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如何面对命运？孔子不谈鬼神，他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但孔子承认命运。并不是说人们对此无能为力，人的力量在于尽力去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内容。正如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所说的一个人你可以消灭他，但你打不败他。海明威的第一句话说的就是天命，第二句话揭示了人类自身对命运的抗争，当老渔夫桑地亚哥带着那副巨大的鱼骨架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人虽然无法摆脱天命，但人自身同样也可以成为胜利者。

第三：人性论。我们是否该如此深入地揭露人性中的恶？我觉得这是必要的，揭露恶，是因为恶的客观存在。但是，面对恶，我们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绝不是本能的俘虏。正因为揭示了恶，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清恶与我们的本来面目，尽量避免恶的发生，以善来代替恶。善与恶正如我们祖先所说的阴与阳，不过是同一个运动世界中的两个互相依存的部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揭露恶，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发现另一面的善，这是我们通向善途的必经之路。

记者：你从2005年起就明确定义自己为悬疑，能否谈谈你与惊悚的区别呢？

蔡骏：我仍然坚持我的一贯观点：悬疑需要正名。

悬疑与恐怖虽然同自同源，但在欧美上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却逐渐分化为两个不同的文学类型。

恐怖大多会有一定的刺激画面，从社会、家庭、个人的角度挖掘人心中恶的本能和潜质，其代表人物为美国恐怖大师斯蒂芬金（也是我个人极为崇拜的当代作家。当然斯蒂芬金的作品无论从其深度和广度，都已远远超越了通俗的境界，直击了当代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深处。

悬疑则更加宽泛自由，不一定要有吓人的场面，也未必要有杀人放火的内容，更多的是设置一个悬疑性的开头，让这个悬念自始至终地抓住读者，并逐步地解开悬疑，从心理的角度影响读者。比如希区柯克的电影《后窗》、《精神病患者》、《蝴蝶梦》等等，从头到尾都没有恐怖的画面，但那种压迫人心的悬念感却异常强烈。

记者：你觉得创作悬疑惊悚，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蔡骏：一部优秀的悬疑惊悚，对作者有很高的要求。首先要有高超的编故事才华。故事是一切的基础，如果故事本身乏味苍白，那么加入再多的其他元素也是无用的。有了一个好的故事，便会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情境，更会有一个完善而巧妙的结构，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好的和好的电影都是殊途同归的，因为都具有好的故事。

其次，作者是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比如斯蒂芬金的许多作品，都展现了作者超人的天才，设置出让人意想不到的情景和结局。在中国有着极佳口碑的《肖申克的救赎》，正是出自斯蒂芬金的原著，这样令人惊叹的想象力，往往比一般的纯文学作品更能感动人心。

再次，还是要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悬疑在西方已是主流文学中的重要成员，何况悬疑惊悚类的源头欧洲哥特式，今天已被视为一种经典的文学流派，例如《呼啸山庄》、《蝴蝶梦》、《牙买加客栈》等等，这些伟大作品都兼具文学性与流行性。

最后，作者同时应该具有超强的知识储备。当今世界最流行的悬疑莫过于《达芬奇密码》，而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以悬疑吸引人，不如说是其丰富的符号学与宗教、历史、艺术方面的知识。而知识悬疑亦成为当今一大流派，我从刚出道时的第一部长篇《病毒》起，就着意赋予以历史的背景，这也成为了我个人的鲜明风格。

记者：悬疑创作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蔡骏：我已经出版了十三部长篇，累计达两百多万字。最大难点在于突破二字。悬疑惊悚类型虽然在中国起步时间很短，但在西方有漫长历史，再加上推理，欧美日本名家层出不穷。无数经典摆放在我们面前，对于中国作者而言，既是一道借以攀登的阶梯，也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悬疑惊悚本身是西方的舶来品，在我们创作的初始阶段，毫无疑问会受到国外大师们的影响。但写到一定阶段，便会发现许多非常好的创意和情节设置，都早已在经典作品里出现过了。这一点在推理中尤为突出，密室杀人这一模式有无数作家用过，但每个作家都希望写出有自己特色的密室杀人，就像戴着镣拷跳舞，戴着口罩接吻，是对智慧的极大考验。在我写这个类型的最初两年，我大量各种国外的悬疑、惊悚、推理，既为吸收大师们的经验，又想刻意避免重复大师们写过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