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泽尔是第一个注意到这种实质性损失的人。后来，瓦尔特·马特恩一离开他的椴木护墙板和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袖珍本，也同样指出：虽然有令人震惊的才能，但不能忽视的是缺少了过去那种阿姆泽尔式创造者的狂热。

阿姆泽尔在朋友面前为自己辩护，把他的一个装饰精美的假人放到阳台上。这个阳台紧挨着装有护墙板的大厅，被耶施肯塔尔森林的山毛榉树遮住。虽然如此，这个模特儿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因为那些忠诚、老实的麻雀都不正眼看这个艺术品，都习惯性地躲开它。可是没有人会说，一大群鸟儿由于看到这个假人便惊慌失措，叽叽喳喳地叫着，从树林里飞出来，在森林上空重现过去阿姆泽尔孩提时代的情景。艺术不景气，魏宁格的文章仍然是一堆废纸。艺术上的完美使人厌倦。麻雀不合作。乌鸦在打哈欠。林中的鸽子不会相信这种东西。苍头燕雀、麻雀、乌鸦和林中的鸽子轮流落到他的假人上。这是一种怪诞的景象，然而埃迪·阿姆泽尔却容忍了这种状况。不过，我们在灌木丛里的篱笆后面却听到他在叹息。

不管是图拉还是我，对他都爱莫能助——

大自然在帮忙。十月份，瓦尔特·马特恩同一个少年队的中队长打了一架。当时，这个中队正在附近的树林里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一小队身穿少年队制服的男孩用三角旗——这儿说的是三角旗——占领了阿姆泽尔别墅后面的园子。瓦尔特·马特恩从露天阳台上跳下来，跳到湿漉漉的树叶中间。要是我像我的小队长那样，试图帮助我们的中队长海尼·瓦斯穆特，那我肯定也会牵扯到这场斗殴当中去。

第二天夜里，我们不得不从树林里往别墅扔石头。我们多次听见窗玻璃在当啷当啷地响。这个事件也许就从此了结了。在园子里发生斗殴时，站在阳台上的阿姆泽尔很可能也就满足于袖手旁观了。不过，他却把观察到的东西都画成速写，画在廉价纸上，而且还做了一些雪茄烟盒那么高的模特儿：搏斗着的假人，乱哄哄的一群人，一场混战。下穿短裤，脚穿齐膝长袜，肩背皮带，身着褐衣，三角旗在挪动，窜来窜去，皮带滑落下来，队长在鼓劲，少年队队员都又瘦又小，用沙哑的嗓子欢呼胜利，真是惟妙惟肖。我们小队在阿姆泽尔园子里争夺三角旗时，就是如此。阿姆泽尔重新找到了通向现实的道路。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制作时髦的模型、工作室里的怪人和室内的椴树了，而是带着好奇和渴望的心情走上大街。

他表现出对于各种制服，尤其是黑色和褐色制服的沉醉，这些制服越来越成为一种街景。他可以在塔格内特尔巷的旧货店里搞到一件旧的冲锋队制服，而且还是作战时用的，但是一件制服仍满足不了他的需要。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放弃在《前哨》上面以自己的名义登一则“求购冲锋队旧制服”的广告。在制服商店中有党服，只要出示党证就可以去买。可是因为埃迪·阿姆泽尔不可能参加这个党派或者该党下属的某个组织，他就开始用阿谀奉承、造谣中伤、诙谐滑稽和总是灵机应变的言辞，断断续续地说服他的朋友瓦尔特·马特恩——此人现在虽然不再散发共产党的传单，却把罗莎·卢森堡的一张照片钉在他的椴木护墙板上——去做阿姆泽尔因为必不可少的制服的缘故虽然很想去做却又不能去做的事情。

出于友情——据说这两个人是结拜兄弟——一半出于开玩笑，一半出于好奇心，尤其是出于对阿姆泽尔要获得他和今后的稻草人支架所需要的那些带有极端色彩的褐色制服所感到的好奇，瓦尔特·马特恩在一小步一小步地退让。他把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放到一边，填起登记表来。在这张表格的一些栏目中，他毫不讳言自己是“红色雄鹰”的成员，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党员。

他哈哈大笑着，摇晃着脑袋，不再是表面上而是把所有的牙齿从外向内地咬得格格作响，参加了冲锋队朗富尔中队。该冲锋队常去的地方和集会场所是“小锤公园”饭店。这是一个宽敞的饭店，它有相同名字的公园，有舞厅，有保龄球场和家常饭菜，位于股票啤酒厂和朗富尔火车站之间。

