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一月三日，是明治天皇的生日，法令定为明治节。这一天，日本举国欢庆。从朝廷到民间，从东京都到北海道，到处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日本人民发自内心地感激、崇拜明治天皇，他们把明治天皇比作中国的汉武帝、唐太宗，比作西方的华盛顿、彼得大帝。事实上，明治天皇睦仁也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大和民族的英雄。

睦仁是孝明天皇的次子。孝明天皇是一个无权的天皇，这并不是他本人的无能，而是整个天皇制度的式微。

早在一千年前，那时的日本国处于平安时代中期，皇族、贵族和僧侣之间长期纷争。上层争斗的激化，引起下层武士的不满，各地领主便趁机纠集一部分武士组成集团，以控制地方权力。由于各地领主力量强弱不同，集团之间也争战不息，相互兼并，形成了各种藩阀势力。到了平安时代的末期，其中势力最强的武士领主集团，凭仗武力组成了某种独立于朝廷之外凌驾于各藩阀势力之上的权力机构，对各地领主所辖范围内的领地和领民实行统治。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幕府政治。幕府首领称征夷大将军。在幕府时期，天皇的统治实际上已名实俱亡，大权旁落到以将军为首的武士集团手中，就连法律法令也完全出自幕府而不出自朝廷。这种制度从一一九二年源赖朝正式建立的镰仓幕府起，中经室町幕府、安土幕府、桃山幕府一直到德川幕府沿续不变。一八六七年孝明天皇死去，十六岁的睦仁即位，称为明治天皇。

那时，德川幕府的统治走到了它的末期，各地的暴动如火如荼。明治元年，以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倒幕势力发动宫廷政变，以睦仁的名义迫使德川幕府交出政权，宣布废除幕府制度，成立天皇政府，实行王政复古。

在这场改变日本国命运的斗争中，年轻的明治天皇充分显示了杰出的政治家才干。他紧紧地依靠一批新生的政治力量，全面敞开国门，彻底地向西方强国学习，自上而下推行新政，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又采取了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具体措施，进而颁布帝国宪法，召开帝国会议，短短的二十几年，便使得日本奇迹般地强盛起来，居然在甲午年海战中打败了大清王朝。日本人民为引导他们走上强国之路的明治天皇而自豪，年年在天皇生日这天，为他举杯祝福。

今年是天皇的五十二岁，祝福他万寿无疆的各种标语张挂于高楼大厦、竹篱茅舍、大街小巷、车站码头。不少饭店旅馆，在明治节这天免费供应吃住，也有许多车辆船只，免费为行人使用。大和民族这种强烈的民族感，使得旅居此地的千余名炎黄子孙深深敬佩，同时也为麻木不仁、一盘散沙似的祖国而惭愧。

杨度、杨钧和王代懿一早乘坐的信野号，便是一辆免费运送乘客往来东京至横滨的客车。三郎舅在车上谈起明治节的感受和对东京的印象，无不感慨万端。代懿对陆军大学精良的武器赞不绝口，对学校严格的军事生活至今仍不能习惯，出国前白白净净的漂亮书生，现在变得黑瘦多了。杨钧天性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弘文书院绝大部分留学生激昂慷慨谈论救国救民方案的时候，他只是偶尔听听，从不多发表意见，更多的时间是用于看书、观察。他喜欢读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好观察东京的民风，尤其对东京人的整洁、街道的干净、居室的雅致极为羡慕，常说一个国家富不富裕，先看它的环境是不是清洁。中国的贫穷，首先表现在它的脏乱上，哪天不见脏乱了，哪天就真的富裕了。杨度则总是谈这样一个题目：为什么推翻了德川庆喜，将政权交给睦仁之后，日本国就可以推行新政，实行维新变法呢？他的结论是：看来一个国家的富强，依赖的是英明而强有力的君主。

