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连仲说，他的预备队已全部用完，夜袭甚为不易。我说，我现在悬赏十万元，你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起集合起来，组织一支敢死队，实行夜袭。这十万块钱将来按人平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好自为之，胜负之数，在此一举。

我所以要他组织敢死队的原因，便是根据我的判断，第二集团军的伤亡虽已逾全军十分之七，但是从火线上因抬运负伤官兵而退下的士兵一定不少，他们因为战火太猛没有回到火线上去。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要利用这一点最后的力量，作孤注一掷。

台儿庄的守城部队听说明天拂晓要全线反攻，汤恩伯的第20军团要到了，日军第10师团和第5师团的坂本支队就要完蛋了，他们高兴，他们激动，战士们的脸上挂满了泪水。眼泪在满是尘土的脸上爬出弯弯曲曲的沟壑。

伤员们从地上爬起来，把肚子外的肠子朝里塞，包扎好自己的伤口。

他们拄着大刀、断枪，坚强地站起来。他们庆幸自己还活着，还能看见最后胜利的一幕。伤员们虽说跑不动，甚至走不了，但是他们还有一只断手，还有一只瞎眼，就是用嘴咬，也得参加大反攻的复仇行动。

中国守军部队摩拳擦掌，把背上锯齿一般的大刀在石块上霍霍磨着。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反攻的一天来到了，胜利的一天来到了！

6寻找汤恩伯

前面说过，汤恩伯的第20军团是6个月之前才组建的一个新军团，直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下辖第13军、第52军、第85军和1个独立骑兵团。第13军军长由汤恩伯本人兼任，下辖第110师，师长张珍；第52军，军长关麟征，下辖第2师，师长郑洞国，第25师，师长张雷明；第85军，军长王仲廉，下辖第4师，师长陈大庆，第89师，师长张雪中。这是一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

第20军团参加徐州会战，李宗仁既高兴又担心，他一直处在矛盾的漩涡里。这支部队调到第五战区，无疑是加强了战区的军事力量，因为它是蒋介石的嫡系，这就加强了中央对第五战区的支持力度，有利于同其他战区的协调。但是担心的事很多，最大的一条就是怕不听指挥，不服从调动。汤恩伯的高傲自大，目中无人，李宗仁是领教过的。

还在滕县保卫战的时候，刚刚调归第五战区的汤恩伯，上来就给李宗仁一个脸色。当时滕县危急，李宗仁用商量的口吻给汤恩伯发了一个电令，意思是说，第22集团军兵少械劣，恐难拒敌。战区征得委员长同意，调第85军过去作第22集团军预备队，望即出为荷。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用这种口气对待下属，实属一种抬举。但汤恩伯不仅不领情，不谦虚，反倒骂李宗仁瞎指挥。他恶人先告状，把李宗仁告到蒋介石的面前。

在汤恩伯知道坚守滕县也是蒋委员长的意思后，仍然拖拖拉拉，找出许多借口。说透了，就是不愿给第五战区李宗仁脸上抹粉，宁肯牺牲自己的同胞，让日本人消灭那些杂牌军，也不想让李宗仁他们打胜仗。汤恩伯派系思想意识浓厚。

用李宗仁的话说，汤恩伯是个大草包。蒋介石怎么不想消灭杂牌军呢？他时时刻刻在想这事。把杂牌军部队调往抗战前线，就是蒋介石一石双鸟的诡计。但蒋介石毕竟是一个政治家，头脑比汤恩伯灵光得多，人家里子面子都要过得去，抗战领袖的形象还是要讲的。

台儿庄大战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抗战是关系到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大事，不是哪一个人的私事。汤恩伯就把第五战区的事看成是他李宗仁的个人之事，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狭隘，更危及到几十万抗战士兵的生命。李宗仁晓之以理、苦口婆心地找汤恩伯谈。

