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认真查一查，这么告状不行，影响不好。”赵祥生说，“有意见可以向县里反映嘛，怎么能动不动就往省里告状呢？”这时，站在一旁的何奔眺望着远处的连山镇说：“赵书记、周书记，你们看看人家连山镇建设得多好，”八月，秋高气爽，又正是中午时分，一轮金色的太阳挂在山顶。远远看去，秋阳下，苦藤河像一根绿色的藤子，缠缠绕绕着从大山肚里流出来，将连山镇和苦藤河乡一分为二，就又匆匆忙忙地流向山外去了。苦藤河的那边，一座新建的集镇，在秋阳下是那么的富有生气，欣欣向荣。一条宽阔的街道沿河而建，街道的两旁全是新修起来的三五层高的楼房。另一条大街从沿河大道一直向后面山坡延伸上去，使得连山镇成为一个丁字形模样。那条大道直通后山的火车站。一列长长的火车，刚刚从那边高山下的隧道里钻出来，像一只长长的甲虫，匍匐着前行，一会儿，就又急急地钻进对面山下的隧道里去了。

何奔指着远处说：“大街的尽头，在火车站的旁边，那座三层楼的砖房就是连山酒家。你们看见了么，就在那边，晚上吴乡长可能安排你们去那里吃晚饭。”赵祥生说：“我们今天哪个地方也不去，就在农民家里吃饭。”何奔说：“农民家里的饭有什么好吃的，我们丁县长从来不到农民家里吃饭。他下来就住在连山酒家。”赵祥生从何奔的话中仿佛听出了什么，问：“那家酒家是谁开的？”“我们乡企业办主任顾家富开的。顾家富是我们顾乡长的亲弟弟，连山酒家开得可红火啦。”周明勇说：“这几年苦藤河乡寄上去的状纸，大都是说顾乡长和他弟弟的事，县纪委很久以前就准备下来弄一弄这个事的，这次是要认真查一查苦藤河乡的问题才行。”郑秋菊一旁连忙说：“农民写在状纸上的问题也不一定全是真的。我们苦藤河乡的老百姓的确穷，因为穷，就把气往乡干部身上撒，这有些不公平。”何奔说：“真金不怕火炼，没事还怕查么？”赵祥生眺望着奔腾东去的苦藤河，像是想起了什么，问何奔道：“你们的大桥准备修在什么地方？”何奔指着河码头上面那一段水流湍急，河面狭窄的地方说：

“大桥就修在那里，连两边的辅助桥共计长两百米，中间两个大拱，两边各有两个小拱。大桥的那头正好和连山镇的丁字街相连接。日后从我们苦藤河乡运货的汽车过河去弯都不用转，就直奔火车站去了。”“那个地址是你们自己选的，还是经过测量的？”“是县桥梁工程公司的工程师在苦藤河乡住了两个月，经过认真勘测之后选定的。还绘有图纸的。”“这就好。”赵祥生大声地对李冬明说，“冬明我对你说，不管怎么样，大桥还得按时动工修。”郑秋菊一旁说：“这样闹下去，哪个还敢修大桥。还没动工，说不定又会有人告状的。”何奔反驳道：“这些告状的有哪一个是告不该修大桥？”李冬明见他们又接上火了，催大家道：“快走吧，下午还要赶回来呀。”何奔一旁火气十足地说：“我们苦藤河乡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听到谁告状了就吓得连觉都睡不着。以为把邓启放抓走了，就没有人写告状信了，其实呀，该写的人家还要写。”周明勇仿佛想起了什么，问何奔道：“丁副县长为什么叫田跃抓那三个人？”何奔说：“大岩村的莫支书早晨并没有去乡政府，他一直在医院顾乡长的病房里。邓启放和全金来当时虽然在乡政府，但他们是站在大院里面的，围墙是从外面往里面倒的，也就是说是外面的人推倒的。为什么要抓他们三个人，真的是没办法解释了。”周明勇问郑秋菊：“你说说这是什么原因吧。”郑秋菊说：“这我就不大清楚了。是丁县长和顾乡长他们几个人一块研究决定的。”周明勇说：“这样抓人，只会把问题弄得更复杂。”赵祥生不再说话，只把眉头拧了拧。一行人刚刚爬上山坡，迎面碰到莫胡子的女人从竹山垭村出来。她不认识县里的几个领导，问何奔说：“何委员你们到哪去？”“到竹山垭村去。”何奔问莫胡子的女人道，“你什么时候进山来的？”“来一阵了。”莫胡子的女人说，“何委员，我刚才……他们说那个事，你知道么？”一旁的李冬明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你们说的什么？”何奔说：“莫嫂，县委赵书记和县纪委周书记他们都下来了。