三人在车上旁若无人地用中国话交谈着，觉得十分畅快，十分舒心。突然，前排一个老太太站起身来，对着窗外说了句：“不好了，起火了！”

全车乘客都一齐向窗口望去，只见不远处一家农舍冒出黑黑的浓烟，有几个人出出进进地搬东西，还有几个人在奔跑着提水。一个中年乘客说：“我们下去救火吧！”

“对，我们下去帮忙！”

“救火要紧！”

“司机，请停车吧！”

全车箱一片响应之声。客车迅速停了下来，全体乘客无论男女老幼都下了车，争先恐后地向冒火的农舍奔去，杨度兄弟郎舅也加入了救火队伍。没有人指挥，也没有人命令，三十多个乘客迅速地排成两支长队，一头连池塘，一头连农舍，脸盆木桶在各人手中快速传递着，火很快熄灭了。房主带着全家向这群陌生的救火人员连连鞠躬，说不尽的感激话。

有一个老头从兜里掏出一张大票子来，塞在房主的手里，众人纷纷效法，房主和他的妻儿手里都捏着大大小小的票子，杨度兄弟见状，也各人掏出一张票子来。房主一家感动得热泪直流，司机招呼大家重新坐车赶路。

坐在座位上，望着满车见义勇为的乘客，杨度心情很不平静。临时聚合，素不相识，下了车后各自东西，做了好事也没有谁来为你传扬，然而所有的人没有犹豫，没有半点顾虑，完全出于自发地赈灾救难。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是不是正是大和民族自强自立的基础呢？他又习惯地想起了自己的祖国。倘若在自己的家乡遇到这种事，救急救难的人当然也有，但难得的是如此全体齐心，全体自觉。眼下的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不是就在这里呢？杨度这样想着想着，车已到了横滨。

横滨位于日本中部西边海岸，离东京只有百来里路，是东京的外港。四十多年前，它还只是一个小渔村，因为是一个很好的港口，随着英、美、俄等外国船只的增多而很快地发达起来。现在的横滨，已是一个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了。他们看到市内房屋鳞次栉比，车辆行人熙熙攘攘，商店里百货充盈琳琅满目，市面管理得有条有理井然有序，再次感受到这个蕞尔小国的不可等闲视之。依照梁启超所画的线路图，略微问了问，便找到了山下町梁寓。

梁启超闻讯，赶紧亲自出来打开庭院前的竹篱笆门，把三位远客迎进内室。杨钧是第一次见面，杨度介绍：“这是舍弟……”

“不用介绍了。”梁启超豪爽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是杨钧杨重子先生，只要见过你杨晳子的，谁都晓得这是你的老弟。”

“真的吗？”杨度很快活地问，“你觉得他很像我？”

“除开脸没有你的长，唇沟没有你的深外，哪点都像你。”梁启超满含笑意地将杨钧端详了一番，性格内向的重子真有点不好意思了。

代懿插话：“小三子真像哥哥吗？我平时总以为他们兄弟俩不像哩！”

“去年，我从檀香山回来。”梁启超带着他们进屋，边走边说，“正要到东京去看望你，谁知你回国准备特科考试去了。如果见到你的话，我一定会制止你去。你看那个那拉氏，她还能考得出真正的人才吗？好端端的一个榜眼公，一句话就给弄丢了。哎，取什么梁燕孙，当初状元就取你杨晳子不蛮好嘛！说来说去，都是我和南海先生害了你们。”

说到这里，梁启超开怀大笑起来。

杨度被笑得有点脸红了，说：“是不该去考，考没考中，还受了一肚子窝囊气。”

“不过，考考也好。”梁启超依旧笑着说，“榜眼公的乌纱帽虽没戴几天，但名声已是远播海内外了。现在提起你杨晳子，哪个不知道？”

