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暑假期间，同往年一样，两个女儿被她们的家庭教师领着，先于我离开了巴黎度假去了。我对这位家庭教师非常信赖，由她照顾我的女儿我十分放心。她们住到了布列塔尼海的滨度假屋，我的一些好朋友和他们的也住在那里。我则因为工作太忙，很少能不被打断地同她们度过整个假期。

我本来打算七月底前去海边与女儿们会合，但是很快就会有紧急军事行动这一坏消息不断传来，使我没能去成布列塔尼。在这种紧张的状态之下，我显然是不可能离开巴黎的，而是需要留下来静观事态发展。没过多久，总动员令颁布了。随后，月日，德国便对法国宣战了。除了我和一个有严重心脏病的技师之外，实验室其他的工作人员全部应征入伍了。

接下来的历史事件大家都知道。但是，在年的月和月里，只有住在巴黎的人才能够真正体会到首都人民的心态。他们所表现出的是那种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总动员令很快便传遍了整个法国，每一个法国人都勇敢地、急切地想要奔赴前线，去保卫自己的伟大祖国。这一时期，我们每天最急切盼望的就是前线传来的消息。

开始几天传回来的消息反复无常，使人摸不着头脑，以后的消息则使人感到事态越来越严峻了。首先，小国比利时未能阻止住德国军队，虽然军民浴血奋战，但是比利时仍被德国入侵了。随后，德军进入到乌瓦兹峡谷，直逼巴黎。没过多久，便有传言说法国政府将要南迁到波尔多，许多巴黎市民也纷纷随政府南下，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不愿也不敢去面对德军占领巴黎后所产生的危险。有钱人纷纷乘坐严重超载的火车逃出巴黎，到外省乡下避难。但是，总体而言，在这多灾多难的年，巴黎市民所表现出的那种冷静而又果断的精神还是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月底至月初的这几天，天气变得风和日丽起来。在仍旧留在巴黎城的人们眼中，蔚蓝天空映衬下的这个拥有着无数建筑宝藏的伟大城市显得更加巍峨清晰了。

德军日益迫近巴黎，情况非常危急，为了防止万一，我觉得必须要把我实验室所储存的镭藏到安全的地方去。受到政府的指令，我将把这些镭护送到波尔多，但是因为不愿意留在那里，所以我决定送到之后，便立刻从波尔多返回巴黎。我所乘坐的是运载政府工作人员同行李物品的专用列车。我仍记得一路上，从车窗向外望去，国路上的混乱情景。排成排的汽车运载着它们的主人逃离首都，到外地避难。

到达波尔多时已经是傍晚了。我的镭装在随身携带的箱子里，而箱子又用铅皮密封着，所以实在是太沉了，我根本就提不动，只好停在一个公共场地等候前来接我的人。后来，与我同车来波尔多的一个友好的政府工作人员帮我把箱子搬到一个私人家中，并请他们腾出一个房间让我度过这个夜晚，这个时候是根本住不上旅馆的，因为旅馆早已爆满。第二天早晨，我急忙将箱子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困难，但是最后成功地转乘军列在当天晚上返回了巴黎。在波尔多，我曾经有机会同一些波尔多人进行交谈，他们也都急切地想从巴黎来的人口中打探确切的消息。当他们知道我在这种时候还认为返回巴黎是很自然的时候，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既惊讶又欣慰的表情，让我感到很有趣。

在返回巴黎的途中，列车经常停下来无法行使，有时在途中受阻长达几个小时。车上的军人都带着干粮，看到车上的乘客饿得不行，他们便分给我们些许面包，聊以充饥。当最终回到巴黎时，我听说德军改变了进攻方向，马恩河战役打响了。

