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拉板车始于一九五八年。他成功地做了右派，整天拖着那辆木轮车跟在贫下中农身后，洗刷他的灵魂。父亲的拉车姿势是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这时的父亲显得很粗壮，脊背被太阳烤得油光闪亮。但父亲的臀部糟糕透顶，雪白细嫩，下河洗澡时显现出与后背和双腿令人绝望的分界。父亲的臀部是他惟一没有被改造好的部分，是旧时代残留给他的最后的一块文人气息。拉板车的岁月父亲终年不说话，像个哑巴胎。父亲对人类语言的敌视极大影响了我的智力发展。我到三岁都不会说话，九岁依然口吃。父亲不着急，母亲也不着急。我猜想父亲可能不太喜爱他的母语。但父亲拉板车的日子产生了我的诗意童年。坐板车成了我一生的最大理想。父辈的不幸时常为儿辈完成一种乌托邦。我的童年生活浸泡在那种桃源式的歌谣里。鸡鸣桑树巅，犬吠泥墙边。我的世界里只有泥土和植物，对它们我可以为所欲为。父亲告别城市为他自己带来了宁静，也为我母亲重新树立尊严提供了机会。父亲不说话，母亲则成了最优秀的乡村教师。父亲不招人喜欢，也招不到讨厌，而母亲则是广受欢迎的乡村客人。母亲的外地口语与众不同，她的言谈里有完整的主谓宾与定状补。她的口语就像”毛选”那样又标准又正确。许多农民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母亲面前，他们盼望自己的后代能像我母亲那样，一开口就不同凡俗，甚至能拿起毛笔，在新春时分的大门上写下一副对联，表达他们对党、对毛主席、对大米棉花以及酱醋油盐的款款深情。

父亲拉板车的后期阶段我沉醉于我的科学研究。我和贫下中农的红后代们整天研究新型食物。那一年我五岁。我们的方式很原始，即身体力行。我们四处寻找，找到什么吃什么。饥饿使我们对鲜嫩植物充满好奇与欲望。人类对食物的不断发现应当归功于人类的饥饿感。人类饿不死不是因为有食物，相反，是饥饿本身。世界在饥饿面前无所不能。大学三年级我曾在图书馆九楼通读汉文版《资本论》，马克思没有能说出这个真理，这是这部从商品入手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经典巨著给我们留下的巨大缺憾。谁是我们的食物，谁是我们的非食物，这个问题是生存的首要问题。我们吃棉桃，吃槐花，吃枸杞，吃桑叶，吃芨芨草，吃野茼蒿，吃芦苇心，吃椿树根。我们决定吃什么什么就能吃并且好吃。一九六二年的春天是槐树花最疯狂最艳丽的一年。与此同时，也是楝树花最妖娆最鲜嫩的季节。春风乍起，落英缤纷，千紫万白，交相辉映。槐树的白花与楝树的紫花使我们的村庄呈现出一种大丧礼式的隆重与喧闹纷繁，就像林黛玉所描绘的那样，花谢花飞飞满天。林黛玉吃燕窝喝参汤，她当然要关心花瓣的飞行姿态。我们不关心。我们不认识姓林的黛玉。我们对植物的好丑喜恶只有一个标准：是否能吃。但你要知道槐花的滋味，你就要亲口尝一尝。”尝一尝”的结果是令人振奋的。味道好极了。我想我肯定是吃得太多了，当天夜里我就开始拉稀，拉稀令人绝望。肚子里的严重亏空使拉稀的意义超出了病理性质。这次拉稀使我的脑袋更尖，下巴更长，鼻子也更扁。这次拉稀的旷日持久超出了常规。多年之后我依然有这样的条件反射，看见槐花飞扬我就想拉。父亲无计可施。父亲与母亲正一起承受着大便干结的折磨，他们吃秕糠，啃地瓜，排泄物在腹部百结愁肠。父与子有关排泄的矛盾格局给了父亲以灵感，他决定以毒攻毒。父亲用秕糠往我的嘴里塞。第二天他的以毒攻毒便大获全胜。拉稀与便秘的斗争以秕糠的最终胜利而告终。我不拉了，立即又走向了反面，只剩下大便的欲望，却无拉稀的晓畅。多年以来我一直做有关大便的梦，百般辛劳而无功。肛门的压迫感让我快要发疯了。大学时代我曾就此请教过我的心理学老师。这位高个子”弗学专家”从释梦的角度认为我可能是”性亢进错位”。他一边给我开书单一边启发我，注意”***肛门期利必多转移”。大便阻塞的历史时代我渴望放屁。不过话说回来，依照经验，我是不太情愿放屁的。肚子里的东西都是宝，值得去爱护、去珍惜，哪怕是气体。节省一点是一点。我们这个民族是放屁也能放出失落感与忧郁感的民族，应当产生史诗与艺术巨制。有人说”一不小心”就能”弄”出个《红楼梦》，我是相信的。肯定会有这样的事。一般说我的写作也总是小心翼翼，真的”一不小心”弄出个《红楼梦》来，多不好意思。

这一年的夏季充满诗意与可读性。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追忆的重点部分。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华彩季节。这一年的夏天河里挤满了人。汉语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说得真好。汉语文化对世界的惟一解释就是吃。人们拥挤在河里，向所有的水中生命发动挑战。我记得人们在水里热情洋溢的模样，一具又一具尸体漂浮在一九六二年的夏季水面。这些尸体随液体波动，筷子一样又生硬又零散，夹不住任何东西。许多尸体从水中捞起后被人抬着走，要绕过一道大坝，坝上用石子嵌了八个大字：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我们在胸怀饥饿的日子里依然不忘放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