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菜单很简单，汉式与藏式两种，汉式是粥、馒头、鸡蛋，三元一份，藏式的则是酥油茶与藏巴（问了一下老板才知这是炒熟的青稞面），三元一份。

虽然对听闻已久但从未尝过的酥油茶与青稞很好奇，但现在还太早，我的胃可能受不了太有异地风情的食物，我要了份汉式早餐。

正吃着，手机突然响起来，我忙不迭地在手袋里翻找。拿出手机一看，上面的来电显示很奇怪，按照经验，这应该是从国外某个地方用网络或用廉价电话卡打来的。

我犹豫了几秒钟，还是接了。

电话那一头传来一个女人用上海话的问候声，“魏，你好吗？”

我的脑袋刹那间轰地一下膨胀成无限地大，只听到无数像小蜜蜂一样的嗡嗡声在耳朵四周乱响。

我已辨认出了她的声音，只是她，——我那已有八年没有来往的母亲，为什么会在我坐在离上海两千公里远的一家小餐馆里吃早饭的时候突然地出现？

我沉默了一会儿，在心里迅速地回想着前天父亲的预言：“你母亲很快会给你打电话的。”此时看来他是对的。我吸了口气，干巴巴地应了她一声：“还好。”

她的声音颤抖起来，“魏……，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你，过得怎么样？”

“至少……我还活着。”我已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声音变得控制了。她说得没错，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也就是1998年取得经济独立后就拒绝了她每个月汇来的生活费，并割断了与她的一切联系。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此刻她能联系到我的不寻常性，因为我从没有给过她我的手机号码与其他任何联络方式。

“你，是怎么拿到我的手机号的？”我问她，尽量用着平淡的口气，我不想在跟她说话时显出厌恶或痛苦或惊诧，不表露你的感情有时是保护自己不受伤的最佳武器。

“希望你不要生气，”她的声音依旧是那样，柔软，清丽，十分地女性化，只是这会儿听着似乎惴惴不安，“我是偶尔地从这边的一家旅游杂志上看到一期上海专刊，里面有关于你与你的服饰店的介绍，上面还附了店里的电话，我就试着打了过去，一个姓李的阿姨说你不在上海，问我是谁有没有什么急事？我说我是你母亲……”说到这里，她顿了顿，仿佛是在确认她的这一番话没有让我生气。

原来是店里的李阿姨给了她我的手机号。我周围的人虽然没听我怎么谈过我的母亲，但都大致地知道我有个住在奥地利的母亲。

“有什么事吗？”我的声音依旧不带感情色彩。

“哦，是这样，”她的语调这时变得轻快了一点，“一个月后，我会来上海呆几天。十多年没回来了……”她说到这里顿了顿，仿佛有很多感伤之情。算起来，她倒是真的已离开十多年了。

“另外，我想告诉你的是，”她不易察觉地犹豫了一下，然后继续说，“我跟亚历山大，正在办理离婚手续。”

亚历山大就是她嫁的那个奥地利老头。我在上海曾经见过他一次。

那是在我十七岁的时候，父亲刚去世不到一年。母亲有一天带着我去陕西南路上的“红房子”西餐馆，那是七十年前在上海开设的第一家法式餐馆，解放后经过“文革”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向来都是上海人体验时髦的欧式生活的地方。

去的那天，母亲特意地精心打扮过。我还记得那天她的头发是花了两个小时在我们家附近的美发店做的，做成了大波浪型，又搽了油，显得柔软而发亮，身上穿的是自己做的中国式的旗袍，湖蓝色的真丝织花锦缎，从胸口到腋下缝了几只菊花盘扣。她很早就会做旗袍了，只是家庭生活向来平淡简单，平时不太有能穿旗袍的正式场合，所以在过去她基本上不穿这种漂亮而隆重的服装。在那天我也被她要求着洗了头，然后用一根红丝带从刘海后面穿到耳后然后扎成一个结，又穿上了最漂亮的裙子、鞋子。

而在半路上我就一把从头上扯掉了那根可笑的红丝带，我并不情愿去吃这顿晚饭，也不喜欢那个即将见到的外国老头。母亲已在事先告诉过我，她是看到这个老头登在上海某家报纸上的一则征婚启事而给他寄了信与照片，他现在来到上海正是为了与众多应征者中的其中几个见面。是他的要求凡是有子女的应征者应该带上孩子一起来见面。

我已本能地感觉到了这个外国男人的傲慢、现实与精明。

果不其然，这顿晚饭吃得尴尴尬尬。那个老头倒是长得不难看，甚至可以说是颇具贵族气质，又能说一口还算流利的汉语，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但他灰蓝的眼睛看人的时候总有股嘲弄与不信任的神情，仿佛他是在施舍着什么。而母亲始终低眉顺眼，脸上挂着谦卑的笑。我几乎连一口菜都没有吃，桌上放着的烙蛤蜊、洋葱汤、红酒鸡、芥末牛排，据说每个都是此店的招牌菜，但在我眼里却是那个陌生的外国老头施舍给一对可怜的母女的赏赐。