他们这就去竹山垭村了解情况。你回去吧，没事的。”莫胡子的女人瞅了瞅赵祥生和周明勇，就走到赵祥生面前，轻轻道：“这位就是把县里两个搞贪污的大局长弄去坐牢的那个姓周的书记么？”赵祥生指着周明勇道：“你说的周书记是那一位。我姓赵。”莫胡子的女人就走到周明勇面前，也不说话，只是定定地看了周明勇一眼，两行眼泪刷地就流了下来。这下可让周明勇有些不知所措了，连忙劝她道：“有什么委屈你慢慢说，别哭啊。”莫如华只哽咽着说了一句：“终于把铁面书记盼来了呀。”眼泪也不擦，转身匆匆下山去了。周明勇的心里像是被什么重重地撞击了一下，盯着她的背影，眼前却总是晃动着那一双满含着泪水的眼睛，口里喃喃地道：“这是为什么啊，这是为什么啊。”赵祥生问李冬明说：“这个女人刚才还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怎么一下又哭起来了呢？”何奔一旁道：“她是大岩村莫支书的女人，可能她还不知道她男人被抓走了。”赵祥生盯着何奔说：“不见得吧？不知道她男人被抓走了，她哭什么。”郑秋菊说：“我们苦藤河乡虽然不通公路，有几个村连电话也是要通不通的，但就是怪，只要出芝麻大的事，不用三个时辰，全乡就都知道了。她男人被抓到县里去了，她能不知道？说不定她到竹山垭村，就是为她男人被抓的事。”几个人来到竹山垭村的时候，竹山垭村竟然静悄悄的。家家户户的大门紧闭着，看不见一个人影，偶尔只听到几声狗吠。李冬明将赵祥生和周明勇几个人带到全安家门前，全安家的门也关着。李冬明叫了几声没有人应，自言自语道：“这就怪了，阳天白日，一个村不可能看不见一个人嘛。”赵祥生说：“那边屋里好像有响动。”郑秋菊走到那边屋门前，果然听见屋子里有说话的声音。从窗户往里面看，屋子里关着两个小孩。郑秋菊对屋子里叫道：

“小孩，快开门。”屋子里的孩子被吓得大哭起来，“我爹说了，不准开门的。”“你爹到哪里去了？”“我爹不让我们告诉人家的。”郑秋菊哄他们道：“我们是乡里来的干部，快告诉我们，你爹在什么地方。我们找他有重要事情。”一个大一点的小孩说：“我不告诉你，你骂过我爹，你不是好人。”气得郑秋菊眼泪都出来了。李冬明见状，问道：“你们认得我么？”“你是乡里的干部。前天要我爹交集资款，你也骂过我爹的。

不过我爹说，他只有一点点恨你。”“告诉我，你爹到哪里去了。”“在仓库里开会。”“仓库在哪里？”“就在那边村口。”郑秋菊有些没好气地说：“我们看看去，说不定他们又在商量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何奔这时不知怎么地额头就冒出了汗水，他大声地叫喊道：

“全支书，你们在哪里？县里赵书记和纪委周书记来了。”郑秋菊在何奔大声叫喊的时候，早已来到仓库的门前，这还是在集体时生产队修建的仓库。由于竹山垭村穷，人民公社改成乡之后，当时的村办小学没有校舍，就将仓库改成了学校。后来，乡政府说没有工资给竹山垭村的老师，村里自己又负担不起，村小也就给撤了。竹山垭村的孩子全都要到大岩村乡完小去上学。但这间仓库仍然没有被拆掉。竹山垭村的群众说孩子们去大岩村读书太远，希望什么时候村里能再把小学办起来。

郑秋菊推开仓库大门的时候，全安也正好来开门：“李书记你们都来了呀。”全安的脑壳被砖头砸了一个包，还有一道口，不好敷草药，他女人将他的头发剪去了许多，敷上草药之后，再在脑壳上横着包了一块布。胳膊上的伤口也还没好，用一块纱布吊在脖子上。那样子就像电影里面被八路军战士打伤过后抱头鼠窜的汉奸，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全安走出仓库，很不自然地对大家笑了笑，随手想把仓库的大门拉上。