技术大学的学生成为这个主要成员是小资产者的冲锋队中队的核心。每次在体育馆旁的五月草地上集会时，这个中队都担任警戒。在这几年中，该中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军队草场上，在波兰大学生宿舍附近，开始同“友好援助”1大学生联合会的会员发生殴斗，捣毁波兰人联合会的会址。刚开始，瓦尔特·马特恩就遇到了麻烦，因为人们要了解他那赤色的过去，甚至要了解他散发传单的活动。不过，既然他并非冲锋队朗富尔诺尔德第八十四中队唯一的一个昔日的共产党员，既然过去的共产党员每当酩酊大醉时就用红色阵线的敬礼相互问候，所以他很快也就习惯了，更何况中队长还护着他哩。中队长约亨·萨瓦茨基在一九三三年以前是红色阵线的战士，曾发表过多次演讲，给席豪移民区的船厂工人宣读罢工号召书。当萨瓦茨基在小锤公园举行他那既简短又受欢迎的演讲时，他并不讳言自己的过去。他说：“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年轻人，就我所知，元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共产党员，他成了冲锋队员，他比十个中央党的大官更愉快。这些大官是由于害怕才入了党，而不是看到新的时代已经开始。是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只不过那些中央党的大官，他们很长时间都在睡大觉，还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罢了。”——

1这里指但泽—朗富尔技术大学波兰大学生联合会。

当十一月初，这个经受过考验的中队的一个代表团被派往慕尼黑参加运动纪念日1的活动，因此穿上新的制服时，瓦尔特·马特恩就能把经受过某些室内搏斗的破旧衣服及时地留下来，拿到斯特芬路去。在很短的时间内，中队长萨瓦茨基就把马特恩提升为下士了。本来，这时的马特恩是应当把所有的破烂儿连同靴子和腰带一起带到蒂根霍夫去的，因为人们正好在那里组建了一个冲锋队中队，那个中队手头拮据。可是，埃迪·阿姆泽尔给他的朋友开了一张支票，支票上的数字足以让二十个人穿上新制服。在阿姆泽尔的椴木护墙板之间堆积着褐色的破旧衣服。衣服上的啤酒迹、油迹、血迹、焦油迹和汗迹使这些脏东西成了无价之宝。他立即开始量尺寸。他分门别类，清点计数，堆放整齐。他放弃一些东西，梦见行进的队伍，让这些队伍从身边经过，在他们经过时向他们问好。他眯着双眼看见室内斗殴，人们在活动着，一切都乱七八糟，人斗人，骨头和桌子边，眼睛和拇指，啤酒瓶和牙齿，叫嚷声，翻倒的钢琴，观赏植物，枝形吊灯和至少二百五十把冷藏的小刀。除了堆积如山的旧衣服外，在椴木护墙板之间只有瓦尔特·马特恩。他在喝一瓶矿泉水，却并没有看见埃迪·阿姆泽尔所看到的东西——

1指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的一次名为“向统帅部进军”的啤酒馆暴动。

我的图拉表妹：

尽管按着布劳克塞尔的意思，我只能写埃迪·阿姆泽尔，但是我却写了图拉，而且还给图拉写信。图拉要操心的是让我们的看家犬哈拉斯第二次袭击钢琴教师和芭蕾钢琴演奏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在马路当中，在栗子路，图拉把系狗的皮带放开。伊姆布斯和燕妮——他们都穿一件黄色厚绒呢大衣——很可能是从芭蕾舞学校出来，因为尖足舞鞋的粉红色丝带从燕妮背的练功用品包里露了出来，正晃来晃去。图拉放开系着哈拉斯的皮带，因为风在不断改变方向，雨也就从四面八方斜着飘过来。被图拉放开了系狗带的哈拉斯从挖掘成沟的和激起小水泡的水洼上面跳过去。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在自己和燕妮头上撑了一把雨伞。哈拉斯没走弯路，它知道，图拉把它放开时，是要它去袭击谁。这一次是伞——我父亲不得不给钢琴家换一把伞——当这只黑畜生湿漉漉、滑溜溜、伸长四肢地向伊姆布斯和他的女学生猛扑过去时，伊姆布斯抡起这把当做雨篷的伞进行自卫。他撑住伞，把它当做加上了尖头的黑色盾牌，抵挡狗。雨伞当然只好甘拜下风，不过，还有支撑伞边的星状金属伞骨可以抵挡。虽然这些伞骨被多次弄弯，多次戳穿了伞布，但它却对我们的哈拉斯进行了令它饱受皮肉之苦的抵抗。它的两只前腿被缠在难以挪动的伞骨当中，被行人和一个系着沾满了污演的围裙、从自己的店铺里跳出来的屠户制服了。雨伞完蛋了。哈拉斯在喘着粗气。图拉不让我跑。屠户和钢琴家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哈拉斯被套住了。钢琴家那艺术家的长发绞成一绺一绺的，扑到头发上的香粉浸透了水，滴到深色的衣服上。而燕妮这个胖丫头则躺在人行道旁边的排水口里。在这个排水口，在这十一月的日子里，水声淙淙，涌流而去，发出汩汩声，激起灰色的水泡。

屠户并不回到他的血肠旁边，而是像他从店铺里跳出来时那样——秃头，形似香肠，又似猪头——把我和哈拉斯交给了木工师傅。他用一种令我反感的方式讲述事情的经过，说图拉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女孩，说我无法再控制住狗时，她惊慌失措地逃跑了。图拉自始至终在一旁观看，只是在我把系狗带从她手里夺过来时，她才逃跑了。