这次大战期间，我和其他的巴黎居民一样，有时因为胜利在望而欢欣鼓舞，有时又感觉失败在即而忧愁沮丧。最令我担心的是，假使德国人占领了巴黎，我就将与自己的女儿长久分离。尽管忧心忡忡，但我仍旧决定忠于职守。当法军在马恩河战役中最终胜利时，巴黎被攻陷的危险也就不复存在。于是，我便让女儿们从布列塔尼回到巴黎，继续上学，这也是她们的愿望。许多巴黎居民认为留在外省，离巴黎远些比较安全，所以并不急着回到巴黎来，但是我的两个女儿却毅然回到了我的身边，因为她们不愿意与我分隔两地，也不愿意中断学业。

国难当头，每个人都应竭尽所能为自己的国家排忧解难。政府对大学教职员工没有做任何硬性规定，但大家却都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了，我也利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想方设法地向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年月，战场的情况起了急剧的变化，从中暴露出法国并没有对这场战争做出充分的准备。特被是在伤员救护方面，非常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因此引起了舆论的极大不满。我对这一情况十分关注，很快便认识到自己很适合去做救护工作，于是便迅速地加入到了这项工作当中。从此以后直到战争结束，我将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其中。具体地说，我的工作内容就是为军队医院组建医疗队和组织x射线检查。除此此外，在那艰难的战争期间，我的研究工作也不得不做出改变。我将自己的实验室迁进了镭研所的新楼，并且尽可能多地继续给学生们讲课。同时，我也经常对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有关军事的。

大家都知道，x射线对于内科和外科医生进行疾病或者伤口检查有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可以通过它来对弹片嵌入体内的确切部位进行检查和确定，从而便于医生开刀将弹片取出。而且，它还可以对骨骼与体内器官损伤的情况进行显示，医生因此也就可以了解内伤恢复得怎样。战争期间，x射线的应用挽救了无数伤员的性命，减轻了很多人的痛苦并使他们免于落下终身残疾，而且还缩短了他们的恢复时间。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军队中任何一个医疗部门都不具备x射线治疗设备，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技师，即便是地方医院，除了几所大医院外这种设备也很少见，而且大医院中虽然有x射线设备，但是技师却几乎没有。战争爆发后，法国各地纷纷建立医院，但也都没有这种设备。

为了解决x射线设备与技师缺乏这一难题，我便马上先将各实验室和贮藏室中所有的x射线设备集中到一起，并于年、月间建立了几个x射线医疗站，由被我培训过的志愿者对这些设备进行操作。在马恩河战役中，这些医疗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它们无法满足整个巴黎每家医院的需要，我便借助红十字会的协助，设计并且装备出了一辆流动x光透视车，它是由一辆普通的敞篷车改装而成的。具体是将一台设备齐全的x射线放射设备和一台发电机固定于车厢里，利用汽车上的发动机来使这台发电机发电，用以供应x光设备对电力的需要。这辆流动车可以前往任何地方，巴黎的任何一家医院，无论大小，只要是有需要，它就立即能够赶到。特别是对于急诊的伤病员来说，这种流动医疗车的作用更加显著。各家医院都经常会收进危急病例和重伤员，但是对于这类伤员又无法转送到很远的医院，这个时候这种医疗车就更加有用武之地了。

最初的结果表明，这种流动医疗车具有巨大的作用，所以它的需求量也非常之大。感谢社会各界的特别捐赠以及一个全称为“全国伤病员救护会”的机构对我进行的帮助，他们的办事效率很高，我所提出的关于增加流动x光医疗车的重大计划很快便得以落实了。在法国同比利时之间的战区以及法国的其他一些地区，我总共创建和改造成了两百多个x射线医疗站，除此还对二十辆流动x光医疗车进行了装备，以供军队的急用。这些流动车都是由各界人士慷慨捐赠的，此外，还有一些人士捐赠了整套的x光设备。所有这些捐赠对抢救伤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捐赠的车辆、设备，在战争初始的头两年起到了很大的效用，这是因为当时军队中的救护组织很少配备x光设备。没过多久，卫生部见到这些捐赠的设备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之后，便开始大规模地对这种设备进行生产。但由于军队的需求量很大，卫生部同我的这种合作仍然是不可缺少的。这种合作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后的几年。

