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不是每件东西都这么传递，捡得多了，差不多每个官兵的身上都有若干战利品的痕迹。有的穿日军的呢军衣、呢大衣、翻毛皮鞋；有的吃日军的便当(饭团)、罐头、香烟；有的骑日军的高头大马，用日军的手枪、打火机、指南针、保暖壶，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愣眼一看，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简直分辨不出是还是日军。

这样打仗，大家都高兴。就这么一路春风地追。追啊追，追到澧水边，停住了。

第79军军长王甲本望着河对岸的日军，骂道：

“妈拉个巴子！小日本怎么不跑啦？”

日军不仅不跑了，而且在澧水河的岸边扎下寨来，生火做饭。

“嗯？”第44军军长王泽浚摸着山羊胡子，好生奇怪。

敌情马上报到战区、报到重庆军委会。而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不问情由，立即下令部队停止追击。

岩永旺在澧水河安安稳稳住了一个星期，中国军队的3个军也老老实实地陪了一个星期。日军进行对峙是有原委的，而对峙除了怯敌外，别无它因。

战后，许多中外高层人士对丧失这么一个围歼日军第11军主力的大好良机，都不禁扼腕痛惜！

按理说，在这次常德会战中，用在常德方面正面战场上的军队有12个军28个师，约26万余人，参加策应作战的部队有17万余人，合计投入战斗的兵力有43万余人。而日军直接参与进攻的兵力仅9万左右，连同策应作战和伪军部队也莫过10万多人。从兵力对比来看，是4比1。而且，日军远道来犯，严阵以待，情势对中方绝对有利。所以，中国军队没有道理不胜，没有道理不打过河去。

国民党军令部作战厅官员张秉钧也指出，处于日军武汉战区外围的第六、九两战区，计有兵力10个集团军、31个军、104个师，共计100万人。百万大军不要说吃掉澧水河对峙的日军3个师团，就是“不失时机”，“乘敌抽调转用”武汉地区兵力于常德方面时，“攻略敌原阵地”，“端敌11军的老巢”<3>。

那么这些战略目标，怎么就统统实现不了呢？仅仅是因为国民党军委会无能？指挥无方、目光短浅？也不是。

就看看当时中国军队的素质吧。

国民党的士兵来源，绝大多数是抓来的壮丁，薪饷低、待遇差，生活极端艰苦。而且平时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军纪松弛，每遇战况不佳，就军心动摇，为了保命而四出奔逃。

士兵如此，官佐中贪生怕死者亦不少。按军委会的规定，师长距离第一线3至5公里，军长8至9公里，集团军总司令12至20公里，这个规定本来离第一线就已经很远了，但的指挥官们犹嫌不够，仍然超过此规定的公里数。军令部长徐永昌总结时说：各“高级指挥官之位置仍多未能遵照规定推进，每致不能把握战机，适应指挥作战。<4>”由于军师指挥所离前线太远，前线部队一旦遭到日军攻击，便四处逃散，失去联络，不能对敌进行有力打击。

如第44军由津澧南移后，军师之间往往联络不上，第73军在石门被日军包围时，各部争先恐后，只顾自己逃命，除暂5师外，其余两师基本上没有对日军反击就逃散了。至于对石门城内的老百姓，更是没放在心上，日军包围石门，军长汪之斌“对城内之居民及通信机关事前皆无处置，致招重大之损失”。<5>

还有，本来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就差，再加上平时缺乏严格的操练，致使一个师的火力只能与日军一个大队相匹敌。据第六战区长官部指出，平时“忙于实战不需要之业务，消耗训练时间，以致作战准备不充分”，各部队之射击教育尚嫌不足，每遇好机不能获得充分歼敌之效。”常德会战中国军消耗的子弹(步机枪弹)达1700多万发，按国民党公布的日军伤亡3万左右计算，500多发子弹才能射中一个日军；如按日军说的“减员万余”来计算，则需2000发子弹才能击中一个日军<6>，这是什么操作水平？天晓得！

的官兵，包括将领们都骂那些在重庆坐机关的是“官僚老爷”，但这些“官僚老爷”也在考虑，用这些中国特色的部队去和日军拼，拼得好则已，拼不好，不是以卵击石把老本都赔光了吗？

他们有他们的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余程万和57师“虎贲”部队如此英勇的抵抗，在国际上都被承认是著名的“斯大林格勒第二”防守战，真是不可多得的奇迹！

畑俊六大将要日军第11军在澧水河原地待命，是因为常德会战开始后，中美空军于11月25日轰炸了日本占领的台湾新竹，使日军受到沉重打击，于是他们深感海上交通已经受到严重威胁，对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要求已迫在眉睫。12月3日，当第11军攻陷常德后，日本东京大本营即令中国派遣军总部上报打通粤汉铁路的作战计划。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就认为，要打通粤汉铁路，必须保持住常德这一重要军事据点，但他又考虑经过一个多月战斗的第11军能否在常德持续下去？他征求横山勇的意见，横山勇认为“以现有兵力，无自信把握。此时应恢复原态势，希望按预定时间11日开始撤退”。畑俊六虽然极想扎根常德，但根据当时情况，感到此时驻占常德，确实没有把握，因而同意了横山勇的撤退要求。

日军刚退，就光复了常德。

但是12月12日，日本东京大本营再次电令派遣军总司令部，要求确保常德，以贯通粤汉铁路。畑俊六以谋取日本帝国的重大利益为己任，于是下决心命令横山勇第11军停止撤退，调过头来重新攻占常德。

横山勇知道自己部队的处境，重返常德几乎没有可能，但他不好马上违抗上令，就先让部队在澧水河与对峙待命。同时，他亲自向畑俊六做工作，要求派遣军总司令部收回命令。他说，根据本军“作战准备及部队疲劳实情，与警备正面确保之限度等”，“故以迅速中止此次作战，于明春再整补后开始作战为宜”。

尽管横山勇说得这么委婉，但畑俊六对第11军的抗令行为依然极为恼火。畑俊六派出参谋长松井中将，飞往实地进行调查，观察澧水河畔的日军部队到底怎么个“疲劳实情”。松井到了沙市观音寺指挥所，横山勇再亲自陪同他前往前线巡查，一圈下来，面对被饥饿和疲惫折磨得站立不住身子的部队窘况，松井不由得落下泪来。他回到南京，向畑俊六诚恳地汇报说：

“此次常德歼灭战，中国防备坚固，部队损害亦多，参加进攻兵力5万，约有1万人减员，故实在有恢复战力之必要。”

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东京大本营才放弃了重新攻占常德的打算。将决定改成1944年春夏再发动进攻。

岩永旺在澧水河边，搂着两个高丽慰安妇，停留了一个星期，才继续后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