屠户用他那只长满毛的大手握手告别。这一次不是用四棱形的椽子接我，而是用木工师傅扁平的手揍。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得到了一把新伞。我父亲承担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清洗黄色厚绒呢大衣的费用。幸好燕妮那个装有粉红色芭蕾舞鞋的练功用品包在排水口里没有被冲走，因为排水口通到施特里斯巴赫河里，而施特里斯巴赫河又流入股票池，施特里斯巴赫河再离开股票池，施特里施巴赫河在埃尔森大街、赫尔塔大街和路易丝大街下面流过整个朗富尔，流过新苏格兰，沿勒格斯特里布往上，在维斯瓦河河口对面的布罗施克申路附近流入死维斯瓦河，然后同维斯瓦河与莫特劳河的河水混在一起，穿过新航道与韦斯特普特河之间的港口运河，流入波罗的海。

图拉和我在场——

当时是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星期，在玛丽亚街十三号，在朗富尔最大、最漂亮的园林娱乐场所“小锤公园”饭店里——经理：奥古斯特·科申斯基，电话：41049，每星期二供应新鲜的华夫饼干——发生了斗殴。这次斗殴在一个半小时之后才被警察制止住。这些警察在党派集会期间总是在狩猎小屋里值勤。布劳警官呼叫增援。他打电话118。有十六个警察来到门前，用警棍恢复了秩序。

大会的座右铭是：“返回帝国——反对受条约约束的专横！”出席大会的人数很多。绿色大厅里有二百五十人。按照计划，发言者在装饰了的树木之间轮流上台讲话。首先讲话的是中队长约亨·萨瓦茨基，他讲得精简扼要，声音沙哑，娓娓动听。接着，由党的地方小组组长泽尔克讲他参加纽伦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印象。尤其是青年义务劳动队的成千上万把铁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太阳光在亲吻着青年义务劳动队的铁锹：“亲爱的朗富尔人，我不能不说，这么多铁锹出现在你们面前，这真是罕见的，非常罕见的。亲爱的朗富尔人，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这种景象：成千上万次地闪闪发光；一声大喊犹如发自成千上万个喉咙。我们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亲爱的朗富尔人，有一些老战士眼里噙着泪水。可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人们用不着害臊。当时我想，亲爱的朗富尔人，我回家时，我要给所有不能像我这样身临其境的人讲，当帝国青年义务劳动队的成千上万把铁锹举起来时，是怎样一种景象……”然后讲话的还有县长卡姆佩，他讲的是他参加比克堡收获感恩节的印象，讲准备在筹建中的艾伯特一福斯特移民区新建住宅的打算。在这之后，冲锋队中队长约亨·萨瓦茨基在二百五十多个朗富尔人支持下，三呼万岁，向元首和帝国总理致敬。两首颂歌1，一首节奏太慢，一首节奏太快，男人唱得太低，女人唱得太高，孩子唱得离谱，不合节拍。正式集会就在这种歌声中结束了。紧接着，党的地方小组组长泽尔克对朗富尔人宣布集会的第二个项目开始。大家舒舒服服、无拘无束地聚集在一起，用抽奖方式分配用于寒冬赈济的既有用又可口的产品。奖品的捐赠者是：瓦尔蒂纳特牛奶场、阿马达人造奶油厂、安格拉斯巧克力厂、卡诺尔德糖果厂、基绍酒类批发商行、豪博尔德一兰泽尔批发商行、屈内一森夫公司、但泽玻璃工场和朗富尔股份啤酒厂。该啤酒厂除捐赠两箱啤酒用于抽奖分配外，还额外捐赠了一小桶啤酒。“赠给冲锋队朗富尔诺尔德第八十四中队；赠给冲锋队朗富尔第八十四中队的小伙子；赠给值得我们自豪的冲锋队队员；为我们八十四中队的冲锋队队员三呼万岁——乌拉——乌拉——乌拉！”——

1指霍夫曼·封·法勒尔斯勒那首《德国之歌》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

然后是一阵骚乱，这种骚乱只有把警察叫来后借助警棍才得以平息，这倒不是有共产党员或者社民党员捣乱。当时，这些人根本就不存在了。更确切地说，这是在开怀畅饮，是通常见到的那种从内心趋向眼珠的醉态，这种醉态使“小锤公园”饭店里的室内斗殴变得多姿多彩。因为在一番漫长的、不得不做又不得不听的讲演之后，总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大口喝酒，小口呷酒，泪泊痛饮，慢慢吮吸，慢慢嘬酒，一饮而尽。有人坐着，有人站着，喝了一杯，再来一杯。有人从这一桌跑到那一桌，从这一桌喝到那一桌。有不少人站在零售酒柜前舍不得离去，双手洒满了酒；有少数人直着腰，汩汩畅饮，人们看不见他们的脑袋，因为在本来就很矮的厅内，在肩膀之上弥漫着浓浓的烟云。这些已经是情绪高昂的人一面开怀畅饮，一面唱起了轮唱曲：“你知道那个被击毁、被击碎的森林1；哦！头上鲜血淋淋，伤痕累累。”——

