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革命大学那位解放军班长请示回来，答复说：“上面要你仍然写文章”的时候，沈从文无言以对。

这答复无意中刺中了沈从文的痛处。写文章，写文章，可是我怎么写下去？如果放弃写作，我又做什么，又能做什么？

沈从文再次面临人生的选择。这选择，与他20岁时在保靖的那次抉择有着许多不同处。当年面对的是获得权力与寻求知识，人身依附与人生独立的选择，虽然也有犹疑，有权衡，然而觉醒的生命带来的是义无反顾的决断、放下权力，去寻求知识，割断与湘西上层社会的联系，独立地走自己的路。现在面临的自然是不同了背景不同，选择的对象也与从前的两样，性质虽不如最初的人生选择那般严重，择取却远比那次为难。他无法断然决然割断与文学创作的牵连，因为那是注入自己全部生命的事业，早已感到那是“终其一生，无从更改”的。在那上面，有自己20多年的心血凝注。现在要最终割弃，不能不使他感到痛苦。虽然这痛苦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既非有人不准写作，也没有人强迫他一定要写什么，不写什么，而是来自他自己的内心矛盾。惟其来自自身，其痛苦更甚。

他明白，如果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自己已经定型的写作方式与已经自觉到的社会要求之间，必不可少地存在着冲突。虽然在那份自我检查里，提到学习中对“政治高于一切”，“文学从属于政治”的重新认识，但要在创作中实际体现这一点，并非易事。即便有了朝这方向的明确努力，下意识的长期积习自己所熟悉的题材范围、审美趣味、处理材料的方式乃至语言词汇，终难保不拖住手中的笔。

他不能不面对现实：在承受了新的社会要求的文学领域内，自己的落伍是注定了的。与其于己于人有害无益，不如避贤让路。既然实证生命价值的途径不只一条，文学创作已经难以为继，尽可以另外的方式为社会服务。

可是，真要改行，对沈从文来说，远不是一般所能想像的那么容易。改行意味着什么？原有的半生经营的事业基础全部报废。新的选择无论是什么，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他已经是50岁的人了。如果新的选择不只是仅仅获取一个颐养天年的职业，而是用以继续实证生命所能达到的传奇在沈从文的深心里，这是一种出自生命潜能的人生必需，那么，50岁实在是一个太过严峻的年龄。

沈从文陷入了自己作成的两难之境。好在最终的决断还不需要立时作出。离开革命大学后随工作组下乡参加土改，延缓了这一选择过程。

先是抗战结束后，北京大学以韩寿萱为首，筹备建立博物馆专业。沈从文凭着他原有的文物鉴别知识，到处跑去为博物馆买文物。及至从四川土改回京后，他又被抽调去清理整顿北京的古董店。成天跟随军代表，在北京各古董店里出入。当时北京共有古董店120个，沈从文亲自参与检查的，就有89个，成百万的古代文化珍品从他手中经过。想起30年前刚到北京时，自己在这些古董店门前徘徊不敢进门的往事，沈从文心里不免产生出许多感慨，感慨中也慢慢生出一种憬悟：自己的生命与这些古代文物原不可分。

沈从文对文物的兴趣远不是自这时起。它可以一直追溯到1921至1922年沈从文在保靖替陈渠珍整理古籍，管理旧画、陶瓷文物，并为它们编目的时候。刚到北京时，琉璃厂、天桥、廊房头、二、三条，各处跑去欣赏古董店和地摊出售的文物，几乎成了他日常必修的功课。到30年代，他的生活终于从贫困中解脱后，便不知节制地购买收藏各种文物。在他于结婚三周年纪念日写给张兆和的《主妇》里，依稀可见他当时收罗文物的情形：……她一面整理衣物，一面默默的注意到那个朋友。

朋友正把五斗橱上一对羊脂玉盒子挪开，把一个青花盘子移到上面去。像是赞美食子，又像是赞美她：“宝贝，你真好！你累了吗？一定累极了。”

她笑着，话在心里，“你一定比我更累，因为我看你把那个盘子搬了五次六次。”

“宝贝，今天我们算是结婚了。”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说：“我看你今天简直是同瓷器结婚，一时叫我宝贝，一时又叫那盘子罐子做宝贝。”

“一个人都得有点嗜好，一有嗜好，就容易积久成癖，欲罢不能。收藏铜玉，我无财力，搜集字画，我无眼力，只有这些小东小西，不大费钱。也不是很无意思的事情，并且人家不要的，我要，……”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说：“你说什么？人家不要的你要？……”

停停，他想想，说错了话，赶忙补充说道：“我说盘子瓶子，是人家不要的我要。至于人呢，恰好是人家想要而得不到的，我要终于得到。宝贝，你真想不到几年来你折磨我成什么样子？”

她依然笑着，意思像在说：“我以为你真正爱的，能给你幸福的，还是那些容易破碎的东西。”1沈从文对文物的爱好从广泛的欣赏逐渐转向专门的搜集。在北京时专收瓷器，还在外国人之前，他就注意到了青花瓷的价值；在云南期间，专门收集耿马漆盒，后来又转向搜集锦缎丝绸。抗战胜利返回北平后，他与朱光潜同住一个院子，他对朱光潜说，“趁二位太太没来，赶快买东西”。及至二位夫人回到北京，两人仍变着法子买各种便宜的文物。1947年我们又相聚在北平。他们住中老胡同北大宿舍，我住他家里边一间屋中，这时他家除漆盒书籍外，充满青花瓷器。又大量收集宋明旧纸。三姐觉得如此买下去，屋子将要堆满，又加战后通货膨胀，一家四口亦不充裕，劝他少买，可是似乎无法控制，见到喜欢的便不放手……