汤恩伯对整个台儿庄的作战方案也了解，对自己军团所负担的重任以及作战任务十分明确。他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向蒋介石、李宗仁表白的态度十分坚决。李宗仁不知为什么，还是有些不放心。

李宗仁的预感还是很灵验的。

当台儿庄大战打到最困难的时候，庄内的守兵只有巴掌大块防守区域，23的阵地都被日军占领了。第五战区找不到汤恩伯的第20军团了，无法联系，电台全都关闭了。李宗仁脸都给吓白了，天啊，这事闹大了。

李宗仁让参谋处日夜不停地呼叫，一定要找到汤恩伯！

（第2集团）军参谋处长何章海回忆说：

汤恩伯军团的电台叫“游动哨”。当台儿庄阵地几乎全部失守时，我们的电台与汤恩伯军团的“游动哨”的联系中断了。孙连仲总司令眼见自己的第二集团军快拼光了，他在参谋处问几个参谋说，怎么办？

我说，汤恩伯在抗战开始以来经常向我们说，第二集团军和他的第二十军团是亲密的兄弟军，彼此要不失时机地相互照应。

我们是履行了诺言，经常照应他。我想汤恩伯军团一定会支援我们的。只是现在我们两家的电台联系不上，是十分危险的。我已严令傅印图台长，叫他用尽方法和汤恩伯军团取得联系。

李宗仁焦急，当然比不上在台儿庄浴血奋战的第31师师长池峰城的愤怒。池峰城从3月23日开始同矶谷第10师团进行血战，早已超过了汤恩伯要求他坚守3日的期限，但汤恩伯并没有兑现他战前许下的诺言。池师长清晰地记得汤恩伯的话，一旦他的第31师与日军接战，第20军团便挥师南下，夹击日军。仗打了六七天，都到这个份上了，池师长早对汤恩伯不抱希望了。

就在3月30日晚上，池峰城师长接到一周来杳无音信的第52军关麟征军长的电报，他也没有高兴起来，因为关麟征军长说了假话，电文有几分虚伪的味道：“军以任务关系，不克及时南来，殊引为憾。现奉命以全部攻击台儿庄之侧背，31日午后可与敌接触，我辈铁血男儿，决当与敌一拼也。”

池峰城抖着手里的电报纸，朝天发问，什么任务？什么任务能大过台儿庄的战事？

那么，汤恩伯的第20军团这一周在干什么呢？

他还是采取老一套，力避与日军主力相遇，更不能相拼，以保存实力为第一要务，然后观其战局发展，相机而动。主战场如果打败，采取退却转移的办法。如果交战双方我军获胜，或是我军获利，便全军出击，打击和消灭疲惫之敌。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李宗仁的原话是：“这便是他最宠信的实际最脓包的汤恩伯。”

在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最残酷的几天里，汤恩伯的的确确是装脓包了。等到交战双方精疲力尽的时候，他却像英雄一样耀武扬威，好像整个战斗都是他取得的一样，把胜利的光环往自己的头上戴。

按照第五战区的作战计划，第20军团的85军应该在3月24日拂晓前解决枣庄一带的日军，并占领枣庄。而第52军也应在3月24日拂晓开始进攻峄县的日军。从汤恩伯的第20军团的行动看，他们并没有贯彻第五战区所制定的作战计划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其实，汤恩伯对于第五战区能否守住台儿庄、临沂是缺乏信心的，在他看来，如果这两个方面不保，那么他的第20军团在峄县与日军主力接战，就有受到日军夹击的危险。反之，如果台儿庄、临沂的中国军队能守住阵地，挫败日军进攻最大限度地消耗敌军，那么打疲惫之敌是更容易、更省力、更有把握、也更便于获得战功的。

因此，汤恩伯一方面做出了避免与日军主力接战的部署，一方面谎报军情，应付李宗仁和31师的不断来电。以主力先攻击枣庄之敌为由，将第20军团主力置于枣庄以北山地，按兵不动。