穿过一个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小庭院，来到了正房门边，梁夫人李蕙仙站在一旁，微笑着与客人们打招呼，她左手牵着刚满两岁的儿子思成，身后站着一个腼腆的小姑娘，她是长女思顺，今年十岁，已上小学三年级，在学校里有个日本名字，叫吉田静子。李蕙仙出身名门，农家子弟梁启超是凭才学娶得这位大家闺秀的。

光绪十五年，十七岁的梁启超第一次到广州参加乡试，便高中第八名举人，成为这一科最年轻的孝廉。少年梁卓如长得清秀俊雅，宛如一株破土而出的小青松，人见人爱，如今一举登第，稍有点见识的人都能看出，这株茁壮的幼苗日后必定会成为一棵参天栋梁。两个主考官满心喜悦，庆幸为国家选拔了一个贤才。为国庆幸之余，又都想起了自己的心事。

正主考李端棻有个堂妹，二十一岁了，心大眼高，等闲人瞧不起，故至今尚未许人。离京时，婶母一再叮嘱，要他在门生中物色一个合适的妹夫，看准了就由他做主。李端棻已是三为乡试正主考了，还从未见一个超过梁启超的门生，只是堂妹要大四岁，不知这个小举人同意不。但常言说得好，“女大三，抱金砖”，年纪大一点的太太最能体贴丈夫，想必不会反对。他决定请副主考王可庄做媒人。不料这位副主考也正在打梁启超的主意。他的次女十四岁了，也是待字闺中，眼下这个后生子，除开门第不当外，其他各方面都堪称天赐的乘龙快婿。不过王可庄也开通，门第是次要的，关键是本人的才学，能做出这等文章的人，今后还愁荣华富贵吗？他正在思考着找谁来牵红线的时候，李端棻却抢先找上了他。王可庄虽后悔自己办事迟缓，但却碍不过正主考的情面，只好为李学士的堂妹做月下老人。

那时，梁启超的父亲莲涧先生正陪着儿子在广州。王副主考一说，他便满口答应。耕读贫户能攀上官宦人家，这是多么大的荣耀，莫说只大四岁，就大五六岁也不要紧呀，曾文正公的祖母比他祖父要大七岁哩！

第二年，梁启超会试落第。就在这年八月，他结识了康有为，成了万木草堂的得意门生。明年，梁启超再度入京，在新会邑馆与李蕙仙举行了婚礼。康有为赠诗祝贺：“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贾生正年少，荡上天门。”

后来，李端棻热心支持康梁变法，深得光绪帝器重。王照一折参掉礼部六堂官后，他便被超擢为署理礼部尚书。政变后，他被革去官职，充军新疆，前年赦归贵州原籍，主讲经世学堂，依旧以奖励后进开风气为己任，并首倡自办贵州矿产和铁路，成为一位受人尊重的开明绅士。

趁着梁启超两口子张罗茶水之际，杨度打量着客厅。

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式客厅。楼层很低，因而客厅里的用具都是矮矮的，两条黑漆长桌还不到两尺高，东头矮角柜上摆着一瓶插花，看来那是梁夫人到日本后学会的新手艺：几朵金黄色的山菊花配上几根阔叶兰草，显得清新淡雅。客厅里铺满了用草席织成的寸把厚的榻榻米，将客厅衬托得简朴而洁净。北面墙壁上贴着一张尺来高四尺来长的水墨画，画面上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半月形的拱桥旁边，一个书生在抱膝读书。画的左边角题了四个小字：蕙仙学画。

南面墙上，也是一张横幅，也是尺来高四尺来长，与北墙的画正好相配，上面写的是两首七律，题作《自励》：

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

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

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惟忧或后时。

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下署：少年中国之少年辛丑年书于横滨寓所。

客厅的布置，充分突出了主人高雅的情趣、远大的志向，洋溢着夫唱妇随琴瑟和谐的气氛。杨度在心里称羡不已。

梁夫人用茶盘托出四杯盖碗茶，大大方方地说：“日本的茶道我还没有学会，今天还是请你们喝岭南的铁观音吧！”