在那座四合院中，还住着朱光潜先生，他最喜欢同沈二哥出外看古董，也无伤大雅的买点小东西。到了过年，沈二哥去向朱太太说：“快过年了，我想邀孟实陪我去逛逛古董铺”，意思是说给几个钱吧。而朱先生亦照样来向三姐邀从文陪他。这两位夫人一见面，便什么都清楚了。我也曾陪他们去过。因为我一个人，身边比他们多几文，沈二哥说，四妹，你应该买这个，应该买那个。

我若买去，岂不是仍然塞在他的家中，因为我住的是他们的屋子。他大半生都在从事搜寻和研究民间手工艺品的工作，先是瓷器和铜器，后转到民族服装和装饰，我自己壮年时代搜集破铜烂铁、残碑断碣的癖好也是从文传染给我的。2

然而，沈从文搜集文物，其意并不在收藏。买来的文物，常常是随后送了人；送了，又再买。

从文表叔一家老是游徙不定。在旧社会他写过许多，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齐。”那么，他该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套四合院的住屋了，没有；他只是把一些钱买古董文物，一下子玉器，一下子宋元旧锦，明式家具……精精光。买成习惯，也送成习惯，全搬到一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去。有时连收条也没打一个。都知道他无所谓，索性连捐赠者的姓名也省却了。1一批又一批文物，就这样从他手中过去，而有关这些文物涉及广泛的知识一种真正财富，却在他脑子里留下来了。早在40年代，他就写过《读展子虔的〈游春图〉》一文，比证相传为隋代画家展子虔所作《游春图》真伪，洋洋万余言，叙隋唐以来中国画史，如数家珍，并涉及隋唐以下服饰、装裱、绢素及人物起居方式各代特征。其独到的见解，在30多年后，为不断出土的众多文物提供的资料和后来者的研究所证实；并发表过《收拾残破》等论文，抗战胜利后就如何保护文物大声疾呼过。

然而，这一切，在当时只不过是一时兴之所至而已。沈从文生命发展的潜能，是朝着文学的方向获得升华的。他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抑制住了生命潜能朝文物研究方面的发展。现在，要重新改由这方面发展，虽是性之所近，仍然还得从头作起。尽管如此，后半生工作的方向，在沈从文心里却逐渐变得明朗起来。

清查北京古董铺的工作结束后，工作去向问题立即摆到了沈从文面前。

当时馆里的人不少，其中有13个教授。大家都不安心，馆领导征询大家意见：如果不愿留下来，可安排到别的单位工作；如果愿意留下来，有什么条件尽可以提出来商量。结果，其余的教授都离开了历史博物馆，转到其它单位工作去了。对沈从文，也提出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供他选择。沈从文终于做出了留下来的决定。他对博物馆领导说：“工资不要超过馆长，能给我工作提供方便就行了。”

这一决定终于导致沈从文与文学创作的最终告别。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沈从文以美术组的成员与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些文学家、艺术家。见到沈从文时，毛泽东询问了沈从文的工作和身体情况，而后说：

“你还可以写点嘛。”

沈从文报以微笑，对毛泽东提出的希望却未能作答。他心有着难言之隐。若作否定性回答，岂不辜负了党和国家主席的一片好意；若作肯定的回答，又岂非当面撒谎？因为就在这之前，沈从文已收到上海开明书店来信。信的大意是说：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沈从文心里在文学创作方面尚存的一点火星，至此已完全熄灭。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是为陈列的展品写标签。历史仿佛开着玩笑，将他拉回到当年在湘西军队里当文书的位置上。这使得许多亲友大惑不解。从香港回国工作的黄永玉，此时正寄居在北新桥大头条的沈从文家里。见沈从文那份在新的工作上安之若素的神气，心里有了疑问。

他的工作是为展品写标签，无须乎用太多的脑子。但我为他那精密之极的脑子搁下来不用而深深惋惜。我多么地不了解他，问他为什么不写；粗鲁的逼迫有时使他生气。然而，各报刊向他约稿的仍不乏其人，沈从文却不为所动，他开始主动割断与文学创作的联系。

办刊物的朋友有时辗转相托请他写点短稿，不是“推”就是“拖”，真如老话说的，好比骆驼穿针眼。总是常用“过时了，过时了”来搪塞。接着他还会说在这方面自己“已下降到接近报废程度”，所以只有“避贤让路”之一途。有时信中虚晃一枪：“老朋友来谈谈天，还像满有兴致，问这问那，也间或煽起一点童心幻念。”但一说到真格的，请他就汤下面地写那么千儿八百字，他就挂出了免战牌，两手一拱，“饶了我吧！”2然而，沈从文并没有心如槁灰，以消极退隐的方式以求自保。一个人活着，就有责任待尽。他的生命之火并未熄灭。只是在一种不作广告，不事声张，旁人迷惑不解，自身也默默无语状态中，开始了向另一片天地的艰难跋涉。当终于有一天，人们在那片新的领地里发现沈从文的身影时，便不能不惊叹生命所能创造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