1指第一次大战时在法国阿尔贡森林午夜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个家庭节日，所有所有的人都到齐了，都是老熟人。阿尔方斯·布布利茨同洛特和弗兰茨兴·沃尔施莱格尔说道：“你还会听到，在赫内公园里简直乱糟糟的。吵吵嚷嚷的声音顺着拉道内河往奥拉那里传去，在半路上传到一家旅店。在那儿有人遇到一些人，遇到杜莱克和他的兄弟。他们坐在那儿，所有的人都好像用钧环连在那儿似的。”

在屁股肥大的冲锋队队员布鲁诺·杜莱克身边，在零售酒柜前站成一排的冲锋队队员有：维利·埃格尔斯、保罗·霍佩、瓦尔特·马特恩和奥托·瓦恩克。“有一次在德拉咖啡馆里，那是在青格勒高地，那儿的人大概是发疯了，稀里糊涂就打了起来。最近又发生了一件事。可是到底在哪儿发生的呢？是在施特拉申一普朗申的拦河坝附近。他们在拦河坝上把他扔到了水库里。不过他又爬上岸来了。不像克莱因一卡茨那个维希曼，他因为这种事也许得进监狱。哎，真糟糕，棍棒要举高！我想，这个家伙大概跑到西班牙去了。这不可能。他们把他给干掉了，把他装进口袋里，而且剁成了碎块。还在他们把他同布罗斯特和克虏伯选进国民议会之前，我在市射击协会那儿就认识他了。他们简直发疯了，在戈尔德克鲁赫越过边境，现在，你瞧瞧这个古斯塔夫·道，那些硬币从他的兜里不断地滚出来。最近，他在米根温克尔说……”

古斯塔夫·道与洛塔尔·布德齐斯基手挽手踉踉跄跄地走来。到处都是围桌而坐的客人，还有一些人在轮流喝酒。图拉和我坐在桌旁，就在波克里弗克一家身边。我父亲听完讲话后就走了。很多孩子都已离开了那儿。图拉盯着卫生间的门，那是男卫生间。她什么也不喝，什么也不说，只是呆望着。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他在给一个名叫米科泰特的先生讲科施奈德赖的铁路联运。图拉想通过呆呆凝视把卫生间的门盯得牢牢的。可是这扇门在转动，它被要解小便和解了小便的人驱动着。特别快车柏林——施奈德米尔——迪尔绍区段在科施奈德赖交会。可是特快车在那儿并不停车。图拉不盯着女卫生间的门。她看到瓦尔特·马特恩在男卫生间消失不见了。此外还有波兰国家铁路的员工米科泰特，可是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不厌其烦地给他讲解霍伊尼采——拉斯科维采这一区段的普通客车车站。埃娜·波克里弗克每喝五口啤酒就说一次：“现在该睡觉了，孩子们！”可是图拉并没有放过卫生间那扇一开一合的门。每次进进出出都被她的眼睛镜头喀嚓喀嚓地拍摄下来。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现在正依次穿行第三条科施内夫伊路段——纳克尔一霍伊尼采路段。格斯多夫、奥布卡斯、施朗根廷……用于抽奖分配寒冬赈济的奖券已经卖出。头奖是：一套十二人用的餐后小吃餐具，连同一些高脚酒杯，全是水晶玻璃器皿，全是水晶玻璃器皿！图拉可以抽三张奖券，因为她在去年已经抽过一次，抽到一只十一磅重的鹅。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卫生间的门，先从差不多装得满满的冲锋队帽子里抽出一张奖券来，抽到一块安格拉斯巧克力；现在她用被抓破的小手抽第二张奖券，没有中奖！虽说如此，她却得到了头奖和水晶玻璃器皿。男卫生间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又哗的一声打开了。在他们解开裤子或者脱掉裤子时，里面已经开始动作。人们随时都可以拿起刀子来。人们大打出手，冲向耶格尔特。因为图拉在抽奖——这是中国对日本。哎哟，劈里啪啦！人们在踢门，在穿衣服，在转过身子，在躺下休息，在开始大声叫嚷：“霍莱·弗雷特！德瓦契尔·格努塞尔！莱达克·伦特鲁斯这种人！洛尔巴斯这种人！别把尾巴翘得这么高！”零售酒柜边所有的人——维利·埃格尔斯、保莱·霍佩、阿尔方斯·布布利茨、年纪小一点的杜莱克和奥托·瓦恩克都用自己那小刀子似的、尖锐刺耳的声音嚷道：“哎，真糟糕，棍棒要举高！”

