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永远也无法忘记战争期间所遇见的那些摧残人类健康的]悲惨场面，它令我对战争无比地憎恨。无论我几年中所见到的那些恐怖场面中的哪一次都足以使人憎恶战争。当救护车到达前线时，那些被抬到车里的青壮年伤员无一不是血肉模糊，满身污泥，其境惨不忍睹。重伤员们奄奄一息，命若游丝。即便伤势并不致命者，也得忍受长年累月的痛苦之后才得以逐渐康复。

令我最位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找到一个训练有素的助手，可以协助我使用x光拍片设备。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x光拍片技术还十分罕见，所以懂得这方面知识的人很少。而不熟悉这种仪器设备的人对其进行使用的话，仪器就极容易损坏，过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一堆废弃物。但是战争时期，多数医院都没法要求操作这种仪器的人具有太多的医学知识，只要能够识字且又灵巧一点的人，略微再懂点电机知识就都能上岗了。至于大学教师、工程师或者大学生，稍加训练便能够成为合格的x光机操作员。但是，战争期间，我只能聘请那些得以暂时免服兵役，或者恰好在我需要工作的地方长住的人，作为我的助手。可是，即便是找到了这样的人，也说不准哪一天他又被征入伍，奔赴前线了，这样一来，我就又要重新寻找助手了。鉴于这么多的不便，后来我就另谋出路，培养一些女性来做我的助手。

我向卫生部建议，在当时刚刚成立时间不长的伊迪斯·卡维尔医院所附属的卫校添加一个x光照相科。我的提议获得批准，由镭研所在年负责对这个科室进行组织，并开始培训。在整个战争期间，总共培训了个女子。初入培训队时，她们一般都只受过初级教育，但是每个人都非常努力，最后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她们的学习课程除了基础理论与一般的实习以外，还有一些解剖知识。课程由包括我女儿在内的一些热心人来讲授。从培训队毕业的女子，后来都成为了优秀的x光照相技师，并多次获得卫生部的赞赏。按所学习的课程来说，她们只能成为医护帮手，但是其中有一些人完全具备独立工作的能力。

战争期间从事x光照相的经历使我积累了很丰富的知识与经验，都是关于这门医疗检查的新技术的。我认为应该把这些知识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所以便写了一本名为《放射学与战争》的书。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阐述并证明x光照相技术在医疗实践中的重要价值，并且我将它于战争期间所获得的发展同和平时期的用途做了详尽的比较与说明。

现在我再来谈一下战争期间镭治疗所发挥的作用和镭研所创办时的情况。

保存在波尔多的镭在年被运回巴黎了。我在当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做正式的科学研究，所以就用这些镭来对伤员进行治疗。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个原则，在用镭进行治疗的时候，必须保证不把这种宝贵的物质用光了。治疗中我们并不使用镭本身，而是使用它的射气。我们将镭射气收集到一定的数量后，就把它交给救护单位去使用。镭射气治疗多半是在一些比较大的医院进行，治疗方法也各不相同，比直接用镭元素进行治疗要方便实用。但在法国还没有国立的镭疗养院，各家医院也没有镭射气可供治疗使用。

我向卫生部提建议，由镭研所来提供用玻璃管装着的镭射气，按时提供给各救护单位使用。建议被批准之后，镭射气服务于年开始施行，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甚至更久一些。因为当时我没有助手，全部玻璃管装的镭射气都由我亲自制备，其过程精确而又细致。伤员和百姓因为接受了这种方法的治疗而康复的不计其数。

自从巴黎遭到空袭时起，卫生部就非常重视保护制备镭射气的实验室，以防实验室遭到敌机的轰炸。进行镭射气制备就必须要与镭打交道，这是具有一定程度危险性的，所以还要想方设法地对制取人进行保护，以防其遭到射线的侵害（我有几次感到身体不舒服，就是因为不注意受到了射线的照射）。