代懿接过茶，笑着说：“还是我们中国的茶好，日本的茶道吹得神乎其神，我喝了，除开苦外，什么味道都没有。”

大家都笑了起来。梁启超双手端了四个碟子出来，说：“你不知道，日本的茶好就好在这个苦上，岂不闻一苦胜百味吗？”

大家又笑起来。梁启超把四个碟子摊开，指着他们说：“这是道地的倭货，你们吃吧，住在日本，吃不惯他们的饮食可不行。”

众人看时，四个碟子里分别装着炒青豆、烘五香花生米、芝麻椒盐饼，杏仁丁香鱼。

“我吃得惯！”杨钧说，随手抓起一把杏仁丁香鱼说，“这个是我们国家没有的顶好吃的东西。”

梁启超说：“重子有眼力，这东西的确是好。今后回国了，我要带它几麻袋回去，让大家都尝尝。”

杨度细细地审看。这是杏仁和丁香鱼的混杂食物。丁香鱼是一种只有半寸左右长的海鱼。将丁香鱼加些香料焙干，再混合在杏仁中，吃起来又香又脆又补人。杨度吃了一口，果然味道甘美。

“卓如，你什么时候又取了个这样长的别号？”杨度指着《自励》诗后的署名“少年中国之少年”，问梁启超。

“我初来日本时，作文署名常用‘哀时客’，后来写了《少年中国说》。别人都说中国是老大帝国，我说老大帝国要新生，它是一个新生的少年，我梁卓如也要和自己的祖国一道新生，所以从那以后，我便改名为少年中国之少年了。”

众人都点头称是。

“现在我又有一个新名字：饮冰子。”

“饮冰子？”代懿觉得有趣，“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猜猜。”梁启超乐道。

“我知道。”杨钧想了一下说，“此典出自《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乎？’看来卓如兄有两患之难。”

“正是，正是。重子书读得不错。”梁启超鼓掌欢笑，“我自号饮冰子，书斋便跟着叫饮冰室。只是名字取好了，匾还没有写成。晳子来得正好，你的书法独步东瀛，就请你给我题个匾吧！”

杨度说：“独步东瀛不敢当，既然你看得起，写几个字还是可以的。”

“就写，就写。”

梁启超连忙进书房拿出纸笔来。杨度也不客气，饱蘸浓墨，抬起臂腕，一笔一划，似凝聚着万钧之力。转瞬之间，矮几上的白宣纸上现出“饮冰室”三个字来。但见它糅汉隶魏碑之长，具庄重端秀之姿，真个是功力深厚，才气纵横。梁启超喜道：“快请落个款吧，不然日后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是我梁某人自己写的，那才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哩！”

“好吧！”杨度笑道，“不把这个功劳送给你。”

又题笔写了几个小字：湘潭杨度题。

刚写完，不觉遗憾起来：“可惜不曾带个图章在身上。”

“这有何难，我给你补全。”杨钧早被这种气氛所感染，跃跃欲试，只愁插不上手，现在正轮着他露一手的时候了。“我这就给你现刻。卓如兄，你有印石和刻刀吗？”

梁启超摸着头说：“我于治印一窍不通，这些东西可没有。”

“没关系，把小妹妹的铅笔刀借我用一下。”

杨钧说完走出客厅，在院子里抓了一把泥进来，将铁观音茶滴了几滴，左捏右捏，十几秒钟便捏出一个椭圆形底面的泥柱来。他接过梁启超递过来的铅笔刀，顺手便雕起来。不出两分钟，椭圆形底面上现出了两个字。梁启超又拿出印泥来。杨钧将泥柱在印泥上压了压，然后轻轻地在“湘潭杨度题”的下面一钤。拿开泥柱，纸上现出一个鲜红的椭圆印章，中间两个白文小篆“晳子”清晰古朴，结体别致，令人越看越可爱。梁启超喜不自胜：“杨氏兄弟珠连璧合，饮冰室将倍添光辉。重子，你这颗泥印就存放我这里，留个纪念吧！”