郑秋菊早已看见屋子里全是人，将门推开说：“阳天白日，你们村这么多人关着门在里面商量什么呀。”何奔上前问道：“你们是在退集资款？”全安忙说：“是的，我们正在退集资款哩。”这时满屋子的人都站起身：“集资款退了，我们回去啊。”人们拥出大门，一下全走了。

赵祥生和周明勇站在一旁，看着这些衣衫褴褛的人们慌慌张张地走远了，他们的心里都不由生出了疑窦。

郑秋菊拦住全安说：“全支书，恐怕不是退集资款吧，退集资款要关着门做什么，还交待孩子不要告诉外面人你们到哪里去了。”全安反问道：“我说是退集资款，你说不是，那你这个做乡党委副书记的说说，我们是在做什么啊？”全安将那只被邓启放砍伤的胳膊抬了抬，一双眼睛盯着郑秋菊，像牛卵子一样，瞪得溜圆，像要冒出火来。

郑秋菊被全安的话顶撞得有些尴尬，往后退了半步，说：

“我怎么知道啊，我知道就不会问你了。”“你问我，我就说是退集资款。”全安一点都不给郑秋菊面子，“你要是不信，那你就不要问我好了。”“谁负责退？”郑秋菊脸面红一块白一块，但她还是这样追问道。她知道，丁安仁要她跟着赵书记他们下来，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下面村里的情况，赵书记他们在下面听到了什么，做了些什么，全部掌握住，以便对付；再一个就是不能让下面村里的人，背着他们一个劲地说他们的坏话。该封的要封，该堵的要堵。“我们村不是你郑书记负责，你问这个做什么？”全安过后就问李冬明：“李书记，上午县公安局在我们村抓走了两个人，还将大岩村莫胡子也抓走了。我要不是被围墙砸破了脑壳，听说我也会被抓走的。你知道不知道他们抓人有什么标准没有？”李冬明说：“我从县里刚回来，抓的哪三个人我知道，他们对我说了。为什么要抓他们，我就不怎么清楚了。”“你说丁县长叫人抓莫胡子他们有没有道理？”李冬明看了赵祥生一眼，不做声了。全安就对赵祥生说：

“赵书记，我请你评评理，他们抓人怎么连被抓的人犯什么罪也不调查清楚，想抓谁就抓谁呀。”赵祥生说：“我下来的时候就说过了，我们这次下来，主要是听听群众的意见，不干预公安司法部门执法办案。田跃他们抓谁不抓谁，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不好过问，也不能过问。”赵祥生这样说过，两眼瞅着这个满脸愁苦的村支书，摸了摸他脑壳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布条，又摸了摸那只被砍伤的胳膊，说：

“全支书，这次让你吃苦了，我看你还是要到医院去上些药，这样会不会出问题呀。”周明勇一旁对李冬明说：“如今基层工作不好做。特别是村一级的干部，上面的工作往下面压，村里群众的矛盾也多，纠纷也多，都要靠他们解决。可他们又不是正式的国家干部，还要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他们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你们要多多关心体贴他们才是。”郑秋菊一旁说：“他们每个月有五十块钱的补贴。”过后就轻声嘀咕道，“装得可真像。”没料到她这话被赵祥生听见了，批评她说：“你这个乡党委副书记，这样一种心态对待下面的干部，怎么不挨群众的骂呀。”全安站在那里，他们说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见，他还在想刚才赵书记说的行政不干预公安司法办案的话，他的脸面有些发黄，站在那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赵祥生，好久没有做声。何奔一旁见状，说：“两位书记大老远地到竹山垭村来，你这个做村支书的不能让他们老是站在这里说话吧。”全安问：“到我家去呢，还是要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赵祥生说：“客随主便。”“那就跟我走吧。”全安说着，自己前面走了，一边走还一边不服气地说，“行政不干预公安司法办案，那丁县长是代表行政还是代表公安司法？他怎么叫抓谁就抓谁！”几个人跟着全安来到村子旁边山脚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姓赵，有五口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娘，儿子名叫赵福林，儿媳姓白，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一家五口人住在一间破烂的木屋里。