虽然说医疗救护是我在战争期间从事的主要工作，但我也做了其他的一些事情。

年夏天，在德国的总攻失败之后，我接受意大利政府的邀请，去对他们放射性矿藏的拥有量进行考察。在意大利停留的一个月期间，我得到了满意的结果来引起意大利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密切关注。

我的实验室于年迁入皮埃尔·居里街的新建大楼。经费和人手不足导致搬迁时困难重重。我驾驶着装备有x光照相设备的车子在新居旧屋之间往返，像蚂蚁搬家那样将实验室的仪器搬到新址去。搬完之后，还要将仪器设备分门别类，重新布置整理。只有我的大女儿同技师帮我，但技师身体不好，老是生病。

在刚刚搬到新的地方之后，我就十分重视在实验室四周有限的一点空地上种树。我向来觉得，在春夏之际，能够让眼睛看到令人感觉舒服且又新鲜的树叶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我开始试着做这件能够让在新的实验室里工作的人员感到心情舒畅的事情。我们将空地上能种树的地方全都种上了菩提树、枫树，还开辟出几个花圃，种了玫瑰。记得在德国人第一天炮轰巴黎的时候，我们从花市买来花种，回来后一整天都忙着在花圃里进行种植，就在这个期间忽然有几发炮弹落在我们附近。

尽管困难重重，但新实验室总算逐渐地安顿好了。战争结束，部队士兵开始复员的时候，我们的实验室也基本上准备完毕，在年到年开学时，我们已经可以让学生入学了，对此我尤感欣慰。年春天，我在实验室里专门为美国军人开了一个特别培训班，艾莱娜对培训班的学员进行辅导。这些军人也都积极认真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战争期间，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过着一生当中最辛苦、劳累的日子。我从未休过假，只是偶尔在看望两个放假的女儿时才会休息那么一两天。我的大女儿艾莱娜几乎不愿意歇着。为了保证她的健康，我有时候不得不强迫她休息几天。那时候，她一面在巴黎大学学习，还一面像以往所说的那样帮我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来服务战争。二女儿艾娃那时候还在读高中。当巴黎遭到狂轰滥炸时，她们两个都不愿意离开巴黎到乡下去躲避。

四年多的大战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是前所未有的，那是人类所经历的一场浩劫。年秋，经过各个方面为恢复和平而进行的奔走之后，停战协定终于被签订了。然而，真正的和平到如今仍未完全到来。残酷而又恐怖的战争结束了，法国人民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战争所造成的种种严重破坏，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消除的。人们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往宁静欢快的心情一时间也难以恢复过来。

以无数生命为代价换回来的胜利带给我的最大快慰就是，我的祖国波兰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奴役、压迫之后，终于获得了独立和自由。这件我梦寐以求而又不敢奢望的大事竟然让我在有生之年得以亲眼所见，我的激动心情难以表述。波兰人民长期处在压迫、奴役之下，但效忠于祖国的民族精神不变，始终坚持斗争，使波兰在整个欧洲经受了狂风暴雨般的洗礼之后，终于获得了独立和自由，这是波兰人民的胜利与骄傲。多年来波兰人民所追求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在这欢庆的时刻，我再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华沙，同多年未见的亲朋好友见了面。华沙已经成了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的首都，但是经历了这么长时期的压迫与奴役，重建一个共和国将遇到多少的困难啊！其他的姑且不说，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就可能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

此时的法国，到处都是一片废墟，看起来满目疮痍，人口也减少无数。由于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一时间也难于解决，只好慢慢地恢复，进入正常状态。包括我们的镭研所在内的各个实验室，全都难以在一时间恢复元气。

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各种x射线医疗组织，一部分在战后仍旧存在，由于卫生部的坚持，x射线医学卫校保留住了。镭射气的供应非但没有中断，反而扩大了规模，不过这项工作已于战后交给巴斯德实验室的主任瑞戈博士，由他负责了；后来，这一业务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规模镭治疗事业。