“你为何不早说，它已复归原形了。”杨钧边说边将泥印递过去，梁启超接过看时，它早已被揉成一团烂泥了。

“可惜，可惜！”梁启超、王代懿同时发出叹息。

梁夫人出来给大家添茶，看见杨氏兄弟合作的这幅艺术品，爱不释手，说：“卓如，我看不要去做匾，再巧的工匠，也摹不出这字和印的神韵，不如干脆做一个玻璃镜框把它镶起来，挂在书房里。”

代懿忙接言：“嫂夫人真正是行家。宣纸上的字和印是天籁，摹到木板上便是人籁了，两者岂能相比！我没有晳子和重子的才情，我来出力出钱，配一个好的镜框子，就算我们郎舅三人合伙送你的一件礼品。”

“最好，最好！”梁启超高兴地笑道，“这件礼品是无价的。蕙仙，你把你娘家贵筑的特色菜多烧几个出来款待他们。”

代懿说：“湘黔同味，重在一个‘辣’字，你这个老广受得了吗？”

梁启超说：“受不了也得受，我今天是舍命陪君子了。”

收拾题字和笔砚后，大家重新坐定饮茶。

杨度问梁启超：“你这次到美洲去了哪些地方？”

梁启超答：“我正月里启程，先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再到美国的纽约，后来又去了费城、芝加哥、旧金山，最后再由温哥华乘中国皇后轮返日本。”

代懿说：“走了这多地方，大开眼界了。”

“眼界是开了，但越看到人家的进步，对比中国的落后，心里就愈加不好受。”

“那是的。”杨度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又问：“你这次去美洲办什么事呢？”

“这次美洲之行是南海先生交给我的任务。他这一年来一直在南洋各国忙碌着，无暇远去美加一带，要我代他去一趟。他交给我的任务，一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建立保皇会，二是扩大译书局股份，集股开办商务公司，用以作为实业基础，第三是筹款。”

“成效大吗？”杨钧插话。

“这是对你们说句实话，在美加一带的华人社区宣传保皇，再也不像前两年那样激动人心了。”

“为什么呢？是孙中山他们那些革命党把地盘抢去了吗？”代懿饶有兴趣地问。

“倒也不是革命党抢地盘。”梁启超手托茶碗，不紧不慢地说话。他身着浅咖啡色团花长袍，上罩一件黑缎夹层马褂，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剪去了辫子，留着西式偏分头。他今年三十一岁，面孔显得清瘦，宽大的额头十分突出，似乎天赋的超人智慧尽藏在这突出的前额里。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与政变前那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气势大有不同。粗粗地看起来，他不大像是一个流落异邦的政治活动家，倒更像一个沉静的学者。“还是朝廷自己不争气，弃北京而逃，已是把祖宗颜面丢尽；回銮两年了，口里喊变法，其实毫无诚意。这次经济特科‘梁头康足’的笑话，很快便传到美洲，华侨们都哑然失笑，不少原来一心保皇的中坚分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任，都说这样的政府保它做什么！你们想想看，如此气氛下，保皇分会能建得顺利吗？许多人有钱也不愿捐款。”

“卓如，听人说，你也有革命的倾向，是真的吗？”杨度问。来到日本后，无论是保皇派的还是革命派的刊物报纸，他都看。他觉得都有其道理，又都有其偏颇，他不能完全接受哪一家。梁启超是保皇派的第二号领袖，这几年来办《清议报》，办《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文章，使得他的声望大有超过第一号领袖的势头。日本留学生界普遍认为，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他不仅与孙中山等人有往来，甚至也赞成他们革命排满的主张，说不定保皇派内部有分裂的可能。杨度很看重梁启超的思想，他觉得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梁有许多接近之处。

