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陵城中一个微微凸出的山角上，坐落着两栋一字排列的小小楼房。屋前依地势圈出一个三角形狭长院落，用矮矮的黄土墙围定。院角落里种有紫竹和无花果树，一排绿色花架上，陶盆中盛开的山茶花，如一球球火焰。楼房式样半西半中，与青岛某类房屋建筑相仿佛。

这是沈从文大哥沈岳霖在沅陵修建的新居。这个耳朵有点背晦、眼睛严重近视的大先生，虽然年龄已过40，却童心未泯，为人天真烂漫。常常满城乱窜，一遇人事冲突，总要插一杠子，居间主持公道，为人排解纠纷。有时，又突然在沅陵失了综，连家里妻子也不知其下落。几天后，他却突然出现在北平沈从文寓所门前举手叩门。看着弟弟和弟媳开门见面时脸上的惊讶和欢喜，他得意了。

“你们算不着我来看你们，是不是？我就是这种脾气，说走就走，家里人也不曾想到我要作五千里旅行，什么人都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

“住多久呢？住两个月……”

以为沈从文预备扣留自己，他吃了一骇，赶紧说：“什么？两个月！玩三天我就得回去！家里还有好些事办不清楚，待我回去料理！”

果然三天后他又起身走路。沅陵新居的房屋式样，就是六年前他以同样古怪方式，到青岛、上海瞎跑一气，从一大堆记忆中掏摸出一个楼房印象，自己设计的。修房的本意原是体念母亲一生艰辛，晚年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落脚处。不料房子刚刚落成，母亲就在凤凰病故了。中日战争爆发，见局势越来越紧张，他便将家眷送回凤凰老家，独自留守沅陵，坐等两个在外的弟弟消息。如此一来，这寓所就更显空落冷清了。

可是，到1937年底，这里又突然热闹起来。

两辆汽车沿长、常公路，将沈从文一行送到了沅陵。接着，向昆明转移的临时大学的师生也步行到了沅陵。闻一多、萧乾、许维遹、浦江清、李宗侗等人，都住进了沈从文家里。

这期间，沅陵河对岸汽车站停放的车辆种类和数量日渐增多。临时大学、政治学校、商学院、艺专、湖南大学、国民党中央军校，30余所公私中学及无数国家机关单位正陆续经沅陵向上疏散，城区长街上整日走着各种装束的过路人，满街是当地党部、行政官署、商会及社会团体贴的红绿标语，每天都有青年学生和受训民众结队游行，有为伤兵医院募捐的活动和慰劳伤兵举办的游艺会，居然也捕获到汉奸间谍，并押到河边枪决示众。……一切与战争有关的社会人事活动，都在这边远的山城陆续出现。但这里既处战区炮火两千里之外，地理位置偏僻，透过表面社会人事的变动，仍保留了山城那份特有的宁静。加上连日来，沅陵又下起了连绵大雪，河边渡口一带已被积雪淹没。此时，沈从文正忙着尽地主之谊，或者陪客人站在楼上长廊上，眺望沅水上下清寂景象，或者与众人围炉而坐，一面大吃狗肉，一面谈天。听沈从文谈及湘西历史和眼前人事变迁、边地的民情风俗，闻一多等人都感到新奇有趣。

三天后，闻一多等人告辞，继续步行上昆明去了。

送别闻一多等人之后，伤愈出院的沈岳荃，也从长沙回到了沅陵家里。

这是多年来，兄弟三人第一次取齐聚会，各人心里自然生出许多感慨。一时间，家事、国事、地方事全进入兄弟三人谈话的范围。从哥哥与弟弟的谈话中，沈从文对近几年来湘西的社会变迁和目前情形有了明晰而透彻的了解。

自沈从文第一次返湘后的数年间，湘西连续发生水涝旱灾，生活在屯田制下的苗区民众要求湘西“自治政府”减租，陈渠珍不允。1936年初，龙云飞、石维珍、龙云超等人发动苗民起义，组成湘西民族抗日救国军。起义军提出“革屯抗日”、“废屯归民”口号，相继围攻永绥、凤凰、保靖等县。蒋介石从江西急调一个军的兵力，开进湘西，企图一面扑灭苗民起义，一面对陈渠珍所部地方势力进行兼并压迫，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对外孤立自守的陈梁珍受内外夹攻，被迫下台。1936年8月9日，苗族起义军攻陷乾城，蒋介石将失败责任转嫁到何键身上，同年11月，撤消河键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宣布湘西为“匪区”，继续调兵遣将，向苗民起义军进攻，湘西一时陷入极端混乱状态。

