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阜康集团的问题已经超出了纯粹企业经营的范畴，这不是胡雪岩或者左宗棠本身能改变的，其深层原因是政治问题，是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的政治斗争，任何企业一旦介入政治斗争，都无法左右自身的命运。

吕不韦：胡雪岩无力改变现实，更改变不了左宗棠的个性，他既无法转势，也无法造势，这是他的悲剧，也是所有官商的悲剧。

王熙凤：盛宣怀遇到袁世凯怎么解释？

张之洞：如果说胡雪岩还只是个人悲剧，那么，盛宣怀遇到袁世凯则纯属时代的悲歌，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个人在时代面前毕竟是渺小的，更是无奈的，任何人都改变不了。

王熙凤：难道与个人的错误决策没有关系？

张之洞：当然有关系。我觉得，一个企业家必须学会借势，但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具备审时度势的能力，知道什么时候借势，什么时候必须从势中解脱出来，让企业独立、平稳地经营，这也需要智慧。

王熙凤：吕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吕不韦：张先生讲得很有道理。我觉得，不管是胡雪岩的阜康集团还是盛宣怀未竟的事业，都很冤，都有些生不逢时，都是由于企业自身难以改变的因素而死亡的，这就是冤死的企业。

王熙凤：那么，企业怎样才能避免被冤死的命运？

张之洞：企业想真正避免被冤死的命运，只有审时度势，见风使舵，但这只是一般性的概念，不能一概而论。更重要的是企业毕竟是企业，它必须顺从市场规律独立经营，政治势力只是经营的需要，并不是经营本身。

王熙凤：吕先生怎么看？

吕不韦：我要说的，也是这种概念性的东西，真的没有更好的建议。

王熙凤：多谢二位，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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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又字香涛，号壶公，晚年自号抱冰老人。清末重臣，洋务派首领。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1863年（同治二年）中进士。清流派重要成员。1881年（光绪七年），授山西巡抚，政治态度为之一变，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884年，补授两广总督。中法战争爆发后，力主抗法。同时，在广东筹办近代工业，以新式装备和操法练兵，设立水师学堂。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力促兴筑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在鄂、苏两地设新式学堂，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还大量举借外债，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戊戌变法时期，起先支持维新活动，多次出资赞助维新派。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新旧斗争渐趋激化后，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维护封建纲常，宣传洋务主张，反对变法维新。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主张严加镇压。八国联军进逼京津，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9条，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及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发动的自立军起义。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命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旋与刘坤一联衔上奏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首采近代教育体制。1907年调京，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次年清政府决定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旋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慈禧太后死后，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

吕不韦（？前235），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原为阳翟大商人，在邯郸碰见了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子楚（异人），认为奇货可居，遂予重金资助，并游说秦太子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嫡嗣。后子楚与吕不韦逃归秦国。子楚即位（庄襄王）后，任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10万户。执政时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的事业有重大贡献。吕不韦执政时，门下食客3000人，家童万人。组织门客编纂《吕氏春秋》26卷，内计12纪、8鉴、6论，共160篇，为先秦时杂家代表作，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及阴阳家言，汇合先秦各派学说，史称杂家，为当时秦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理论依据。后嬴政继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不久，秦王政复命其举家迁蜀，吕不韦恐诛，乃饮鸩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