“不错，我是觉得革命也未尝不可取。《系辞》上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日中国之各党各派，未必不是从各条不同道路上，向着救国强国的目标而努力。有时，我真的觉得只有排满才能彻底救国，因为现在是民族主义最发达的时代，无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要唤起民族精神，就不能不攻满洲。好比当年日本讨幕为那时最适宜的主义，中国现在可能应以讨满为最适宜的主义。满洲不排斥，则中国无民族主义可言，无民族主义，则不必再谈什么民主民权。今年四月，我在芝加哥专门给南海先生写了一封信，把这些看法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

“康先生能同意吗？”代懿问。

“他当然不会赞同。”梁启超淡淡地笑了一下，顺手将一缕垂下的长发梳好，说，“南海先生接到我的信后大不以为然，他为此写了两封公开信，登在《南洋总汇报》上，一封题为《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南海先生之所以要采用公开信的缘故，是因为不仅仅我梁启超有革命排满的想法，其他弟子，包括他最忠实的弟子徐勤、欧榘甲也持这种观点，他们比我走得更远，‘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南海先生认为非再次公开阐述他的观点不可了。”

“卓如，有一个问题，我想要你实话告诉我。”杨度认认真真地对梁启超说。

“什么问题值得你如此认真？”梁启超望着杨度说，“你只要提出，我都会实话答复你的。”

“卓如，你是康先生的大弟子，最了解他，康先生不愿反满，死心保皇，除开他受过皇上的非常之恩外，还有什么别的缘故吗？”杨度挺身敛容地问道，那神情，全然是一副探讨中国何去何从的严肃态度。代懿、杨钧也在热切地等待着梁启超的回答。

“南海先生不赞成革命，力主君宪，除开皇恩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怕革命排满后引起中国的混乱而导致分裂。”梁启超不愧为康有为的大弟子，他不用思索，就以非常明白的语言回答杨度的提问，“南海先生说，今日如果推翻了皇上，则必然各省都要自立，一旦自立，则必然相争，一旦相争，十八省则为十八国。这一点，南海先生说就连外国人都看得很清楚。到那时，中国则将受制于各大国。他还说过，他自长大以来所见弱小之邦被人吞灭不可胜数。比如琉球被日本所灭，安南、突尼斯、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所灭，缅甸、波斯被英国所灭，巴称尔、土尔尼特被俄国所灭，古巴、檀香山、小吕宋被美国所灭。这些都是最近二十年所发生的事。他认为凡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如果中国分裂，则由大国变为小国，本来就不强，那就更弱了，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外国列强所吞灭，我堂堂中华民族则不复存在。这一点是南海先生所反复论述的。”

梁启超转述康有为思想的这番话，使杨度陷入了沉思。

杨钧点头说：“康有为先生的这个顾虑也不是没有根据的，自古以来弱肉强食，鲵遭鲸吞，乃理势之然。依我看，中国既要排满，又不能分裂。”

代懿也说：“重子平时不谈政治，一谈起来，便有独到见解。我完全赞同他这句话，中国要走的只有这条路：既抛开满洲人的统治，又不造成内乱。”

杨度眼一亮，觉得他们两人的话对自己有一点很重大的启示，但他一时还不能在这点启示下形成一种思想。正在这时，梁夫人笑吟吟地进来，对大家说：“你们这些男子汉大丈夫们，一谈起国家大事来就兴头十足没完没了，好像一个个都是决定国策的御前大臣似的。不管中国今后将走哪条路，你们现在都得跟着我走一条路：进餐厅吃饭去！”

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吃完饭后，梁启超说：“今天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明天还有一个人来，等他来了后我们一起去游总持寺。”

代懿问：“这人是谁呀？”

梁启超卖着关子：“我今天不说，你们去猜吧，猜中了，明天我有赏！”

夜晚，三人睡在榻榻米上，将与梁启超有往来的人，一个个地排列出来，但到底猜不出明天来横滨的是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