一群醉醺醺的、闹嚷嚷的流氓，把水果盘挑选出来，把高脚酒杯拦腰砸碎，将厅内洗劫一空，把卫生间的门弄得油光光的。因为图拉在抽奖券，他们便在四周尽情糟蹋，用快刀斩乱麻的速度，刷刷刷地肆虐一通。此时此地，椅子和椅脚都悄然而去，没有人吵架；对一切都大开绿灯，对一切都无能为力；各种物品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维利站在那儿，身子摇晃着；啤酒和果汁供不应求，因为所有的人都经过了十次筛选，都用不着喘口气。人人都在相互寻找。是谁在那下面到处乱摸？谁遇到麻烦了？那些毕业生在叫嚷什么？人们是怎样把卫生间的门从门轴上卸下来的？谁在抽奖券？没中奖。曲臂挥拳向上直击。帆具。鱼卵堆积如山。家畜脑浆四溅。快打电话118。警察——棍棒要举高！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永远也不怕。人们乱作一团，绿色大厅在动荡，灯架在丁当作响。事情已经过去，时间在流逝。警戒业已撤消。灯光没有打开。一切都朦朦胧胧，因为在黑糊糊的大厅里，黑糊糊的“女用人”的黑糊糊的警棍在寻找漆黑的踝关节，直至黑糊糊的校形吊灯下面的黑糊糊的脑袋瓜儿。黑糊糊的女人在尖叫着：“灯！那儿有灯！哎，真糟糕，警察！二、三，棍棒要举高！”

只是当图拉在黑暗中从那顶放在我们这儿、搁在她双膝之间的冲锋队帽子中抽出第三张奖券时，只是在我的表妹抽完第三张奖券并把它打开时——这张奖券使她获得了屈内一森夫公司的一桶莳萝黄瓜——才又亮起了灯。由布劳警官率领的四个警察后备队员和由少尉警官绍辛指挥的十六个警察在向前推进。他们从零售酒柜和通向衣帽间的双扇门走过来。他们全身绿色，他们受人欢迎，令人畏惧。二十二个警察嘴里全都含着哨子，冲向拥挤的人群，把哨子吹得嘟嘟直响。他们工作时使用的是新式的、由警察局长弗罗博埃斯从意大利引进的、在那里叫“manganello”而在此地叫“按摩滚筒”的警棍。这种新式警棍比旧式警棍优越的地方是：它不会打出裂伤，而是仅仅把人打疼，并且几乎没有声音。每一个被打的人在被新式警棍打了一下之后，都会十分惊异地原地旋转两圈半，然后便——但往往是以一种木塞螺旋钻的技巧——轰然倒地。就连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卫生间门边也得听从这种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进口的商品的摆布。他虽然没有裂伤，却有八天之久无法工作。除他之外，还有三个重伤，十七个轻伤，其中有四个警察。冲锋队队员维利·埃格尔斯和弗兰茨兴·沃尔施莱格尔，泥瓦匠古斯塔夫·道和煤炭商洛塔尔·布德齐斯基，不得不去派出所，不过第二天上午也就释放了。“小锤公园”饭店的经理科申斯基先生在保险公司申报了一千二百古尔登的财产损失。这些财产包括：玻璃器皿、坐椅、枝形吊灯、被捣毁的卫生间房门、卫生间镜子、讲台边的观赏植物和用抽奖方式进行分配的头奖——水晶玻璃器皿，水晶玻璃器皿等等。刑警科的调查表明，电路线并没有短路，是有人——我知道是谁——把保险给拔掉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料到，我表妹在抽奖并且没中奖时就发出了信号，引起了这场厅内大战。

亲爱的图拉：

这些事你能干，你有眼睛，也有手。然而对于这个意外事件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你的厅内大战——尽管你也参与了此事，但它仍然平淡无奇，同其他的厅内大战毫无区别——重要的是：斯特芬路别墅主人埃迪·阿姆泽尔可以收到一包有啤酒酸味的、龇牙咧嘴的、血迹斑斑的制服。瓦尔特·马特恩就是那个只受了点轻伤的捐赠者。

这一次不光有冲锋队制服，其中还可以找到几个普通党员同志1的衣物。不过，所有的衣物都是褐色的，但并非夏季矮帮鞋的褐色，并非小核桃的褐色，女巫的褐色，并非褐色的非洲，并非擦伤的痂皮，也不是年代久远的褐色家具，并非不浓不淡的褐色，沙一样的褐色，既非刚采出来的褐煤，也不是用挖炭锹挖出来的旧泥炭，并非早餐时吃的巧克力，并非加上鲜奶油的早上咖啡，烟的品种那么多，却没有一种是这种褐色，既不是视力错觉的浅褐色，也不是两个星期休假的冷霜褐色，并非秋天在往调色板上吐唾沫，因为这时，这种褐色——屎的褐色，或许还是泥土的褐色，已经泡软，成了襁糊状。这是党的褐色，冲锋队的褐色，所有褐色书籍的褐色，褐色房屋，布劳瑙2的褐色，夏娃的褐色3。同黄褐色相去甚远的这种褐色制服，是从上千个有小脓疱的屁股里把屎拉到白色盘子里的褐色，是从豌豆和开水煮熟的香肠中流出来的褐色；不对，不对，当这种褐色被煮沸、出现时和被染上颜色时，当这种粪堆褐色——我还在一个劲儿地恭维——堆在埃迪·阿姆泽尔面前时，对他们那些态度温和、皮肤黝黑、显出女巫般的褐色、小核桃般的褐色的人并没有产生影响——

