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三年级的那个冬天我专程拜谒过刘雅芝，也就是七十八岁的麻大妈。那一天下了冬雨。村里的草屋与巷弄都显得龌龊无序。我在泥泞的巷底找到了业已孀居的麻脸老人。她蹲在猪圈内侧，四周围了一群人。一个男孩蜜蜂一样为我引路，他从大人的裤裆下面钻进猪圈，大声说，麻老太，城里有人找你。人们让开了一道缝隙，麻大妈正在为一头硕大的母猪接生。母猪是黑色的，八只小黑猪正卧在金黄色稻草上拱母猪的红肿奶头。麻大妈绾了头发，袖口卷得很高，脸上的麻子松成椭圆状。因为眯眼她老人家张开了嘴巴。她的牙只剩了两颗，对称地立在暗紫色上牙床上，像一只蛐蛐。麻大妈望着我。她的紫色牙床使我想起了我的肚脐。这次联想使我的记忆出现了历史空罅，吹动起冬雨里的风。麻大妈吃力地站起来，盯着我的头颅顶部，正确地指出：”你是倒着出世的。”我惊喜地说，您老记得我?麻大妈的脸上没有表情。记不得了，麻大妈说，我接过的娃比接过的猪还多。我很突然地激动起来，说，我是您接的生!麻大妈的双手麻木地垂挂在那儿，半透明的血色水珠在指尖上往下滴漏。这时候有人喊，第九个!第九个!麻大妈坐下去，用她的血手抚弄黑色母猪的红肿产门。是一个小白猪，这个色差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大家静下来，麻大妈极耐心地用手托住小猪。小猪的生产过程寓动于静，如日出那样，你不见它动，它就一点一点变大起来。麻大妈变戏法那样接出了猪崽，用干稻草擦了又擦。麻大妈说，你回去吧娃，我不接你你也要来到这个尘世上，这是注定的，你逃不出这个命。大家一齐回过头来，看着我。我把礼物放在地上，麻大妈就那样唠叨着。我疑心麻大妈是在和猪说话，心中无可挽回地怅然起来。我用研究《左传》《圣经》和《判断力批判》的眼睛盯住那双手，找不出这双手与我的生命曾有过的历史渊源。作为一种历史结果，麻大妈手里现在捧着的仅仅是猪。我在幸福之中黯然神伤。我的身体开始颤栗，无助却又情不自禁。麻大妈说，一物一命，可谁也逃不脱一双手。

麻大妈早就死了。她老人家的手在我的想像里散了架，所有的骨头都像竹节，一块一块排列在黑土之中。我现在在海上。我的怀里揣了那张地图。我常干的事就是看地图。没事我就把地图摊开来，这是我亲近世界的一种努力。我在这张地图里走过很多地方。也可以说，我带着这张地图走过了很多地方。在两种迥然不同的游历方式里，我尽量仔细体验微观与宏观。它们是一回事。是世界的正面与背面。是感知的这头与那头。这张地图已经很脏了，折头都生了毛边。但这张地图的本质依然如故。一比六百万这个比例说明了它与世界的关系。这个不同等、不平均的关系里有绝对的对等与精确。世界在人类的智慧面前已经很滑稽了。我就那样一手叉腰，一手夹烟，在千年古柏或万年青石之旁精骛八极，神游四海昆仑。我知道我的样子很像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但他是他，我是我。我看地图完全是审美的，看久了就会有幻觉，认定自己已在九万里高空，如鲲鹏背负青天。在青天之上我时常产生宇宙式幸福感。我在地图面前甚至产生过恐高症，担心一不小心掉到地图里去。世界真的已经像古书里说的那样了，藏昆山于一芥。世界有时其实是经不住推敲的。

地图的另一迷人处是它的色彩。它的色彩相互区分又相互补充。区分与补充使地形与地貌产生了人文意义。但我眼里的色彩区分恰恰不是行政的，而是语言的。地图色彩的缤纷骨子里隐藏了语言的无限多样。上帝不会让人类操同一语言的，这不符合创世纪的初衷。我们没有必要统一什么，统一是一件不好的事，大统之后会有大难的，弄不好就要犯天条。

离家时我只带了这张地图。我决定两手空空离开这个家。我够了。我受够了。林康终于去睡了。她和我吵了又吵，相持了两个星期。她一吵架便热情澎湃，目光里透视出世俗冲动与毁坏激情。她一吵架身体四周便散发出金属光芒和生命气息。林康在婚前曾是我的一只小鸟，只会歌唱春天、夏夜、植物与爱情。她的身高一米五八，她娇小的身躯在结婚之后裂变成原子弹，能量无比，威力无穷，笼罩了一层刺眼炫目的蘑菇云。她铁青了脸瞪着惊恐的眼睛对我一次又一次大声呼叫：去挣钱，去挣钱，快点去挣钱!这年头不是男人疯了，而是女人疯了。她们在梦中被钱惊醒，醒来之后就发现货币长了四条腿，在她们的身边疯狂无序地飞窜。她们高叫钱。这年头女人成为妻子后就再也不用地图比例尺去衡量世界了，而只用纸币。

我已经放弃我的博士与命题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哲学家说得真好，我们不能放弃我们根本没有的东西。我决定走。离开原子弹，离开充满美丽与充满***的一米五八。凌晨四点我悄悄取了背囊，里面只装了地图。我站在大街上，路灯一拳头把我的影子撂倒在水泥路面。我打了一个寒噤。凌晨四点宁静而又***，对日出充满引诱与挑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