陈渠珍下野后，保顾家齐继任师长，自己去长沙担任四路军总参议兼省政府委员闲职。所部官兵被改编为128师，调离湘西，去蒋介石老家奉化驻防，受四路军刘建绪调度指挥。身为128师所部团长的沈岳荃，也随军离开故土。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128师奉命守卫嘉善防线。一师人连夜被运送到了前线，在一个县城小站下车时，既无参谋人员指导，又无向导带路，全城人都已走光，留下的一名县长将手中一串编号国防工事地堡钥匙交付清楚就走了。全师官兵不得不在迷蒙雾气中分头搜寻国防工事所在位置。天刚亮，日军大队飞机即来轰炸，地面上日军先头部队也同128师接了火。在枪林弹雨中，沈岳荃终于在一条小河边发现了工事位置，便一面遣一营兵力向前突击进攻，一面提了那串钥匙，顺小河搜索，把已经锈迹斑驳的地堡铁门逐一打开，准备死守。一连五天，大部分官兵牺牲，连排长几乎全部战死，正副团营长半死半伤。沈岳荃指挥的1500名官兵只剩下120余人，直到掩护友军撤退后，才突围而出，自己腰腿也负了重伤。突围后，沈岳荃曾在杭州医院治疗，随后才转到长沙。这次获准回到沅陵休假两个月，一面休养，一面招募补充新兵，准备以“荣誉团”名义重返抗日前线。

从湘西地方的变化中，沈从文看到了民族抗战的内在隐患，他感到深深不安。五个月来，自己由北而南，一路实际所见所闻，已经明白了全国性战争的意义。战争正在向中国腹地蔓延，湘西已成为通向大后方的战略要地。在这决定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一方面，蒋介石仍不忘对异己的兼并压迫，顽固推行对湘西少数民族的歧视与镇压；另一方面，湘西地方因历史原因，具有一个传统孤立根子。在近两年的变动中，湘西有数千名下级军官和数万各兵士赋闲在家，上万枝枪支散布民间。湘西能不能安定、团结抗战，全在交织于湘西的地方与省里、中央与地方、本省与外省错综复杂的矛盾如何发展，以及这些滞留乡土的血性子弟的思想行为走向。目前最要紧的，是湘西地方应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以抗战大局为重；当权者也必须放弃将湘西地方民族当成征服对象的错误观念，改变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危及抗战的隐患。在做地方工作方面，自己或可尽一份力量，至于另一方面的问题，想想却不免使人痛苦……这时，已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正实施某些行政改革。1938年初，开始在湘西地方设沅陵行署，由省政府委员轮流主持，阵渠珍被委任为第一届行署主任。就在沈从文回到沅陵两个月后，陈渠珍也来到沅陵走马上任。由于近两年湘两民众所感到的受蒋介石嫡系军队的欺侮、敲榨和压迫，对陈渠珍重新主持湘西局面抱有某种期待，因此，在陈渠珍抵达沅陵那天，沅陵竟出动了一万多人，在沅水两岸欢呼，迎接陈渠珍的归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向苗族起义军的进攻，因连遭败绩，被迫放弃武力解决湘西问题的策略，正软硬兼施，压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于是，龙云飞等人也来到了沅陵。

沈从文这次返乡，与上一次返乡已经大不相同。在陈渠珍、龙云飞这些能左右湘西地方局势的各方头脑眼里，沈从文这时已经颇有分量。这不仅是由于他已是全国知名、在湘西更是所有读书人无有不知的著名作家，而且是跑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对目前国事深有了解的人物。过去，沈从文就已和陈渠珍、龙云飞相熟，其他高级幕僚与沈从文也非亲即友。因此，一时间，沈从文成了大受欢迎的远方来客，时局的变化使他说话也没有了忌讳。

这天，沈岳霖以沈从文的名义，将陈渠珍、龙云飞一批同乡文武大老，请到了沅陵家中，沈从文向他们介绍了北平、南京、武汉、长沙见到和听到的有关时局发展的消息，说明战火已沿长江向内地延烧，洞庭湖泽地带，必将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战场。到那时，湘西将在后方战略物质供应和兵源补充方面，占据特别重要地位，这也为湘西人报效祖国、为民族尽力提供了一个最好机会。他援引1931年在上海见到蒋百里先生时听来的一段故实：一个德国文化学者，曾将日本人加以分析，认为强韧坚实足以和中国湖南人相比，热忱明朗却还不如。日本想侵略中国，必须特别小心。近于天然的心理防线，头一道是山东、河南的忠厚朴质，不易克服，次一道是湖南广东的热情僵持，更难对付。日本人反驳那学者，何以见而云然？那德国学者只引了两句历史上的成语作答：“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他希望在座故旧亲友、珍惜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民族争生存，为家乡争荣誉。可是，由于历史的偏见和长久积习，湘西地方在外面一般人头脑中所得，却是“匪区”印象，湘西人也被诬为“土匪”，自己这次回到长沙时，有熟人请去吃饭，席间就有人称自己是“湘西土匪”，话属玩笑性质，虽然无从辩也不足辩，终不免令人痛苦。做为湘西人，应尽力顾全大局，安定后方，以湘西健儿勇于对外流血牺牲，来洗刷尽千百年来强加于湘西地方民族的耻辱。