1当时德国纳粹党内亦有此称呼。

2布劳瑙位于奥地利上奥地利州的一个小城，希特勒的出生地。

3此处影射希特勒的情妇埃娃·布劳恩。

阿姆泽尔在分门别类整理这些褐色衣物。他手持索林根制造的大剪刀，让它试着发出喊喊喳喳的声音。阿姆泽尔开始裁剪那些无法描述的褐色衣物。任何时候都打开着那部魏宁格的典范著作，放在货真价实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斜面桌上。一种新的工具作为装饰品，就放在这张斜面桌旁。这是裁缝的鞍马，裁缝的管风琴，裁缝的仔悔室——一部胜家公司1制造的缝纫机。埃迪·阿姆泽尔在用打包的粗黄麻布、装洋葱的口袋和别的透光材料缝制栽成衬衣式样的内衣时，便发出像小猫似的呼噜声。自鸣得意的阿姆泽尔坐在狭小的缝纫机后面。难道这两者不是一码事？难道这两者就不能在这样出生、接受洗礼、接种牛痘、接受训练的情况下，表示一种绝无仅有的发展？他有时候用稀疏的针脚，然后又用很密的针脚，往粗黄麻布衬衣上缝着破布片，可怕的褐色，把它当做装饰品。可他也把袖章的红色和千字疯狂的恐惧弄得支离破碎。他衬上木棉和锯末里子。他在画报和年鉴上寻找，找到一些人的面孔，比如作家盖哈德·豪普特曼2的粒子很粗的照片，或者当年深受大众喜爱的一个演员简朴的黑白照，这个演员不是比尔格尔就是雅宁斯。他把施梅林和帕采利3、把公牛和苦行僧贴在褐色帽子的帽舌下面。他把国际联盟的高级专员变成了冲锋队队员勃兰德。他不怕按照旧的针脚在复制品上长时间地剪来剪去，不怕用索林根制造的剪刀进行鬼斧神工般的剪裁，直到席勒那线条分明的轮廓，或者年轻歌德那花花公子的脑袋，赋予这种动作的任何一个牺牲者——赫伯特·诺尔库斯或者霍斯特·韦塞尔以某种面貌时为止。阿姆泽尔在商讨，在寻思，在撮合。他赋予好几个世纪在冲锋队的帽子下面相互亲吻的机会——

1胜家公司，一译辛格公司，美国多种经营的制造商。胜家以其最早的产品缝纫机而闻名世界。

2盖哈德·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作家。

3帕采利（1876～1958），1939年起为罗马教皇。1933年作为红衣主教国务秘书签订了罗马教皇与纳粹政府的第一个国际条约。

他把头从身材颀长、有孩子气、早早就自杀身亡的典范作品作者奥托·魏宁格的全身照片上——这张照片放在他的样本的第四页上——剪下来，让人在森克尔照相馆把剪下来的这部分放大，放大到同真人一样的尺寸，然后再慢慢加工，把它加工成“冲锋队员魏宁格”，但其结果却总不能令人满意。

埃迪·阿姆泽尔的自画像显得更滑稽。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留下来的斜面桌和胜家公司缝纫机之外，一面又高又窄、直至天花板的镜子——就像他在时装店和芭蕾舞学校里能够见到的那样——使阿姆泽尔的财产变得更加充实。他穿着自己剪裁的纳粹党员制服——在冲锋队制服中找不到一件他穿着合身的制服——坐在能够给予回答的镜子前，把他的全身像挂到一个光光的支架上，在这个支架的中心，就好像是在腹腔里面，有一个可以向上提升的传动装置。最后，真正的阿姆泽尔像菩萨似的，坐在裁缝的位子上，仔细察看这个虚构出来的、更为真实的纳粹党员阿姆泽尔。这个阿姆泽尔胖乎乎的，身穿粗黄麻布的褐色党员制服，目空一切地站立着。背带犹如回归线一般环绕在他身上。衣领上的等级标志把他变成了普通官员。一个猪尿泡线条分明、简单明快、涂上的黑色斑点隐约可见，犹如一幅画像似的，戴着官员的帽子。这时，在这个党员同志的腹腔中，那个可以向上提升的传动装置开始工作。那条马裤站成了立正姿势。右边那个胀鼓鼓的橡皮手套猛地一抬，离开皮带扣子，像受人遥控似的，先是举到齐胸的高度，接着便举到齐肩的高度，最初是把手伸直，然后再形成一定的角度，致以党员的敬礼。在这之后，因为传动装置往下滑，所以这只手又慢条斯理地、一秒不差地回到皮带扣子的位置，接下来便老态龙钟地颤抖着堕入梦乡。埃迪·阿姆泽尔表现出对于自己新作的钟爱。他在狭窄的工作室镜子前模仿他那真人般大小的模仿者的敬礼，模仿这种“四重奏”。瓦尔特·马特恩站在镶木地板上，出现在阿姆泽尔面前，给他展示这个人物形象，而且在展示这一人物形象时又把自己当做影子显示一番。马特恩先是放声哈哈大笑，然后便十分尴尬地格格干笑。最后，他只好一言不发，一会儿望着稻草人，一会儿望着阿姆泽尔，一会儿望着镜子。他看到自己穿着便服，站在四个身着制服的人中间。这是一番促使他天生就能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的景象。他一面把牙齿咬得直响，一面向阿姆泽尔暗示，他不是在开玩笑；阿姆泽尔不该顽固地坚持同一个题材；其实在冲锋队里，甚至在党内，有的是严肃认真、胸怀大志的人，有的是顶天立地的好汉，而不仅仅有一些下流坯。