如果我没有亲自到各医院和救护站视察，不知道他们又多大多急迫的需求的话，我也很难切实地将这项工作完成。感谢红十字会的协助和卫生部的批示，我得以前往法国各地和战区做考察，我对北部战区与比利时军队驻防区所属的救护站进行了视察。我先后到了亚眠、加来、敦克尔刻、弗尔内与波普林格。我还去了凡尔登、南锡、贝尔福、吕纳维尔、贡比涅与维耶柯特莱。这些离战区很远的地方的救护站人手紧张，工作又非常繁重，因此我经常在各个救护站帮助工作。我在他们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所提供的帮助，令他们非常感动。因此他们还给我写过一些热忱的感谢信，这些信我一直都珍藏着。

每当有救护站的医生请求我给予帮助的时候，我便亲自驾着我自用的配有x光设备的流动车前去支援。在替伤员们进行检查的同时，我还捎带着对当地急需些什么进行一下了解，等我返回巴黎之后，便会想方设法地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战区救护站的工作人员大多数不会使用x光设备，我必须挑选一些适当的人为他们进行详细的讲解与培训。经过几天的训练，他们掌握了如何对设备进行操作。而伤员们也在对医务人员进行培训的同时做完了必要的检查。刚开始，了解x光设备益处所在的医生并不多。接受了我的培训之后，他们完全清楚了这种设备的作用，我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亲切友好。我再去那儿工作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有几次我驾车到外地救护站去的时候，大女儿艾莱娜也陪着我一同前往。她已经岁了，高中毕业后，正就读于巴黎大学。她同样怀着一颗报国之心，积极地加入到战地服务中来。她学习了看护知识和技术，以及x光拍片技术等，尽力地对我进行帮助。她到过位于弗尔内与伊普尔之间的战区和亚眠等地参加救护工作。由于工作很出色，她受到过嘉奖，战后还因此获得过奖章。

战争期间的所作的救护工作使我和艾莱娜永远难以忘怀。开车前往各个救护站的一路上，会遇到多种多样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经常无法确切地知道还是否能够继续前行，更不知道将在何处投宿、吃饭。但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坚定，加上运气又好，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全部迎刃而解了。不管到了哪里，事无巨细，我都亲自照料，并且还要去同军事首领进行交涉，以被放行并获得运输许可。许多时候，我在助手的帮助下亲自将设备装上火车，这样就可以确定仪器设备能够被迅速地运送到目的地，而不是要在车站滞留很长一段时间。到了目的地后我还要到存放那些设备的车站对它们进行检查。

当我驾驶着我那配备有放射设备的车四处奔走时，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出现了。比如，要给车子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放，为助手们解决吃住的问题，有时候还要替车子找各种零配件等。由于当时司机短缺，我便学会了驾车，并在必要的时候亲自开车。经过我的亲自监督，仪器设备得以迅速运送到目的地，如果这些事情交给卫生部门处理的话，就必然会耽误时间。所以军事长官们对我提供给他们的帮助赞不绝口。对于我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更是钦佩不已。

我和女儿在回忆起向各个救护站奔赴时的情景，总是会有一种愉快的兴奋劲头涌上心间。我们和各个医院以及救护站的医生护士们相处得很好，他们中的女性都能够做到吃苦耐劳，不怕牺牲，这令我和女儿对她们钦佩不已，经常以她们为榜样，来鞭策自己去克服所有困难。正是这种共同的目标与追求，才使得我们大家相处得宛如亲朋好友，彼此互相帮助，得以顺利地完成各种任务。

当我们为比利时救护队服务的时候，比利时国王阿尔贝和王后伊丽莎白经常前来视察。国王与王后态度热忱，平易近人，对伤员也关切有加，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是，伤员们在我们对他们进行治疗时的那种强忍着痛苦也不哼一声的坚毅精神是最令我们感动的。每当我们同情而又钦佩地去为他们作透视、拍片子时，都尽量做到又轻又慢，以便使他们少受点痛苦。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彼此间比较熟悉了，我们便通过简单的交谈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意。那些没有做透视的伤员也非常渴望对他们将要用的这种奇怪的设备进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