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太野，简直无法收拾。一到晚上，尽作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常常梦见自己生了翅膀，身不由己向空中飞腾，虚飘飘的，也不知飞了多久，突然看见满天金光，那金光异常强烈，又闪烁不定，照得我头晕目眩，全身燥热，急得我大叫一声，就醒转来了。……好多年后，它还使我半夜里无法安睡。这大概是因为小时摔跤，脑子受了伤的缘故。”1984年夏，当年的沈岳焕在北京崇文门大街的高层寓所内，和我谈起60余年前他的顽童生涯时，就是这样开头的。“什么时候摔的跤？”我问。

“摔了多次，爬树摔过，翻杠子也摔过。最重的还是在预备兵技术班的那一次。我攀上杠子，两臂向后反挂，准备作一次背车。不知怎么不小心，旋转时从杠子上猛地掼到砂地上，喉咙一下子跌哑了，想说话，却无论如何用力，也不出声。幸亏班长梁凤生赶紧将我扶起，架着我在操场上乱跑。跑了好一阵，才慢慢说得出话来。”

“关于预备兵技术班的起因，您在自传里说过。那是民国5年，地方上受上年12月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战事的刺激，感到军队非改革不能自存，凤凰镇守署便设立了四个军事学校：一个军官团，一个将弁学校，一个学兵营，一个教导队。如此说来，湘西地方军队也参加‘护国运动’了？”“当然参加了。当时田应诏任湘西镇守使，此人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和蔡锷同期，参加过辛亥革命，攻占雨花台，首先随大军进南京的军官里就有他。蔡锷的参谋长朱湘溪说他大少爷脾气，不中用，才转回湘西。‘护法’、‘靖国’等大规模战役，湘西方面都派兵参加过，曾兵出常德、桃源，进抵长沙。只是作首脑的割地自保情绪太重，战事一过，就又退守湘西。”

“凤凰开设军事学校那年，我上了高小。本地人都觉得学军事较有出息，一个与军官团陈姓教官作邻居的，要求这教官饭后课余也教教孩子，于是就办起了预备兵技术班。开张不过半个月，就招集了100多人。我看见那些受过训练的同学，精神显得比别人强悍。他们告诉我，参加技术班的人，两个月考选一次，考取了可以补上名额当兵，问我愿不愿参加。我决定去问问母亲，看她是不是允许。”

“以沈家在凤凰的地位，您那时是一个少爷。家里能同意你参加吗？”

“在我们那地方，当兵不算耻辱，凤凰上层阶级大多是行伍出身。文人方面，人们记得的，好久才出了个翰林熊希龄，四个进士，四个拔贡。至于武人，不算咸同年间所出四个提督军门，单是后来保定军官团出身的，就有一大堆。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担任蔡锷参谋长的朱湘溪，也是凤凰人。因此，本地人多以当兵是年轻人唯一出路。这时，父亲谋刺袁世凯的事，风声也不那么紧了。辗转从熟人处得到消息，知道他在东北。哥哥受家里嘱托，已经一路给人画像，北上千里寻父。家里只有母亲操持，而我又不受管束，母亲正拿我没有办法。既然有机会考一份口粮，技术班里规矩又极严，觉得与其让我在外面撒野，不如让我进去受训练。因此听我一说，就立刻答应了。还特别为我缝制了一套灰布军服。”“在技术班里，难道如您母亲所期望的，您的野性被管束住了吗？”

“说来也怪，倒真是被管住了。这大概得力于那位陈姓教官在我心目中的威信。这个人作事极认真，仪表又威严，永远挺着胸脯走路。先就听说他翻杠子技术极好，得过全省锦标，又亲见他在天桥上竖蜻蜓，用手走四五个来回；在单杠上打40多次大回环，似乎毫不费力。在我眼里，他简直是个新式徐良、黄天霸。我们既怕他，又心悦诚服归他管。“只是规矩太严了点，方法也有点死板。倒是另一处训练班更有趣些。