阿姆泽尔回答说，这正是他的艺术企图。他不想发表任何评论，而是想用艺术手段，既制造出顶天立地的好汉，也制造出下流坯，鱼龙混杂，纵横交错，生活本来就是如此。

接着，他便用事先已经做好的支架制作一个粗壮结实的好汉——冲锋队员瓦尔特·马特恩。我们——图拉和我从夜晚漆黑的园子里，往灯火辉煌的、装有椴木护墙板的工作室里偷看。我们把眼睛睁得圆圆的，看见瓦尔特·马特恩身穿制服的复制品——那一片片血瘢还可以为“小锤公园”饭店的厅内大战作证——借助内置传动装置的作用，把拍成照片的面部的牙齿显露出来，让机械运动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尽管我们只是看见他咬牙齿，但只要看见瓦尔特·马特恩的牙齿，也就会听见这些牙齿在咬得格格作响。

图拉和我看见——

瓦尔特·马特恩不得不同他那个冲锋队中队一道，在冰天雪地的“五月草地”大型集会上执行封锁任务。他在人群中发现了身穿制服的埃迪·阿姆泽尔。先是勒布萨克讲话，然后是格赖泽尔和福斯特尔讲话。这时下起了鹅毛大雪。人们在持续不断地高呼“万岁”，纷纷扬扬的雪片飘进了高呼万岁者张开的嘴里。就连党员同志埃迪·阿姆泽尔也一面高呼着万岁，一面伸出嘴巴去咬那些经过挑选的大片雪花，一直到冲锋队队员瓦尔特·马特恩把他拉出人群，从泥泞的草地推到兴登堡大街。马特恩在那儿骂他。我们想，他马上就会揍他了。

图拉和我看见——

埃迪·阿姆泽尔身穿制服在朗富尔市场上为寒冬赈济募集捐款。他把储蓄盒摇得啪啪直响，对着人群讲一些小笑话，比真正的党员同志募得的迪特兴1还要多。我们想，要是现在马特恩到这里来，看到这种情景的话，那……——

1迪特兴，二战结束前东普鲁士的货币单位，一迪特兴相当于十芬尼。

图拉和我——

我们使站在弗勒贝尔草地上、处于暴风雪中的埃迪·阿姆泽尔和殖民地农副产品经销商的儿子感到奇怪。我们坐在一辆停在弗勒贝尔草地上过冬的旧货车后面。阿姆泽尔和那个侏儒的剪影在暴风雪中显得异常鲜明。再也找不到比这些影子更不同凡响的影子了，那个侏儒的影子把他的铁皮鼓影子竖起来，迎着飘飞的雪花。阿姆泽尔的影子弯着腰。两个影子都把耳朵贴在铁皮鼓上，仿佛他们在倾听这种声音，倾听十二月的雪花飘落在漆成白色的铁皮上的声音。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寂然无声的情景，所以我们也就静悄悄地呆下来，用冻红的耳朵倾听着。可是，我们只听见雪花飘落的声音，却没有听见铁皮发出的响声。

图拉和我在期待着——

因为这时我们两家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正穿过奥利瓦森林，散一次步。我们望眼欲穿地等候着埃迪·阿姆泽尔。但是他在别的地方，而不在弗罗伊登塔夫。我们在那儿喝牛奶咖啡，坐在鹿角下吃土豆煎饼。在禁猎区内没有生出多少事来，因为天气寒冷时，猴子都呆在林务所的地下室里取暖。我们真不该带着哈拉斯。可我的木工师傅父亲却说：“这条狗该有一个活动场地。”

弗罗伊登塔尔是一个备受青睐的游览地。我们乘二路车来到缔结和约路，在有红色花纹的树木之间横穿过树林之后，山谷变得开阔起来，林务所同禁猎区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不管是山毛榉还是松树，我父亲作为木工师傅见不得成材的优质树木，一见到这些树木就非用立方米来衡量它们的可利用价值不可。而我母亲更看重自然，也就是说更看重这些树木，而不是装饰世界，所以她情绪不好，但这种心情先是随着土豆煎饼然后便随着牛奶咖啡一道消失殆尽了。从事酒菜馆行业的林务所租赁人卡明先生在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和我母亲中间坐下来。只要有顾客来，他都要讲这个禁猎区的来历。这么一来，图拉和我已经是第十次地听他讲，措波特的一位名叫皮库里茨的先生赠送了一头野公牛。不过，他起初饲养的并不是这头野牛，而是车厢厂厂长捐赠的一对小赤鹿。后来又有了野猪和站鹿。那个人捐赠了一只猴子，这个人捐赠了两只猴子。林场顾问尼古拉很关心狐狸和海狸。一位加拿大领事提供了这两只烷熊。那么那些浪呢？谁有狼？那些后来逃出去、咬死一个采浆果的孩子、被人击毙并上了报纸的狼呢？谁有狼？

