承畴的等待时间。

崇祯四年（1631），估计是有心脏病，或是胆囊炎，起义军进攻延绥的时候，这里的巡抚大人竟然被活活吓死。

没胆的人死了，就让有胆的人上，洪承畴接替了他的位置。

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又过了两个月，他的顶头上司杨鹤被抓了，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没人能顶替，也没人愿意顶替，除了洪承畴。

崇祯四年（1631）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

噩梦开始了。

当时的起义军，已经遍布西北，人数有几十万，虽说其中许多都是凑人数的，某些部队还携家带口，什么八十老母，几岁小孩都带上，但看起来，确实相当吓人。

比如宁夏总兵贺虎臣，有一次听说起义军到境内观光，立即带了两千精兵，准备出战，到地方后，他看到了起义军的前锋队伍。

然而他没有动手，就在那里看着，静静地看着，看了会儿，就走了。

因为他始终没有看到这支队伍的尾巴。

这是一列长队，从前到后，长几十里。

对这样的起义军，看看就行了，真要动手，就傻了。

问题在于，当时的西北，到处都是这样的队伍，穿街过巷，比游行还壮观，见着就发怵。

然后，洪承畴来了。

在这个世界上，洪承畴害怕的东西，大致还不多。

在给朝廷的报告里，他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西北民变，人数虽多，但大都是胁从，且老幼俱在，并无战力，真正精壮之人，十之一二而已，击其首，即可大破之。

这意思是，虽然闹事的人多，但真正能打仗的，十个人里面，最多也就一两个，把这几个人干掉，事情就结了。

实践证明，他的理论非常正确，所谓几十万义军，真正能打仗的，也就几万人而已。

而这几万人中，最强悍的，是三个人，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

只要除掉这三个人，大局必定。

这三个人中，王左桂已经被杀掉了，所以下一个目标，是王嘉胤。

然而就在此时，洪承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王嘉胤死了。

王嘉胤是被杀的，杀掉他的人，是他的部下。

他的部下之所以要杀他，实在是被人逼得没办法。

逼他们的人，叫做曹文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