谈了约两个小时，结论就是“家乡人责任重大艰巨，务必要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争，内部绝对不宜再乱。还得尽可能想方设法使得这个大后方及早安定下来，把外来公私机关，工厂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分别安排到各县合适的地方去，所有较好较大建筑如成千上万庙宇和祠堂，都应当为他们开放，借此方可望把外来人心目中‘匪区’印象除去。还能团结湘西13县的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共同努力把地方搞好。这次谈话对湘西局势的后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久，龙云飞等人领导的苗族起义军从抗日大局出发，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改编，八千苗族起义男儿，被编为新六军暂五师和暂六师，开赴抗日前线，在湘北一带与日军浴血作战，取得著名的“湘北大捷”。然而，沈从文的内心隐忧也变成了现实。国民党政府与苗族起义军谈判的背后就包藏了祸心：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苗族生力。龙云飞等起义领袖在识破这一阴谋之后，相继返回湘西。

对那支外出抗日的苗族武装，在贵州境内实行堵截，打算只要他们的器械与士兵，不要苗族自己的干部。因此又把他们逼回苗区（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这个事件始终是保密的，我1940年在重庆时得自国民党某君的面叙。）沈从文逗留沅陵期间，沈岳荃已收到了长沙师部拍来的急电，限这位上校团长五天内率领在沅陵的两连伤愈士兵，向常德案中，并接收常澧管区四营兵丁，作为本团补充，再开往南昌与日军作战。次日又来了第二次急电，将五日期限改为三天，算来明天就得出发。

第二天下午，天色阴沉沉的。沈从文来到河滩上，为弟弟送行。

临时雇定的十几只大小空油船，一字排在河边码头边。一些军用品堆放在河滩上，正有人在向船上搬运。一些随沈岳荃同行的下级军官，也陆续上了船。那两连伤愈的家乡子弟兵，都穿着崭新棉袄，早排队到了河边，待装船物资上齐，也分别上了船。几个从河边过路的学生代表，见此情形，知道事出仓卒，来不及组织欢送，立即跑到城门边杂货铺，买了两封千子头鞭炮，带到了河边。

眼见弟弟离开自己，走上一只大船，沈从文沉默无语，一种悲壮和肃穆情绪揉和在心里。

鞭炮响起来了，大船已经调转船头，十几只船相继缓缓向下游滑去，沈岳荃和一群下级军官站在船头，默默地向沈从文挥手。

沈从文眼里充满热泪，不由自主地沿河滩跑了起来，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喊：“这不成！这不成！”同时又有一个声音在回答：“这是战争，这是战争，这是战争！”

船队的影子在下游河岸转弯处消失了。河面上慢慢升起的湿雾，逐渐聚拢，并向上升腾，越来越浓。黄昏正在降临，沅陵码头远近房屋和声音，同往日一样，不久就变得一片混沌，包裹在沉沉黑雾里了。

想起在长沙与徐特立的谈话，沈从文感到，要使地方安定下来，一致对外，远不是一次谈话就能奏效；而要消除外来人认湘西为“匪区”的错误看法，还得向人们介绍湘西的实在情形。因此，在送别弟弟以后，沈从文便着手写作以两年来湘西事变为背景的长篇《长河》。

选取沅水上游水码头吕家坪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开篇《人与地》集中展示民国以来20余年间湘西社会变迁的大略情形。时间的长河已从《边城》茶峒流到了吕家坪。由于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无形中正洗刷着乡村正直朴素人性美的最后一点残余。与此同时，自外而来的压力正酝酿着湘西新的社会变乱。伴随那位“家边人”（即陈渠珍）下野、所部军队调商湘西、邻县正“调兵遣将”（苗族起义军对国民党军事进攻作出的反应）而来的，是“新生活”（蒋介石提倡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和“中央军”的向上调动。一时间，湘西被笼罩在极度惊惶与恐惧之中。