据说这个老头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做古董家具的生意做得很大，同时又是半个汉学家，他对一切跟中国传统有关的东西有兴趣，母亲那天穿的旗袍显然博得了他的欢心，而那时三十八岁的母亲像朵迟开的春花，风华正茂，看着甚至比父亲在世时还要有女性的魅力。

我经常想，母亲大约是在父亲死后意外地得到了解脱，失去一个丈夫对某一类女人意味着一扇门被永远地关上了，但对另一类女人却意味着另一扇门被打开了。我母亲就是后者。她那时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看报纸征婚广告与写信应征上了，信与照片像雪花似的飞出去，带着她所有的对新生活的希冀与勇气。

那一夜晚餐结束后，老头先用车送我回家，而母亲并不随我下车，而是跟着他一起去了他住的酒店。一直到第二天的清晨她才回来。

事情的结果是：叫亚历山大的这个奥地利有钱老头与我母亲只见了这一次后就决定娶她了。他会在半个月后寄来相关的资料以便我母亲在上海的奥地利领馆申请护照与签证。

但当我母亲提出要带我一起去奥地利的时候，他拒绝了。

母亲在我与她的未来丈夫的取舍之间挣扎了一阵子，最后她的天平倒向了他。

我就这样地被她抛弃了。

只是她走得并不容易。一方面是祖父母大为震怒，将她的户口簿藏了起来以阻挠她办理护照与签证。一方面我与她的关系迅速地冷淡下去，一直到了最低点，而与此同时，她的朋友熟人邻居们也都用敌意的眼光来看她。一夜之间她已坠入谷底，背上了一个“坏女人”的名声。

电话里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发生在从前的那些事像碎屑一样被一阵突然刮起的风卷着纷纷扬扬地扑到我们脸上，无处可躲，也不能再回避，——尽管我已回避了整整八年。电话的一头在中国，另一头在奥地利，当中隔了千山万水隔了白昼与黑夜还有那无数次破碎的梦境与被遗忘的记忆，太久了，太远了，而我与我母亲在此刻静静地对峙，也来得太突然了。她在离婚，她要在一个月后回来上海呆上几天，对于这些，我都毫无准备。

母亲在电话那头咳嗽了一声，打破了这种冰似的沉默，接着她轻轻地问我：“魏，等我到了上海后，你会有时间见个面吗？”

我怔怔地拿着电话，想了一会儿后才不冷不热地说：“再说吧。”

我这个回答似乎并没有让她感到失望，相反，她带着一种近似感激的语气说：“好的好的，我知道你忙。我到了上海再跟你联系，好吗？”

我什么也没说，就挂了电话。

一直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眼前盘子里的馒头与碗里的粥都已冷了，我强迫自己把那碗冷粥喝完。小时候每逢大年初一，父亲煮的腊八粥是我的最爱，喝完后我还会把脸放进大碗里用舌头兜着圈地舔干净。只是现在喝的这碗粥因为刚才的那通电话而变得滋味全无。

我起身付钱，唤了狗一起走出小餐馆，朝我借宿的唐刚家走去。

因为是周末，唐刚一家子都在。我推门走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在一楼的客厅里玩翻纸牌的游戏。看到我，他们起身向我迎过来。

“睡得怎么样？”唐刚笑眯眯地问。“先吃点东西吧，你一定饿了。”他妻子阿英也是微笑着看着我，说着就起身向厨房走去。“不用了，”我连忙说，“我已经在外面吃过了。”

“那就喝点茶吧。”唐刚说，阿英已经端出一杯红茶，茶里放了些蜂蜜。我谢过后，坐下来，问唐刚一个叫“大寨村”的地方应该在哪里坐车。

“大寨村？”唐刚想了想，“是不是在布科乡的那个大寨村？”

“我不太清楚，”我迷惑地说，“只知道那地方叫大寨村，——在丹巴应该只有一个大寨村吧？”

“你猜对了，倒是只有一个。我知道在县城哪个地方坐车可以到那里。只是具体不知发车的时间还有每天有几班车去那里。”唐刚说。他想了想又补充道：“不过也不要紧，反正总能包到车去那里，现在来丹巴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不少有车的人就做起了载客的生意。”

“太好了！”我一拍手，脸上浮起了一丝微笑。

唐刚好奇地看着我，半晌后开口问道：“魏小姐，能不能问一下你去大寨村那样的偏僻地方究竟做什么呢？”

“看我的男朋友。”我不想再对他有所隐瞒。

他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原来是这样，记得在车上你就说过男朋友是从丹巴来的。”

然后他微微蹙起眉头，低下头似乎是费劲地想了一会儿，突然间他抬起头，问我：“你男朋友是不是叫方哲？”

我吃惊地瞪大眼睛，一时里说不出话来。

“我猜一定是。”他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我想起在车上时他曾说过十多年里在丹巴走村访山收购草药材，那一带周围的人他基本上都认识。

只是没想到真的会这么巧。

“你认识他？”过了一会儿我问道，算是默认了。

“五六年没见过他了，不过他的父母我倒是挺熟。在那一带他们是唯一的一户汉人，怎么会不知道呢？”从唐刚说话的神情与口气看，似乎他与哲的父母关系还不一般。

“我可以带你到你要去的地方。”他说。

?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