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履上殿：可以穿着鞋，带着宝剑上殿。因为那会儿都席地而坐，进门都应该脱鞋的。

以后只要丞相一牛，皇上都赐这三个特权，所以丞相的权力很大。

丞相的属官叫十三曹，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是国家的正式机构，主官秩千石，国家给发工资的，跟县令是同级的。

皇帝的属官是尚书台。尚书，顾名思义可能就是原来给皇上管文书档案的，相当于皇上的秘书。尚书台主官秩六百石，比十三曹少四百石。等于皇帝的属官比宰相的属官级别还低，不但低，还不是国家给发工资，是皇上自己掏腰包，你要不掏，你就甭雇他。

一个是国务院办公厅，一个是总统私人助理，你这个身份跟人家没法比。如此看来，还是表明相权之大。

那皇上怎么削弱相权呢？就是有什么事儿，我都跟这些尚书商量，尚书台设立尚书，门下省设立侍中。这些人品级虽然低，但整天跟皇上泡在一起，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到了东汉，丞相基本上就成了一个虚衔儿了，真正掌实权的人，必然要加这么个衔儿——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将军掌握武将，录尚书事管文官，基本上都这样。

但是，这个大将军录尚书事还是一个人。它虽然不叫丞相了，实力却相当于一个丞相，对皇权还是构成了威胁。那时候君臣共治天下，丞相跟皇帝，谁的权力更大，完全靠两个人的个性。要是秦皇汉武时期，肯定是皇权大，你要赶上那个皇上窝窝囊囊，又爱玩儿什么的，不理朝政，那就大权旁落。所以在隋朝以前，权臣篡位的事儿，史不绝书，多有记载。往往做了丞相就有机会篡位，曹操做了丞相，基本上等于篡位了，他儿子帮他完成了这个举动。接着曹魏几十年之后，被丞相司马氏篡了。尤其在魏晋南北朝乱世的时候，你要是做了丞相还不篡位的话，老百姓都替你着急。

隋文帝杨坚也是做了丞相后，篡了北周的位，所以他一当皇帝，就怕这种事儿发生在子孙身上。为了大隋江山千秋万代，怎么办呢？削弱相权。

名义上把相权削弱，说是一分为三，实际上不止。三省的正副长官都是丞相，都入政事堂。而只要可以入政事堂议事的官，实际上就相当于丞相。三省的正副长官大致是这些：中书、尚书两省的长官叫令，副长官叫仆射。中书令、尚书令、中书左仆射、中书右仆射、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门下省的长官叫侍中，副长官叫侍郎。六部的长官叫尚书，副长官也叫侍郎，分左右，兵部左侍郎、兵部右侍郎。这样一来，三三得九，一人之权瓜分为九。当然，并不是每个皇帝在位的时候都设立得那么全，比如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当过尚书令，所以等李世民继位之后，唐代就不再设立尚书令了，因为当年太宗皇帝做过这个职务，你们谁还配做这个？就此取消。

Δ宰相成了临时工

无论如何，宰相一般也得有四五个、六七个。到了高宗、武则天之后，皇帝设立了一个职务，叫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个职务是临时性的，不管你现在是几品官，只要给你加上这个衔儿，你就相当于宰相。皇上若要提拔你，给你加这个衔，入政事堂议事，你就相当于宰相了。如此说来，宰相就由固定的变成了临时的。它的好处是，正式任命的宰相如果要罢免，是有一套严格程序的，现在这个是临时宰相，这个临时工皇上能说撤就撤。

比如说，国家公务员的晋升应该是逐级的：科长、副处长、正处长、副局长、正局长、副部长、正部长，应该这样有序晋升。但是后来你别晋升了，我给你加一个衔儿就完了。假如你现在是处长，我给你加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你就一下子相当于副总理了。优点就是哪天我看不上你，我把这个衔儿一摘，你就又回去接着当你的处长去，特方便。所以之后，既然设立了同中书门下三品，三省的长官就变成了虚衔，甚至设而不授。

中书令该退休的时候，本来要任命一个新的，现在就不任命了，空着不设。即使设了，也都是给那些还有两年就快死的老臣，让他荣誉一下。一把年纪了也不入政事堂议事，也议不了事，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老到那个份儿上的，给你个太师中书令，也是位高权不重。

真正掌权的，是同中书门下三品这帮临时替换，来去全由皇帝秉断的人。中国古代的官员一、二品穿紫袍。《红楼梦》里说：“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三、四、五品是红袍，六、七品官是蓝袍，也就是青袍（“江州司马青衫湿”），八、九品的官就是绿袍了。中国有一个成语，形容一家全是当大官的。就说他们家满门朱紫，除了红的就是紫的。现在所说的红得发紫，意思也大致相同。