“那时，我所在的技术班，用的是新式训练法，那另一处，用的是传统的旧式训练法。主持旧式训练的，和我家是街坊，小孩子喊他滕四叔，同辈称他滕师傅。

“这两处的规矩截然不同。我在的一处，操练时姿势稍稍不合要求，教官当胸就是一拳；服装风纪略有疏忽，先就得吃一巴掌，还得罚立正半小时。跳木马时，一下子掼到地上，哼也不许哼一声；野外演习，喊一声卧倒，不管是水是泥，就得立即扑下去。这对于我们这些大不过17，小的才12岁的孩子，实在不大合适。滕四叔教的那个班，动作不合要领，就让退到一边，由师傅亲作示范，犯了错误也受处罚，可那种处罚却是让犯错误的人泅水过河一次，或其它类似有趣待遇。“教授的内容也不同。我们学跑步，一跑就是一点钟；练正步、齐步，一练就是老半天，十分单调。还学打靶、白刃战，最后是射击学、筑城学，得听种种艰深道理和不顺耳的陌生名词。我们的学习是枯燥呆板的，生命凝固而不流动，被另一处嘲笑为‘洋办法’。他们学的是翻筋斗，打盾牌，舞长矛，耍齐眉棍。单是盾牌就有藤编圆盾牌，皮制方盾牌，上面还描有各式好看的彩色花纹。武器有标枪、弓箭，花样多，形状也美丽悦目。他们学骑马射箭，学摆阵，全体排成方阵随金鼓声进退。练格斗时，可以单个练习，也可成对厮打，一人手持盾牌大刀，一人使关刀或长矛，一面格斗，一面喊‘杀！’他们的学习活泼有趣，学习与游戏无从分开。“这样一来，教官和学兵的关系也大不一样。我们尊敬、惧怕教官，在他面前紧张、拘束；他们爱自己的师傅，学兵和师傅在一处时，总是十分亲热。”

“那您为什么不去参加滕师傅的训练班呢？”

“家里不让我接近滕四叔。滕四叔是个怪人，一身奇才异能。不作任何准备，头略略一动，便可将身子向空中抛起，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来一个空心筋斗；极高的桅杆，眨眼间就可爬到桅尖；又会扎猛子，再深的水也可以一扎到底，老半天不必浮出换气；又会捉鱼，要吃鱼时，只要到河里打一转身，总不会空手而归，还会采药医伤，谁手脚受伤，他随手在路边采几样花草，嚼碎敷上，就可包好。……说来实在太多，他给我的印象简直是无所不能。

“性格也有趣。他不识字，一个粗人，身份又卑微，到老只是一个战兵。难得的是他对谁都和气，遇事比谁都讲公道，特别喜欢和小孩子玩在一处，样子既天真又妩媚。遇上‘额外’、‘守备’一类小官，总是垂手低眉，异常和气谦恭地喊一声‘总爷’。

“只是他不但教孩子在操场上演兵摆阵，还教他们用骰子摆阵赌博；既教他们打拳练习，还鼓励他们打架斗殴：‘狗***的，没得oe庞茫艿憔3倮矗倮矗虼耍依锕婢卮蟮的孩子，都不准到他那边去。参加他那个训练班的，多是寒微人家子弟。由于同住一条街，我家里要点草药或遇到别的什么事，常免不了找他帮点小忙，却不许我和他泡在一起，大约是担心我限着他学下流。我呢，却常常瞒着家里，跑到他那里去玩。我后来在军队中遇到危险，一些自救救人的知识，还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您在技术班的成绩如何？”

