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史以来，所有出征的将领中，派头最大的，估计就是他了，当时他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给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还跟他喝了好几杯，才送他上路。

崇祯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激动到十几年里，能换几十个内阁大学士，此外，他的疑心很重，很难相信人。

而他唯一相信，且始终相信的人，只有杨嗣昌。在他看来，这个人可信，且可靠。

可信的人，未必可靠。

对于崇祯的厚爱，杨嗣昌很感动，据史料说，他当时就哭了，且哭得很伤心，很动容，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当然，光哭是不够的，哭完之后，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一样给自己的：尚方宝剑。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

然后，杨嗣昌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崇祯的视线，此一去，即是永别。

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杨嗣昌到达襄阳，第一件事，是开会。与会人员包括总督以及所有高级将领。杨嗣昌还反复交代，大家都要来，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

人都来了，会议开始，杨嗣昌的第一句话是：逮捕熊文灿，押送回京，立即执行。

然后，他拿出了尚方宝剑。

明白。这是个批斗会。

总督处理了，接下来是各级军官，但凡没打好的，半路跑的，一个个拉出来单练，要么杀头，要么撤职，至少也是处分。当然，有一个人除外——左良玉。

左良玉很慌张，因为他的罪过很大，败得太惨，按杨大人的标准，估计直接就拉出去了。

但杨嗣昌始终没有修理他，直到所有的人都处理完毕，他才叫了左良玉的名字，说，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左良玉很激动，因为杨嗣昌答应给他的，是平贼将军印。

在明代，将军这个称呼，并非职务，也不是级别，大致相当于荣誉称号，应该说，是最高荣誉。有明一代，武将能被称为将军的，不会超过五十个人。

对左良玉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之前他把总兵印丢了，这种丢公章的事，是比较丢人的，而且麻烦，公文调兵都没办法。现在有了将军印，实在是雪中送火锅，太够意思。

杨嗣昌绝顶聪明，要按照左良玉的战绩，就算砍了，也很正常，但他很明白，现在手下能打仗的，也就这位仁兄，所以必须笼络。先用大棒砸别人，再用胡萝卜喂他，恩威并施，自然服气。

效果确实很好，左良玉当即表示，愿意跟着杨大人，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干到底。

对于杨嗣昌的到来，张献忠相当紧张，紧张到杨大人刚来，他就跑了。

因为他知道，熊文灿只会忽悠，但杨嗣昌是玩真格的，事业刚刚起步，玩不起。

张献忠对局势有足够的判断，对实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惜，跑得不足够快。

他虽然很拼命地跑，但没能跑过左良玉，心情激动的左大人热情高涨，一路狂奔，终于在四川截住了张献忠。

战斗结果说明，如果面对面死打，张献忠是打不过的，短短一天之内，张献忠就惨败，败得一塌糊涂，死伤近万人，老婆孩子，连带那位叫做潘独鳌的军师，都给抓了，由于败得太惨，跑得太快，张献忠连随身武器都丢了，这些东西被左良玉全部打包带走，送给了杨嗣昌。

消息传来，万众欢腾，杨嗣昌极为高兴，当即命令左良玉，立即跟踪追击，彻底消灭张献忠。

左良玉依然积极，马上率军，尾随攻击张献忠。

局势大好。

十几天后，左大人报告，没能追上，张献忠跑了。

杨嗣昌大怒，都打到这份上了，竟然还让人跑了，干什么吃的，怎么回事？

左良玉回复：有病。

按左大人的说法，是因为他进入四川后，水土不服，结果染了病，无力追赶，导致张献忠跑掉。

但按某些小道消息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的，在追击过程中，张献忠派人找到左良玉，说你别追我了，让我跑，结果左良玉被说服了，就让他跑了。

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在杨嗣昌看来，基本是零，毕竟左良玉跟张献忠是老对头，而且左大人刚封了将军，正在兴头上，残兵败将，拿啥收买左良玉？无论如何，不会干这种事。

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左良玉很得意，张献忠很落魄，左良玉很有钱，张献忠很穷，然而张献忠确实收买了左良玉，没花一分钱。

他只是托人，对左良玉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的大意是，你之所以受重用，是因为有我，如果没有我，你还能如此得意吗？

所谓养寇自保，自古以来都是至理名言，一旦把敌人打光了，就要收拾自己人，左良玉虽说是文盲，但这个道理也还懂。

然而就凭这句话，要说服左良玉，是绝无可能的，毕竟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一句话就想蒙混过关，纯胡扯。

左良玉放过张献忠，是因为他自己有事。

因为一直以来，左良玉都有个问题——廉政问题。文官的廉政问题，一般都是贪污受贿，而他的廉政问题，是抢劫。

按史料的说法，左良玉的军队纪律比较差，据说比某些流寇还要差，每到一地都放开抢，当兵的捞够了，他自己也没少捞，跟强盗头子没啥区别。

对他的上述举动，言官多次弹劾，朝廷心里有数，杨嗣昌有数，包括他自己也有数，现在是乱，如果要和平了，追究法律责任，他第一个就得蹲号子。

所以，他放跑了张献忠。

这下杨嗣昌惨了，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又没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带兵，进入四川，围剿张献忠。