这样的话，充当临时丞相的如果是小官，穿青衫的，给你加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衔，你只要换个颜色的官服穿就是了，从青衫变成紫红的。等什么时候皇上不待见你了，这个衔儿一摘，你还回去穿你处长的官服去，红袍的还是紫袍的给脱下来，换青的上去。

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说明隋唐时期皇帝想出来的削弱相权的办法。它不但将相权一分为三，更关键的是后来把丞相之职演变成了临时工，成了皇上的打工仔。中国古代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宰相由一个变成一窝，由独相发展到群相。

Δ天下英雄尽白头

孔子提倡素质教育，现在我们也提倡素质教育，中间这上千年的应试教育是怎么来的，就是从隋唐开始的。

当时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无法继续。再靠士族地主垄断官职，已经不行了。所以隋文帝开始想别的招儿，废九品中正，开科举士。隋炀帝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从隋炀帝开始，整整1300年，一直到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才废止科举考试。科举制虽然废止，但这一千多年的卷子已经把中国知识分子考习惯了，所以现在的学生做卷子做得脑袋大是因为隋朝的时候被摆了一道。

虽然说纸上得来终觉浅，但当时这个制度还是十分客观有效的。

唐朝贞观时，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创武举，不光文的可以科举了，武的也可以。另外还开创了殿试，就是皇上亲自考你。明清两朝，殿试都是在紫禁城的保和殿，像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代圣主，基本上都是皇帝自己出题、自己监考。

开元年间则是高官主持考试。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一演就老是和珅去主持考试，和珅相当于宰相。这样一来，科举制经过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几代皇帝，就逐渐形成了。

科举制形成的作用有这么几点：

第一，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以前是王、谢、袁、萧这帮家伙垄断仕途。现在不行了，科举抑制门阀，扩大了官吏的来源，实际上也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因为庶族地主能够通过科举做官了，不再嫉妒高门大阀里那些一生下来就能当官的窝囊废，以后纯靠本事吃饭。

第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它把读书、考试跟做官联系了起来。原来那种目不识丁的人，再做官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当然唐朝选拔官员实际上还是以士族子弟为主，并不以科举制为主，而且即使科举制也有身份限制，农民就不行。到了宋朝才开始英雄不问出处，谁都可以参加，挖完煤去考一考，考上了照样飞黄腾达。

另外，在唐朝科举考试不是你想考，一考就能考上的，它非常难。当时分进士、明经两科。明经科就是填空，子曰什么时习之，你填一个“学而”就完了。虽然明经好考，但是考上之后也做不了大官。

进士科就特别不好考。诗词曲赋，时务策，国家大政方针，该不该开奥运？你得写一篇论文。唐朝人讲话：“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30岁考中明经属于老明经，因为那玩意儿简单，50岁考中了进士却属于年轻的进士，因为那个难。唐朝人平均寿命是29岁，要50岁考中了进士，那是什么概念？得跟人拼寿命吧。等你把别人都拼死了，你活得最长，叼着人参做完卷子考上之后，回顾起来等于是一辈子都在考试。文人一辈子全都去考试了，还有工夫琢磨怎么造反吗？读书人不琢磨造反，剩一帮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文盲，就更别反了！

唐太宗最爱干的事儿就是巡查考场。科举考试不像现在高考似的，年年都考，考进士是三年一考。唐太宗每次去看考场，一看大家兴高采烈地来了，然后垂头丧气地回去；三年后又兴高采烈来了，然后又垂头丧气地回去；三年后再来一次。眼瞅着这帮人黑头发给考成了白头发。唐太宗身心十分愉悦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你们都上当了，掉我的圈套里了。唐朝人写诗：“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你让他考试，让他考不上，给他一个希望，他又考不上，这个哥们儿整天干这个，把头发都干白了。

毕竟像洪秀全这样干了几次没干上就造反的人特别少，因此有人说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牢笼志士。特别是到了后来，宋朝农民都可以参加考试的时候，阶级矛盾就进一步缓和了。农民百姓想当官的话，不用去造反去抢了，只要六经勤向窗前读，干这个就可以了。所以中国的古代传统社会，为什么顽固，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不可动摇？就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力量太强大了。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时候，中国的科举制被介绍到了欧洲，形成了今天欧洲的近代文官制度。再后来又传回到中国，叫国家公务员考试，实际上就是科举制。比如我是学历史的，如果我们党竞选赢了，我就能够担任国防部长。一个学历史的怎么能担任国防部长呢，你懂得业务吗？我不需要懂业务，副部长懂就行，因为副部长是考上来的。考试考得最高就考到副部级，正部就是政治家了，副部往下是官僚，它是职业的。

