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光德本来在一排的宿舍里就不招人待见，他的呼噜既响又变化多端，时而沉闷，时而高亢，偶尔还带着尖利的啸声。平时大伙儿尽量隐忍也就罢了，可此时他明显已成了祸害，便顾不了许多。有天深夜，不知谁撕了两片薄荷叶，抹上清凉油粘在他脚心上。天还没亮，只听噗的一声，霍光德随即跳下床，用手兜着裤子跑进厕所，一蹲下就再没起来，直到两腿酸麻发软，险些跌进茅坑。

一连两天，霍光德都没去上工，拉得他浑身没力，脚下无根，走路都飘忽着。他情知有人使坏，可宿舍里十几号人，难以确认罪魁，只好悻悻不语，自认倒霉。

场长仔细查阅过所有学员的政治审查材料，对霍光德的过去了如指掌，自然也就明白别人下狠手整他确有渊源，一番追查后没得着结果，也只得作罢。不过他担心日久天长的，万一闹出大事来也是麻烦，便派霍光德去了猪圈，借机将他和其他学员分开。

自从到了农场，林仪就开始后悔自己当初干吗非得吵着闹着要来。想的是能和张一达一起，彼此有个照顾，不料来了以后满不是那么回事。张一达在二排，林仪在四排，干活的时候经常是隔着一座山，连人影都望不见。吃晚饭的时候总算都聚在院子里了，可场长要求各排得分别排好队形，先唱歌后开饭，吃饭的时候谁都不许随意走动，也不准交头接耳。林仪自己饿得半死，还得照顾女儿，只能远远朝二排那边瞄上几眼。到了晚上，林仪满身汗臭地躺下，看着在一旁熟睡的女儿，凄凉酸楚溢满胸襟。她来不及哭，逼着自己放弃所有念头赶紧入睡，否则第二天根本撑不住。

干校的作息很有特点，早晨起床没有固定时间，完全由场长一人按季节的变化灵活掌握。他平时手里总拎着根木棍，上面套着截儿胶皮管子，觉得时辰到了就挨着屋地敲门，嘴里喝一声：起！

每天东方渐亮的时候，各排肯定已经分别围坐在院子里，开始一天的早请示了。各排的排长手里捧着幅镶在镜框里的毛主席像，学员则依次针对灵魂深处、一言一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说清楚自己打算如何通过艰苦的劳动加以改造。

从某种意义上说，早请示换来的是早饭、上山干活并吃上后面两顿饭的机会。如果早请示过不了关，就直接由政治教员领到灶房旁边的一间小教室里，进去就是整整一天，面前摆上毛选四卷和纸笔，闻着隔壁红米饭的香味儿，在饥肠辘辘中真切地审视自己的灵魂。有人说这是场长的发明，也有人说他是打别处学来的。可不管怎么说，这办法很有效，一般等不到日落西山，一份发自肺腑、触及灵魂的反省材料就会摆在政治教员面前。后来，为了防止有人借此逃避上山劳动，场长决定把这种隔离学习的时间延长到四十八小时。

有幸到了山上的学员当然也得学习。先是上工的时候一路上要喊口号，四个排各喊各的，比谁喊得响亮。上午九点和下午三点是炊事班送水的时间，政治教员跟着水桶一起来，他揣着本毛主席语录，趁大伙儿喝水休息的空随机抽查，点到谁谁就站起来，他念一句开头，学员接着往下背。抽查的成绩是记录在案的，累积三次抽查不合格者，享受一次隔离学习的待遇。

说起背语录，全干校谁也比不上张一达。一是他曾经作为理论尖子被选进过学习班，接受过强化培训。二来他是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对领袖人物的思想观点自然比较熟悉，对死记硬背的事儿也不犯怵。三是他实在不想享受隔离学习的待遇，背得特别努力。政治教员对他惊人的记忆力极感兴趣，便让他单独脱产进行训练。没过多久，张一达已经成了个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奇才。随便拿出一段，准保是一字不错，流利清晰。其中最绝的是，随便你念出一句来，他就能告诉你这句话出自第多少页的第几自然段。场长开始听着不信，专门把张一达叫来，结果确实屡试不爽。

林仪见他因此得以摆脱繁重的体力活，心里很为他高兴。那阵子，张一达看上去也比刚来时显得振作了些，脸上渐渐有了光泽。吃晚饭的时候，林仪总是悄悄让红兵跑到二排那边，捎两句叮嘱的话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