战后，职员和学生们陆续复员返回，我的实验室经过了新的组合，研究工作也逐渐走上正轨，但是由于国家财政困难，想要像理想中那样发展也并非容易。就我而言，我认为最为紧迫的是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镭疗（在法国被称为“居里疗法”）医院；还应该在巴黎郊区建立一个实验分所，以便对大量原矿石进行实验分析，从而增强我们人类对于放射性元素的认识。

我已经不再年轻，精力也大不如从前。我经常暗自琢磨，尽管政府已经开始对我的实验室进行资助，而且也常常会有一些私人给予我们捐赠，但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为后人建立起一座镭学研究院，既可以实现皮埃尔·居里的遗愿，又可以为人类造福。

幸运的是，我于年得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帮助。美国的一位慷慨的女性wb梅乐内夫人，在她的国家发动全国性的妇女捐款，并成立了“玛丽·居里镭基金”，她们用这笔钱买了一克镭送给我作为科研之用。梅乐内夫人还邀请我与两个女儿前往美国旅行，请我亲自去接受这份礼物和证书。她还请美国总统在白宫亲自将礼物与证书交到我的手中。

募捐是在整个美国范围内进行的，捐助者捐款多少是由她们自己决定的。我非常感谢美国妇女对我的深情厚谊。因此，月初，当巴黎歌剧院为我们母女三人举办完赴美欢送大会之后，我们便乘轮船渡海远赴美国纽约。

在美国度过的那几个星期的情景至今仍旧历历在目。在于白宫举办的欢迎会上，哈定总统作了热情而又诚挚的演讲。后来在对各个大学和学院进行参观的时候，他们对我进行了热烈的欢迎，还有不少院校授予了我名誉学位，这使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才好。公众集会上，许多人争相同我握手，向我表示祝贺，所有这些情谊都我都会铭记在心。

在参观、演讲之余我还参观了尼亚加拉大瀑布与大峡谷，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我不禁赞叹它的伟大和不可思议。

遗憾的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好，我无法完成全部的预定计划，不过，这趟旅行确实使我增长了见识，学到了许多东西。在这个宝贵的机会中，我的两个女儿不但好好地享受了一番这个意料之外的精彩假期。并且当看到自己母亲的研究受到如此的尊重和赞赏时，她们感到非常自豪。月底，我们要启程返回欧洲了，在同好友梅乐内夫人以及其他的友人告别时，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否再次相见，所以真是难舍难分。

返回研究所之后，因为有了美国友人赠送的这一克镭，不但研究工作进行得顺利多了，而且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是增添了我们的勇气和信心。但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仍然成为我们完成预期重大目标的困扰，每当因为经济拮据而无法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就会对一个根本的问题进行考虑：一个科学家对自己的科学发现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我的丈夫和我，一直都是不愿从自己的科学发现中谋取任何物质利益的。所以，从一开始，我们毫无保留地将镭的提取方法迅速公之于众。我们既没有申请专利，也没有向利用它来牟利的工业家提过任何权益方面的要求。提炼与制取镭的方法非常复杂，但我们详细地公布了它。可以这样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如此迅速并且详尽地将这种复杂而精细的提炼方法公之于众，镭工业才能够迅速地发展起来。到目前为止，制镭工业中仍在运用我们当时所制定的方法和程序。现在提炼过程中所运用的矿石处理与部分结晶的程序，也都是从前我们在实验室里所采用过的方法，只不过现在的仪器设备比以前我们的有所改进。

皮埃尔与我提炼、制取的镭被全部赠送给了我们的实验室。由于在矿物中镭的含量非常少，因此它的价格也就十分昂贵，而且它又可以用来治疗一些疾病，因此镭工业获利不菲。我们放弃了从发现中所应获得的利益，也就相当于放弃了大量财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在我们去世后，儿孙们就会变成富翁。但是我们并没有考虑这些，倒是一些朋友的意见值得考虑。他们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如果你们保留了应得的权益的话，早就有足够的财力去创建一座设备精良并且齐全的镭研所了，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举步维艰。确实，这种困难至今仍够经常使我们的研究无法顺利进行。但是，我仍旧坚信皮埃尔同我的行为与决定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