政治家不专业没关系，国防部长是拿大政策的，底下一帮考上来的专业参谋给拿大政策的提意见就行了。而且国防部长的主要任务是到国会要钱，要经费，不真指望着他去打仗，所以谁都可以干这个。日本的内阁更迭多快，首相一年完蛋，一完蛋部长就全换。这种大换血，国家怎么没事儿？因为副部一级稳定，换再多不专业的部长都没有关系。所以近代文官都是由科举制考上来的，因而政局特别稳固。

06红红火火好日子

Δ有地，你就给我缴税

隋朝一开始沿用了北魏的租调制，规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以庸代役的制度开始部分推行，但是这个有年龄限制，50岁以后才可以纳绢代役，不到50岁的话，该服徭役的你还得去。

唐朝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谷物叫租，绢和布叫调，在服徭役的期限内如果想不去服役的，用纳绢或布代役叫庸。唐朝的庸不再有50岁的年龄限制，甭管多大的人，只要不想去服徭役，都可以纳绢代役。本来，在农忙季节如果大规模征发徭役，就没有人种地，会误了农时，现在不愿意去的人可以纳绢代役，留着劳动力去种地，多有好处。

租庸调有一个前提，我给你交租、交庸、交调，但是你得给我土地。你不给我地我拿什么交租子，布帛是地里种出来的嘛，得种麻才能纺麻布，种桑树才能有绢子。但是中国古代的土地是私有的，归地主所有，那么国家要给百姓分配土地，这个待分配的土地是从哪儿来的？显然不能把地主的地给没收了再去分。途径只有两个，一个是新开垦的，再一个就是大规模战乱、人口大量死亡后所形成的无主荒地。不过，随着国家承平日久，人口增加，无主的荒地几乎没有了，新开的地也够戗，能开的差不多都开完了，那要去哪里拿土地来分给百姓呢？

这时候，政府有了新的应对措施。它规定，每个成年男子20亩永业田、80亩口分田。20亩永业田可传之子孙，80亩口分田死后得归还给国家，然后国家好拿去再分配。想得是挺好的，问题是到了天宝年间，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

土地本是私有的，这些大地主大官僚占有大量土地之后，还兼并农民的土地，没等农民死，他这一百亩地就没了，被兼并了。这一被兼并，国家就找不着口分田再往下分了，新出生的人就没地了。没地了，我的租庸调就交不了了，农民就只能逃亡，逃亡后，政府的租庸调就收不上来，国家就没钱了。整个连锁反应就是，政府直接分配的土地减少，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国家就得想招儿，不能再按照租庸调这种方法来收。公元780年，唐玄宗的曾孙唐德宗接受大臣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一年分夏秋两次征收，两税指的就是户税跟地税。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年收两回。

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表明朝廷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原来的租庸调制，收税标准是以人丁计算，每个成年男子授田一百亩，每年为国家交比如150斤粮食、两丈四尺绢布。有你这个人，就有国家的150斤粮和两丈四尺绢布。这意思就是，哪怕当年国家分给你的地已经被兼并了，地都没了，但是只要你人在，照样得交。

那你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逃亡。

那么被兼并的地到哪里去了？到我这儿了，因为我勤劳致富。我们家八个儿子，你们家就两个丫头，所以你们干活干不过我们家，最后我们家发了财了，把你家的地兼并过来了。但我怎么交税？我还是按照我的人头走，就算我现在有四千多亩地，我还是按照两丈四尺绢布、150斤粮这么交，因为我就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我交的和你一样。

所以两税法以前是按人丁为主征税，而现在则按照土地财产为主，你有地的你多交，你没地的就少交，甚至不交。没有土地的商人，交总资产的130。这就表明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放松了，原来租庸调制下不允许人口流动，你这一百亩地在海淀，你人跑朝阳去，我跟谁要税去，你的地在海淀，人必须在海淀，地在人在。现在无所谓了，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因为谁占了这一百亩地，我就跟谁征税，你可以随便流动。如此一来，你在这儿没有地，可以上有荒地的地方开发，在海淀的地被兼并了，你可以去昌平、平谷，这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生产发展是有利的，两税法实行的好处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