直到28日，汤恩伯仍没有全部南下的决心和部署，置李宗仁的命令于不顾，一再寻找借口，将85军留于山区，而命第52军的一小部分南下策应孙连仲，以机动的态势，可打可走。当时的52军除军直属部队外，还有8个团的兵力，按汤恩伯的计划，仅派出3个团。这样的分散使用兵力，关麟征一开始就是不赞成的。他主张要打就集中力量打，而不要零敲碎打。

因此，关麟征在28日并未做出派3个团支持台儿庄的部署。

李宗仁见汤军团迟迟不来，于28日晚10时给汤恩伯发去电令：“台儿庄方面孙集团陷于胶着状态，敌我均在困难中，贵军应为有力之援助迅速南下夹击之。”

接到李宗仁的电报，汤恩伯仍一再拖延。

29日深夜，李宗仁再次给汤恩伯发去命令。但汤军团这时的行动仍然迟缓，第52军第2师的侦察小队虽于29日下午曾抵达台儿庄以北10余公里处的张楼一带探察敌情。但其主力此时却在台儿庄以北30公里以外地区。

30日晨，第52军始抵台儿庄东北约25公里处的兰陵镇，随后向西南方向推进。但直到30日下午，孙连仲仍未能与52军取得联络。

李宗仁对汤军团的避战行为十分不满，将汤军团的避战情况电呈蒋介石，同时于30日晚8时再次电令汤恩伯：“贵军团长以一部监视峄县，亲率主力前进，协同孙军肃清台儿庄方面之敌。限时31日拂晓前到达，勿得延误为要。”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

三令五申之后，汤军团仍在姑婆山区逡巡不进。最后，我训诫汤军团长说，如再不听命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汤军团才全师南下。然此时台儿庄的守军已伤亡殆尽。

汤恩伯贪生怕死，保存实力，他的脓包相令人发指。由于他的拖延，不肯出战，致使我成百上千的中华优秀儿女战死沙场。按说汤恩伯的表现早可送军法处去审判，即使判上他百回死刑，都不会冤枉他。

徐州会战结束后，第21集团军的杨俊昌因丢失宿县，被押往汉口，交军法会审判，判处监禁10年。由此，李宗仁联想到台儿庄大战的汤恩伯。

其实杨师长守宿县，已用尽最后力量，力竭始退。抗战时期，各部队所犯错误比此严重的，不知凡几，甚少受到处罚，纵使受到处罚也很轻微。尤其是中央军，军官都是黄埔出身，同学之间互相照应，许多严重错误，都给马虎过去了。蒋介石不公，竟把汤恩伯也给马虎过去了。这是后话。

这时的汤恩伯接此电令后，知军令不可再违，方开始督促所部加紧进攻，他本人也于当晚前往洪山镇、兰陵镇指挥。

52军接令后，其主力于31日拂晓前从距台儿庄以北几十公里处的甘露寺向日军侧面压过来。在中国军队优势兵力的猛攻下，日军节节败退。战至午后3时，中国军队先后攻克马庄、大庄、张楼、贾家埠、小集、兰成店、三佛楼等地，收复村庄十余座，将战线向前推进4公里。

至此，台儿庄一线防御的压力暂时得到缓和。

7挺住啊，我的兄弟

台儿庄大战开始于3月23日，结束的时间是4月6日。

孙连仲3月30日接到李宗仁的电话时，离最后的胜利还有7天时间。

池峰城接到第20军团52军关麟征军长的电报时，离最后结束的时间也是7天。

度日如年的守卫部队，面对的是七天七夜的煎熬。说是汤恩伯军团到了，却还有好几十公里的路程，况且一路还有强大日军的阻挡，不是说到就到的事，当前的困难还需守卫部队的战士们自己来解决。