“很不错。我六岁时出疹子，差点死去，又得蛔虫病，体质弄得很弱。亏得技术班的训练，使我体质结实了好多，同时也磨炼了性格的坚韧。后来凡事不关心成败得失，始终能坚持下去，就得力于这种训练。我还先后参加过三次守兵缺额补充的考试，考试的内容是将学习的各种技术演习一次。单杠上挂腿翻上接十字背车，蹿一次木马，走一回天桥，拿一个人顶；指挥一个十人小队，下正步、跑步、跪下、卧倒种种口令。虽有许多军官在场，临事心里不免有点慌张，但动作还没有失误。三次缺额考试我都没有得到。第一次被一个叫田杰的人得去，他在班上作大队长，聪明能干，各样都来得，在同学中威信极高；大家都喊他作‘田大哥’；第二次考取的是一个姓舒的孩子，年龄和我不相上下，虽各种技术不怎么出众，胆量却极大，从两丈多高的天桥上，翻筋斗落下，到地还稳稳站住；第三次是一个叫田棒槌的，撑竿跳会考全班第一。其余人虽然落选，倒也无话可说。我虽未考中，家里仍然十分高兴。一是进技术班后，我每天去军官团上操，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又懂了许多军中礼节；二是第一次考试还得过军部奖语，家里以为我已经上了正路。”

“那您当时一定是很得意的了？”

“是很得意。在技术班里，我有一个好朋友，名叫陈继瑛，家住在离我家不过50米。吃过晚饭，我和他就相约穿上灰布军服，有意挺起小小的胸脯子，气昂昂从街上走出城去。城门边有个卖牛肉的屠户，常常故意逗我们，拿腔拿调喊我们作‘排长’。还有一个守城老兵，一边对我们作鬼脸，一边阴阳怪气叫我们‘总爷’。我们照例不予理睬，自以为将来要作大事。陈继瑛一心想当团长，我只想进陆军大学，‘排长’、‘总爷’之类，我们还不放在眼里，父亲平时用甜甜的故事，给我讲祖父作将军赢得的那份荣光，平时不怎么在意，这时却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我本来就不爱读书，皇帝又被赶下了金銮宝殿，心想当状元已毫无希望，当将军还有可能。一有了这种念头，我便俨然有了当将军的气概。得到军部奖语时，我就认定自己将来总有一天要当将军。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成天生活在作将军的想象里。”

这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潜移默化，一种集体无意识，一遇机会，就会被诱发出来。据沈岳焕自己说，这种当官作大事意识的被清洗，是他在保靖读了许多书以后。然而，他后来的厌官从文，终不过是中国人那种“兼济天下”的心理模式换了一个方向而已。

“可惜好景不长。陈姓教官一人主持技术班，处理一切井井有条，成绩特别突出，被镇守使看中，调去当了卫队团的营副。如此一来，技术班无形中就解散了。这时是1917年4月，技术班前后存在了8个月。”

“您在自传里说，您是1917年8月入伍当兵的。从4月到8月，您在作什么？”

“还是一边上学，一边在外面野，可以说是旧态复萌。因为又失去了有效的管束。那年秋天，我已经小学毕业，报名进了初中。学校就在我家附近的道门口。班上已经分配了座位，可还没等到上课，我就跟军队下辰州了。”“那时，您父亲未归，哥哥已经北行，家里作主的只有您母亲。让您当兵的决定是母亲作的了？”

“是那样。当时母亲处境十分艰难。首先是家里破了产。最初，父亲随军驻守大沽口，家里值钱一点的‘宝贝’（珠宝之类）都带在身边。庚子大沽口一战，父亲狼狈逃出，这些‘宝贝’便全部丢失了。眼下，哥哥在热河赤峰找到了父亲，父亲却不肯回家。他在外避难五年，尽打“烂仗”。身边尽是作官的，他为人爱面子，一切应酬不肯落后，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1916年底，袁世凯死去，他才与家里通信。来信就是要家里典田还债。到后，家里一点田产便典光了。“真是祸不单行。1917年家里又死了我的二姐。二姐比我大两岁，人生得聪明、美丽，性子倔强，凡事不落人之后。得的是‘女儿痨’。得了病，仍改不了那份要强好胜脾气。她的死也就死在那份倔强性格上。二姐死的时候，母亲哭得晕死过去两回。母亲也是个要强的人，自我出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母亲伤心落泪。我也很伤心，记得埋葬二姐时，我还悄悄带了一株山桃，插在坟前土坎上。17年后我第一次返回故乡时，那株山桃已长有两丈多高了。

