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人们仍有写那种信的需要，”她说。“一封信像一个吻，不是吗？像一种爱的行为。一种你想保存的东西。”

她看着他。他面红耳赤。她注意到，他的领子上有一小块血斑，他早晨刮胡子时轻轻地划伤了自己。如果放在以前，他的血，他珍贵的血定会引起她的怜惜；现在却是反感。生理上的。

“你怎么能？”她的声音如同耳语；他或许听不见她。“你怎么能？塞恩……”

他无言以对。他不能看她，她发现了这一点。

“你本应是个天主教徒。某种吧。”

这话很幼稚，却是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话；呼唤上帝，威胁他——这就她想做的。她没有别的武器。教会、政权、忠诚；每一个都擅于表达自己对恶行的义愤。这些东西使人们在任何事面前都可以不离不弃；当我们知道我们一无所有，没有爱时，我们便绝望地乞灵于它们。

他警觉地抬着头。“那件事和它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

她转身走了出去。她走到厨房，打开一个抽屉，又砰地关上——毫无意义的行为，我们不知所措时的盲目冲动，却又是逃离心中恐惧的必要举动。那个女孩；只有23岁吧。是她——他的工作室的助手。当然是她。

她离开厨房，走进大厅。她的外套挂在衣帽钉上。仍是早春时节，北方吹来一股冷风；昨天风就起了，今天风还在吹。他们说，明天风将来自南方；从美国来的暖风，吹进加拿大。

她的车远远地停在街道的那边。这是星期六，人们出门把车停在了房子旁边，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那些人在熙熙攘攘的大路尽头购物，商店门口没有车位了。她总是嫌恶他们，但他们和她有什么不同呢，她告诉自己说；我们嫌恶的每个人根本上和我们是一样的。

她开车去姐姐家里；泪眼婆娑的她在危险行驶，差一点在哈保德路的转角处撞上一名男子，她对他示意是她的错，她不是存心要撞死他；他对她大吼大叫，脸因为愤怒而扭曲。因为我们对彼此残忍，她想。

她的姐姐伊摩根在家。“我正要出去……”她说着，又停了下来。“出什么事了吧。哦上帝，出事了。有人死了？”

她想，下面的六个月，真像死亡；这样的收鞘。她没有再回自己的家，只是派她姐姐去取她的财物。他们通过几次电话——简洁地讨论实际的问题。他没有请求她回来，他只是说，“唉，事情已经发生了。可是，假如这是你想要的，那么……”她原本指望他请求她回来，她便有拒绝的机会，但是他没有要求。她想到：他很自尊，他总是如此。当然还有那个女孩；他有她了。

一贯慷慨的姐姐收留了她。她们并没有明说此事；她既然来了，留下来也是自然的事。房间是足够的；在一条安静的小街上，她的小房子有四间卧室，后面另有一个伸出去的玻璃花园房。透过花园里的树叶，光线过滤成了绿色，照进屋内——一种有纹路的、令人平静的光。她喜欢晚上坐在那里读书，而伊摩根则过着她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伊摩根每星期和一群三十五、六岁的女人打两次桥牌。别的晚上，她去参加各种会议：为项目筹款的识读基金会；审查开发计划的环保压力社团；民主基金会。有一些隐秘的帮助难民和政治犯的事业。他们组织了一个救助链，链条的最末端就是那些真正的苦难，监狱里的囚犯。“这世界真是残酷，”伊摩根说。“我们这里看不到那些。我们是幸运的。但是……”

“是的。你说的对。”

伊摩根叹了口气。“而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再举行一次慈善早餐会。”

“那也不错。”

“我深感内疚，”伊摩根接着说。“深感无助。”

“你不应该。”

她本可以投入到伊摩根的世界里，却并没有。它需要付出和信仰——这些品质她觉得自己现在根本没有。她和他在一起时，她相信；他们相信他们一起生活的世界；如今这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