不管怎样，他们看到了希望，大反攻的日子就在眼前，说不定就是明天。战争没有个准头，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向好向坏发展都可能发生。第52军关麟征军长向敌人进攻，大大减轻了台儿庄守城部队的压力。但是好景不长，战场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突然间，第5师团的坂本支队开过来了，这是板垣第5师团的主力，他们从台儿庄北面攻击第52军关军长部队的侧背。台儿庄受困的矶谷师团在得到坂本支队的支持后，像头发疯的狮子，从地上蹦跶起来，立即拼死发动反击。

刚刚有点改观的台儿庄战局，瞬间发生了逆转。什么叫垂死挣扎？只要看见矶谷廉介师团的这副模样，就不难理解。日本士兵个个都像一头受伤的野猪，红眼獠牙。中国军队刚收复阵地，脚都没站稳，又被日军夺了回去。他们只好后退，一直被逼到台儿庄的南角落。来不及退回去的伤员，全被日本兵用刺刀戳死，有的伤兵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有的还来不及拉弦，那场面，简直惨不忍睹。

第31师最后的一点残余部队坚守南关一小片阵地，他们用石头、砖块垒出第三道防线，就是拼死也不愿放弃。矶谷廉介师团同样处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要作最后的争夺，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把守城的中国军队消灭干净，以避免腹背受敌，更好地转过身去，同前来增援的坂本支队一道，前后夹击台儿庄外围的中国军队。

这只是矶谷廉介师团长的一厢情愿，守城的中国军人决不放下手中的武器和脚底下的阵地，哪怕只剩下一个伤兵，也要同可恶的日军战斗到底。孙连仲总司令知道部队的情况，他们正处在最最危险的关头，面临着生死的考验，这是战场上最后的5分钟，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时间。

挺住啊，我的兄弟。他几乎是哭着喊出这句话的。

孙连仲在第31师副师长兼旅长康法如、团长王震和旅长乜子彬受伤不下火线的感召下，将作战不力的右翼旅长侯象麟撤职，送交军法处审判，将左翼部队的张营长就地枪毙。随即命令左右两翼部队包抄、偷袭、切断日军后路。号召全集团军各作战部队组织绝死队、大刀队、敢死队，同日军开展夜战、肉搏战，人体炸弹胜过日军炮弹。

当时亲身经历台儿庄大战的国民党将军、时任第五战区高级参谋的赖慧鹏回忆说：

在日军的重炮攻击和飞机、大炮的不断轰击下，大部分房屋已被夷为平地。激烈时市区四分之三的面积被敌攻占，我军据守地区不过市区面积的四分之一，据以抗敌的多是简陋铺屋和已被敌机炸毁的断壁残垣。士兵们将仅存墙壁凿上“射击孔”和能够投掷手榴弹的小洞，或沿墙基挖成半人多高的立射壕对敌作战。遇到房屋被敌人炸毁时，就挖成简单的壕沟继续抵抗，坚决不后退一步。由于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合作，国难当头，民族大义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抗战部队虽然装备、补给很差，但士气高涨。当日军攻势最猛烈的几天里，台儿庄方面，不论白天或黑夜，密如爆竹的枪炮声从没有间断过。敌机凌晨至黄昏，轮番侦察、轰炸、扫射，不给我军喘息之机。由于我们进行的抵抗是正义的民族战争，官兵们爱国家、爱民族，抱着与中华民族共存亡的决心，终于遏止了敌人的攻势，保住了阵地。

对第2集团军组织敢死队、大刀队的情况，时任第2集团军参谋处长的何章海回忆说：

第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亲自率领敢死队二十个组实行突击。

他们携带空的煤油桶，内装鞭炮，伪充机枪使用，另携燃火物，到处放火逐敌。此外我们派第四十四旅旅长吴鹏举率领另一个团，从第三十师防线进出，向枣庄敌军的指挥机构挺进袭击，以配合黄樵松的行动。午夜前后，台儿庄外四面火起，人喊马嘶，再加上老百姓的协同作战，敌军慌了手脚，纷纷败退。就这样，我军终于恢复了原来的阵地。黄师和吴旅各有伤亡，仍归还原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