“当时，我体会不到母亲的苦处。她让我出门当兵，一定是极难的决断因为我那时才14岁多一点。家中的败落，二姐的死，接踵而来的打击使母亲将世事看开了些。与其让我留在家里学下流，不如让我自己挣一份口粮，到世界上去学习生存。一个家住城里的杨姓军官这时正带兵路过凤凰，母亲向他说及家中情况，那军官答应让我以补充兵名义，随军队同去辰州。如此一来，就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

这位母亲承受的精神压力之大，是不难想象的。一个女人家，丈夫多年下落不明，全家靠自己一人操持。及至丈夫有了消息。还没等到他回家，家里已经破了产。大儿子耳聋眼瞎，难有多大指望。大女儿迟早是别人家的人。二女儿正当如花年龄，却不幸病逝。小儿子已过继给了叔父，小女儿刚刚五岁。原指望第二个儿子一改顽劣习性，终能为家中争气，却又偏偏“恶习”难改，不得不在他小小年纪，狠下心将他送出去经受磨难。她经历的原是旧家败落的痛苦。“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轮到沈家，还不过三世。这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大变动中许多官宦世家的共同命运。鲁迅、老舍、巴金等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都经历过类似的家庭悲剧。它带给这些旧家子弟始料不及的痛苦，却也使他们能够直面现实人生，并间接作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30年代的繁荣。

“母亲的决定，对您是不是来得太突然了些？”“毫无准备。那天正是旧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我拿了些纸钱、水酒、白肉，用一个小木盘托着，到河边奠祭河鬼。照习俗这一天谁也不敢下水，河面异常清静。我烧了纸钱，浇掉了白酒，吃了那块熟肉，就脱了衣裤，一个人在河水里泡了足足两个小时。

“回家吃过晚饭，母亲要我换了一件长衫，穿上新鞋新袜，说是要我送她到一个亲戚家去。问‘去作什么？’只说‘去了就晓得了’。不一会，就知道去的是过去和我家作过邻居的杨家。他家有个女儿，名叫杨莲生，人称莲姑，年龄和我差不多，人生得很秀气。记得一次打大醮，她还装扮成观世音菩萨，让人抬起从街上走过，看起来美极了。还没许配人家，我平时常想到她家去，却又不敢去。

“杨家住在城中一个地势较高处，一路要爬20多道高坎。穿着长衫新鞋，本就不大自然，这时好像又有了某种预感，心里忐忑不安，就觉得那20多道坎子好高，比平时难走多了。到得杨家屋门口，瞧瞧自己一身打扮，我又起了疑心：‘莫不是看郎吧？”这样一想，就浑身不自在起来，赖着不肯进杨家屋。到母亲答应让我只到杨家花园里找莲姑玩，我才进了门。走到花园里时，果然碰到了莲姑。她见我来很高兴，先是带我到荷池边钩莲蓬，又让我看她家养的金鱼，吃龙山出产的大头菜。到后她告诉我，明天她要去辰州，一路要坐三四天的船，那地方是大河，船多得数不清，那些拉纤的，摇橹的，全会唱歌！

