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要动身的时候（确切地说是两天前的傍晚），父亲又突然犯病了。那时我正在捆绑装满书籍和衣物的行李。父亲在洗澡。去给父亲搓澡的母亲大声喊着我，我跑去一看，父亲光着身子被母亲从后面抱起来。可是回到正房时，父亲却说不要紧了。为了慎重些，我坐在他枕边，用湿手巾冰着他的头，直到九点多钟才吃完晚饭。

第二天，父亲的病情比原想的好多了。但他不听劝告，又走着上厕所。

“已经不要紧了。”

他又重复起去年年底摔倒时对我说过的同样的话。那时真是那样，暂时不要紧了。我想，这回或许关系也不大吧。但是医生还叮嘱说，一定要小心，却不肯把话讲明，弄得我心绪不定，到了该动身的日子，也没有心思去东京了。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我跟母亲商量着。

“就这样吧。”她听信了我的话。

母亲一见父亲有了精神，又去院子，又到厨房的，便不以为然；可是一出现这种情况时，她又过分地忧虑不安了。

“今天你不是应该去东京么？”父亲问我。

“是呵，拖延几天再说吧。”我答道。

“是为我么？”父亲又问。

我迟疑了一下，若说是，就仿佛证明父亲的病重。我不愿意让他太敏感，可是他好象看穿了我的心思。

“真过意不去呵！”他说着便把脸转向了庭院。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望着抛在那儿的行李发愣。行李打得很牢实，随时可以带走。我呆呆地站在行李前，犹豫着是否再把它打开。

我在坐立不安的心情中，又过了三、四天。这期间，父亲又突然摔倒了。医生命令他要绝对安卧。

“怎么办哪？”母亲小声问我，尽量不让父亲听见。她神色颓唐。我也准备给哥哥和妹妹打电报。可是卧床的父亲，几乎看不出什么痛苦，看说话的样子就跟患了感冒一样，而且比平时吃的更多了。他轻易不肯听别人的劝告。

“反正是要死了，不吃点什么好的死了，也白不吃。”

父亲说的什么好吃的，在我听来又滑稽又悲酸。因为他并没有住过能吃到好吃的大城市，只不过夜里咯吱咯吱地嚼上一块烤年糕什么的。

“他为什么这样渴呀？说不定身子骨还结实哪。”

母亲在失望中还寄托着希望。但她只是把病中才用的这个渴字的俗话，当成了能吃的意思。

叔叔来探望的时候，父亲总是一再挽留不让他走。

“再坐一会儿吧，我闷得慌。”这仿佛是他的主要理由。可是他向叔叔诉苦，说母亲和我不给他想吃的东西，这似乎也是他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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