妇人把话问够后，简单的心断定“新生活”当真要上来了，不免惶恐之至。她想起家中床下砖地中埋藏的那24块现洋钱，异常不安。认为情形实在不妥，还得趁早想办法，于是背起猪笼，忙匆匆的赶路走了。两只小猪大约也间或受了点“新生活”的惊恐，一路尖起声音叫下坳去。

“新生活”自然是国民党中央势力的象征。然而，这实在又不是象征。它与向上调动的“中央军”，只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它在骨子里是湘西地方民族灾难的根源。“怎么省里又要调兵上来？又要大杀苗人了吗？苗人不造反，也杀够了！”“掌柜的，真是这样子，我们这地方会要遭殃，不久又要乱起来。又有枪，又有人，后面又有撑腰的，怎么不乱？”

《长河》敲响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五溪会猎的开场锣鼓。沈从文从深处触到那个“苗民问题”，他感到一种彻骨之痛。为了冲淡现实带来的内心痛苦，有意作成一种牧歌式的谐趣，涂染变动来临前的乡村宁静，描绘乡村美丽、质朴、天真，善良的灵魂，以及“乡下人”面对人生忧患的镇定从容。

他心里想：“慢慢的来吧，慢慢的看吧，舅子。‘豆子豆子，和尚是我舅子；枣子枣子，我是和尚老子。’你们等着吧，有一天你看老子的厉害！”

夭夭不作声时，老水手于是又想起“新生活”，他抱了一点杞忧，以为“新生活”一来，这地方原来的一切，都必然会要有些变化，夭夭姊妹生活也一定要变化。可是其时看看两个女的，却正在船边伸手玩水，用手捞取水面漂浮的瓜滕菜叶，自在从容之至。

的主干故事就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发生。吕家坪那位依权仗势、横行乡里的保安队长（国民党邪恶势力的化身）与葡萄溪滕长顺一家的矛盾，围绕着敲榨桔子与调戏夭夭事件展开并逐渐激化。面对外来邪恶势力的欺压，“乡下人”生命内部已经生长出抵抗忧患的力量。

夭夭呢，只觉得面前的一个唱的说的都不太高明，有点傻相，所以也从旁笑着。意思恰恰像事不干己，乐得看水鸭子打架。本乡人都怕这个保民官，她却不大怕他，人纵威风，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着，没理由惧怕。

“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一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然而，这矛盾发生于中日矛盾激化、战争迫在眉睫之际，而国民党却忙着对内兼并，消灭异己。“听人说兵向上面调，打什么鬼子？鬼子难道在我们湘西？”一方面，“乡下人”对此感到无从解释的困惑，一方面，一份爱国热情正在身上燃烧。

“……船上有个美国福音堂洋人对我说，……日本会派兵来，你们中国明年一定要和他们打仗。……要打鬼子大家去！”

“……我明天当兵去打仗，一定抬机关枪，对准鬼子光头，打个落花流水！”

（长河》揭示出湘西地方民族对外的爱国热情与他们自内遭遇压迫、欺侮的矛盾，后者又与湘西特殊的民族问题相联系。这一矛盾不仅影响到湘西地方的安定，也对中国抗战的命运构成威胁。它的发展走向，既关系到湘西地方民族的未来命运，也关系到中国抗战的前途。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1938年，不少文学创作沉醉于盲目乐观氛围的时候，沈从文以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深切了解，发现着那个“无可克服的根本弱点”，显示出一种特有的清醒。

《长河》继续着《边城》对自为生命形式的探索。在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等人物身上，不仅依旧保留了翠翠、二佬、老船夫的善良、纯朴与天真，而且开始有了染指权力的欲望：“我当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要枪毙！”以及对实现社会平等的渴求：“不许倚势压人，欺老百姓，要现钱买现货，公平交易，”他们已经摆脱对“天命”的依赖，生命主体生长出在社会变动中把握世界的信心。虽然《长河》仍不免对现实的沉痛感慨，却一扫《边城》里的伤感。这一方面，是沈从文受到了湘西苗族迫使何键下台事件的鼓舞，一方面，又来自沈从文对战争或者会“完全净化了中国”的渴望。

《长河》只完成了第一卷。按预定计划，《长河》全篇共四卷规模，打算写到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蒋介石将其送上抗日前线，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苗族生力为止，完成大时代变动中苗民族和湘西地方悲剧命运的描写。可是第一卷完成后，在香港发表，即被删去一部分；1941年重写分章发表，又有都分章节不准刊载。全书预备在桂林付印时，又被国民党检查机关认为“思想不妥”，被全部扣压。托朋友辗转交涉，再送重庆复审，被重加删节，过了一年才发还付印。到全书由开明书店出版时，已经是1948年了。

《长河》终于以一部未完成的长篇，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