自打追剿张献忠开始，杨嗣昌就没舒坦过。

要知道，张献忠他老人家，原本就是打游击的，而且在四川一带混过，地头很熟，四川本来地形又复杂，这里有个山，那里有个洞，经常追到半路，人就没了，杨大人只能满头大汗，坐下来看地图。

就这么追了大半年，毫无结果，据张献忠自己讲，杨嗣昌跟着他跑，离他最近的时候，也有三天的路，得意之余，有一天，他随口吟出一首诗。

这是一首诗，一首打油诗，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油诗，打油诗都能流传千古，可见其不凡功力，其文如下：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

文采是说不上了，意义比较深刻，所谓邵巡抚，是指四川巡抚邵捷春，廖参军，是指监军廖大亨。据张献忠同志观察，这二位一个是经常来转转，一个是经常跟着他走，只有杨嗣昌死追，可是没追上。

这首诗告诉我们，杨嗣昌很孤独。

所有的人，都在应付差事，出工不出力，在黑暗中坚持前行的人，只有他而已。

在史书上，杨嗣昌是很嚣张的，闹腾这么多年，骂他的口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然而无论怎么弹劾，就是不倒。就算他明明干错了事，却依然支持他，哪怕打了败仗，别人都受处分，他还能升官。

当年我曾很不理解，现在我很理解。

他只是信任这个人，彻底地相信他，相信他能力挽狂澜，即使事实告诉他，这或许只能是个梦想。

毕竟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能够彻底地相信一个人，是幸运的。

崇祯并没有看错人，杨嗣昌终将回报他的信任，用他的忠诚、努力，和生命。

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跟着张献忠转圈的杨嗣昌得到了一个令他惊讶的消息：张献忠失踪。

对张献忠的失踪，杨嗣昌非常关心，多方查找，其实如张头领永远失踪，那也倒好，但考虑到他突遭意外的几率不大，为防止他在某地突然出现，必须尽快找到这人，妥善处理。

张献忠去向哪里，杨嗣昌是没有把握，四川、河南、陕西、湖广，反正中国大，能藏人的地方多，钻到山沟里就没影，鬼才知道。

但张献忠不会去哪里，他还有把握，比如京城、比如襄阳。

京城就不必说了，路远坑深，要找死，也不会这么个死法。而襄阳，是杨嗣昌的大本营，重兵集结，无论如何，绝不可能。

下次再有人跟你说，某某事情绝无可能，建议你给他两下，把他打醒。

张献忠正在去襄阳的路上。

对张献忠而言，去襄阳是比较靠谱的，首先，杨嗣昌总跟着他跑，兵力比较空虚，其次，他的老婆孩子都关在襄阳，更重要的是，在襄阳，有一个人，可以置杨嗣昌于死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创造了跑路的新纪录，据说一晚上跑了三百多里，先锋部队就到了，但人数不多——十二个。

虽然襄阳的兵力很少，但十二个人估计还是打不下来的，张献忠虽然没文凭，但有常识，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所以这十二个人的身份，并不是他的部下，而是杨嗣昌的传令兵。

他们穿着官军的衣服，趁夜混入了城，以后的故事，跟特洛伊木马计差不多，趁着夜半无人，出来放火，城里就此一片浆糊，闹腾到天明，张献忠到了。

他攻下了襄阳，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就开始找那个能让杨嗣昌死的人。

找半天，找到了，这个人叫朱翊铭。

朱翊铭，襄王，万历皇帝的名字，是朱翊钧。光看名字就知道，他跟万历兄是同辈的，换句话说，他算是崇祯皇帝的爷爷。

但这位仁兄实在没有骨气，明明是皇帝的爷爷，见到了张献忠，竟然大喊：千岁爷爷饶命。

很诡异的是，张献忠同志非常和气，他礼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来，让他坐好。

襄王很惊慌，他说，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任你搬用，别客气。

张献忠笑了，他说，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

襄王想想也是，于是他又说，那你想要什么？

张献忠又笑了：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脑袋。

在杀死襄王的时候，张献忠说：如果没有你的脑袋，杨嗣昌是死不了的。

此时的杨嗣昌，刚得知张献忠进入湖广，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赶到半路，消息出来，出事了，襄阳被攻陷，襄王被杀。

此后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说法，杨嗣昌非常惶恐，觉得崇祯不会饶他，害怕被追究领导责任，畏罪自杀。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

如果是畏罪，按照杨嗣昌同志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败仗次数，阵亡人数，估计砍几个来回，都够了，他无需畏惧，只需要歉疚。

真实的状况是，很久以前，杨嗣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吊瓶了。

然而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下，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这并非畏惧，而是责任。

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

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移志，此即知己。

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一个知己的信任。

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歉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而亡。

他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承诺。

他做得或许不够好，却已足够多。

对于杨嗣昌的死，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时的，一种是后来的，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活该。

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一个人长期被皇帝信任，实在很不爽，应该死。

后来的人认为，他是刽子手，罪大恶极，应该死。

无论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