“我问她：‘那里可不可以洗澡？’“她用手指在脸上刮着羞我：‘你们男的就只晓得洗澡！’“我正和她没完没了地说话，杨家一个丫头叫我到屋里去。从角门进去，只见屋里点着煤气灯，白光照得人眼花。母亲正和莲姑父母坐着谈话。见我来，大家便不再作声。向杨家父母行过礼，母亲要我坐下，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却又难于开口的样子。好一会，母亲才告诉我，她与杨家表叔商量让我出去当兵，明天一早就要动身。话一讲明，屋里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回到家里，我在灯下痴痴地弄着从莲姑家带回的莲蓬。九妹也比平时乖，不来和我争要那莲蓬。接着，我又拨弄了一回我养的蛐蛐，见它那龇牙咧嘴有趣样子，我决心带它出门，便又拿灯找了一个竹筒，准备明天一早把它装到竹筒里去。回到屋里，见母亲一边清理我出门要用的东西，一边伤心垂泪，我心里也酸酸的，上床睡觉时也哭了一回。“其实我那时并不怎么难过。因为姓杨的军官当面说好，我这次是当护兵，可以背盒子炮。想象着背盒子炮的神气威风，身上有了按捺不住的亢奋。

“第二天一早，大姐摇醒了我。洗过脸，外婆将我拖到一边，幽幽地说：‘乖，你要走了，我还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到你。到你娘面前磕两个头，你是太让她操心了。你这次出门，她的心也是在你身上！’“向母亲磕过头，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嘱咐：‘出外不要淘气闯祸，犯了军纪，……这一去也不要你作官发财，只盼你能好好作人。家里已到了这种地步，连这一栋房子也只能保住三年五年。三五年后，你在外面作事好，能接济到我和你九妹，那自然是好。……出门不比家里，要自己担心冷热。……’

“终于到了动身的时候，全家送我到大门口。从昨夜起天上就落了雨，这时仍细雨镑镑，街上已有人喊卖油粑粑。我穿一身大姐连夜赶出的、照预备兵技术班军服仿制的蓝纺绸衣，衣作得太肥大，极不合身。打起裹腿的两只小腿，就像两棒包谷。脚上白布袜套一双新的三耳水草鞋，身上背一个花包袱。当我走进队伍时，看见别人穿一身黄色制服，各种领章，肩章分出不同阶级。军官们骑马，家眷坐轿，其中就有莲姑。马上几个军官，全是我先前认识的熟人，这时从我身边过，却仿佛不认识我！想起莲姑出发时对我说的话‘昨夜我妈告诉我，以后不能再喊你作四哥了。我应当喊你的名字。我爹也说这是规矩！’我明白，连莲姑也不再和我平等！觉得身子一下子缩小了许多！回过头来再看凤凰，全城已被笼罩在镑镑烟雨之中，变成模糊一片了。”

这是一个从少爷和想象中的“将军”，向现实中的士卒的跌落。由这一跌落产生的精神和心理的落差，使沈岳焕从天真的想象里惊醒过来。命运之手正将他从富贵温柔之乡攫出，扔进不可知的人生漩涡。这是幸运，还是不幸？那位扮过观世音菩萨，此时正在他身边轿上让人抬着的莲姑，后来却因为吃鸦片烟死去！两相比较，真让人生出无限感慨！“我得随队伍走60里，才能乘船去辰州。第一次走这样的长路，真把我累坏了。背上的包袱越走越重，脚上也打起了水泡。正走得两眼发直不知何以为计，一个脚夫见我人小可怜，就让我将包袱挂到他的担子上去。同时又碰上一个中年差遣，他和我叔父同过学。有了熟人说话，又空手空脚走路，觉得松快多了。临近黄昏时候，我们便到了一个地名叫高村的大河边了。

“20多只莲船并排停在水边，各船上都站满了士兵，正忙着寻找指定的船只。我想找一个歇脚的位置，问各船的士兵，皆回答已经住满，并问我属于第几队。我不知道自己属第几队，也不知道去问谁。一些看来较空的船头，站着穿长衫的秘书参谋，那种傲然凛然的样子，实在使我害怕，也就不敢去问。我只好独自坐在河边大石上发呆。

“这时，天已慢慢黑下来了，河面上已起了白雾。一群野鸭子一类水鸟，在暮霭中接翅掠过河面，向对岸飞去。我感到异常孤独，心里酸酸的，有点忧愁，有点伤心。我明白，生命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