木屋的壁板是用细树枝织成的，站在外面，可以一览无余地看见整个屋里的一切。里间是卧室，卧室里摆着两张床，一张床是祖母和孙子孙女睡，另一张床是儿子媳妇睡。床上没有被子，只有两件破蓑衣。屋子里除了两张床，就只有一个大木桶了。赵祥生打开木桶，里面有半木桶苞谷。外面屋子里也是空荡荡的，火塘上架着一口铁锅，铁锅里煮着红薯。赵福林的老娘和孩子正围在火塘前吃红薯。赵祥生走过去看了看，问蹲在屋角落里整修农具的赵福林：“中午吃的红薯？”“不吃红薯吃什么？”赵福林头没抬，冷冷地道。

“一年能收多少粮食，够吃么？”赵福林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全是布满的愁苦。他突然把手中的农具往地上一抛，大声地咒骂起来：“如今一些人把我们做农民的当猪了，当畜牲了，一年累死累活，收下的粮食交皇粮国税还不算，乡政府这种费那种费比牛毛还要多。真是剥我们的皮，榨我们的血呀。你们是县里下来的大官，你们说说，我们做农民的还活不活？”赵祥生没有料到眼前这个看上去老实木讷的农民会来这么一下子，说：“你们夫妇俩这么年轻，劳动力也不差，乡政府的费再收得多，家里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啊。”“不是这个样子，那你说又能是什么样子？”赵福林目光冷冷地看着赵祥生。

“不能搞点副业挣点钱？”“搞什么副业？种的小菜没有地方卖。外出打工么，我们这么大年纪了，没人要，人家要年轻漂亮的姑娘。到山上挖点中药材卖，还要抽百分之三十的管理费。听说今后乡政府还要收人丁费，收婚嫁喜酒费，日他娘啊，乡政府今后只怕还要收农民晒太阳和淋雨的费了。”“乡政府集资修桥，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尽快富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愿意交集资款，还要去乡政府闹事？”“哪个说我们不愿意交修桥集资款？我家把猪卖了，把鸡卖了，还卖了两百斤黄豆、三百斤苞谷，才把一千五百块钱凑齐。

我们村里大部分人都是卖猪卖鸡卖粮凑钱交的集资款。”郑秋菊一旁说：“你们既然愿意交集资款，为什么突然又要乡政府退钱呢？”“群众不放心，又怕顾家富那杂种拿着我们的汗水钱去借鸡下蛋。”赵福林横了郑秋菊一眼，说道，“你就是人们说的那个白皮萝卜么？你行啊，你有能耐啊。”过后就又是一声让人心里发颤的冷笑。

郑秋菊连连后退了好几步：“你，你……”说了几个你也没有把后面的话说出来。

“你对农民瞪什么眼睛，群众说话你认真地听着嘛。”赵祥生瞪了郑秋菊一眼，说道。

郑秋菊那张胖得瓢瓜一样的脸被说得通红，许久没敢再做声。李冬明一旁问赵福林：“你们村里今天把集资款全退了？你的集资款也领到手了？”赵福林看了全安一眼，不做声了。

这时，赵福林的老娘突然伤心地哭起来。让赵祥生和周明勇都不由吃了一惊。周明勇问老人哭什么，老人说她女儿出嫁三年了，从来没有回来过，她特别想她。

赵祥生问她女儿嫁到什么地方去了，三年也不回来看望老娘。全安说：“她女儿是不是真的嫁人了，还弄不明白，三年前在顾家富的酒家打工，后来突然不见了，过了快一年时间，才从福建那边寄来一封由别人代写的信，说是她已经在福建那边结婚了。”“你们没去看望过她？”“哪有路费钱。总不能讨饭去福建吧。”赵福林瓮声瓮气说。

周明勇要赵福林将他妹妹的信拿来看：“你要给你妹写封信，叫她回来一趟，说她的老娘很挂念她。”“写了，她连信都没有回。”“我们乡还有两个姑娘，是茅山冲村人，和她一块走的。至今也没有回来。她们都不识字，信都是请人代写的。她们是怎么走的，为什么要走，在那边生活得好不好，生孩子了没有，也没有人知道，一直是一个谜。”赵祥生和周明勇从进了赵福林的家门，脸色就变得十分的难看。两人劝了老人一阵，才离开他们家。

全安问：“还去哪家？”“每家每户都看看。”赵祥生心情沉重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