还没有等到卡明先生能透露那个秘密，是布雷斯劳动物园把这两只狼赠送给弗罗伊登塔夫禁猎区，我们同哈拉斯已经到了外面。我们从杰克，即那头野公牛身边走过。我们绕过结上冰的池塘，看见野猪食用的栗子和栎果，听到狐狸短暂的狂叫。狼笼外面装上了栅栏。两只狼在铁栅栏后面片刻不停地走来走去，步子比哈拉斯跨得更大。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们的前胸不是那么发达。它们没有受过训练的眉心，两眼歪斜，显得更小，更容易受到保护。同哈拉斯相比，它们的头总的说来显得更敦实，它们的躯干像圆桶，一直到背部前面隆起的部分都比哈拉斯更低，身上的毛不长不短，长得浓密，呈浅灰色，接近黄色茸毛的地方呈乌黑色。哈拉斯在声嘶力竭地哀鸣。两只狼在不停地小跑着。有朝一日管理员会忘记将栅栏……雪花成片成片地从冷杉树上飘落下来。有片刻工夫，两只狼在铁栅栏后面放慢了步子。六只眼睛在闪动，六片上唇在颤动。它们皱了三次鼻梁，从利齿之间喘了一口气。两只灰狼对一只黑牧羊犬。这种黑色是坚持不懈地育种的结果。佩尔昆色素细胞的过于饱和通过森塔和普鲁托遗传给了路易丝磨坊的哈拉斯，赋予我们的狗以一种鬃毛不长不短、并非乌黑、没有动感、毫无标志的黑色。这时，我父亲吹起了口哨，而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也在鼓掌。图拉一家和我父母穿着冬天的大衣站在林务所前。不断跑来跑去的狼停了下来。然而对于我们和哈拉斯来说，星期天的散步并未结束。每个人的口腔里还在回味着土豆煎饼的滋味。

我父亲带着我们所有的人到奥利瓦去。我们在那里乘有轨电车去格勒特考。直至雾霭沉沉的天际，波罗的海的海面都结了冰。格勒特考木板小桥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冰，闪烁着异乎寻常的光辉。所以，我父亲不能不从皮套中取出照相机来，我们也不能不在想像中的糖果前面围着哈拉斯站成了半圆。我父亲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调好合适的焦距和光圈。我们有六次都不能动。哈拉斯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种动作，因为它在摄影记者给它拍照时就已经习惯于照相了。看得出来，在我父亲拍的六张照片当中，有四张照片感光过度，冰在反光。

从格勒特考经过嘎吱嘎吱作响的海面，走向布勒森。有几个小黑点一直走到被冰封在停泊场的轮船。不少人在半道上。看来海鸥是不会挨饿的。两天之后，有四个学生在雾中迷路了，他们想从冰上走到赫拉半岛去，尽管人们用多架体育用飞机寻找他们，但他们却永远失踪了。

在同样狂暴的、蒙上了一层薄冰的布勒森木板小桥跟前——我们要拐弯，朝渔夫村走去，走到有轨电车站。波克里弗克一家，尤其是图拉，害怕这座布勒森木板小桥，因为就在那里，又聋又哑的小康拉德几年前……所以，在我父亲用他那只木工师傅平坦的手指出新的前进方向之后，也就是在十二月二十八号，在三六年到三七年除夕前不久，大约下午四点钟左右，哈拉斯挣脱了皮带——因为还有许多别的狗，我父亲把哈拉斯套在皮带上——一纵身，腾空而起，十次长跳，就跃过冰层，消失在尖叫的人群之中。当我们赶上它时，它已经裹上了一件随风飘动的大衣，变成了雪花飘舞中的一个黑色包裹。

钢琴家兼钢琴教师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同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及其十岁的女儿燕妮·布鲁尼斯也同我们一样，做了一次星期六郊游。还没等图拉吭一声，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就已经第三次遭到了我们哈拉斯的袭击。这一次要赔的不是一种男式小礼服，不是一把雨伞了。我父亲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把这个意外事件称为代价昂贵的玩笑。费尔斯讷右边的大腿被咬伤了。他必须住三个星期教会医院，另外还要求一笔赔偿金。

图拉：

正在下雪。当时在下雪，今天也在下雪。当时大雪纷飞，现在也是大雪纷飞。当时雪花飞舞，现在也是雪花飞舞。当时落雪，现在也在落雪。当时降雪，现在也在降雪。当时大雪飘舞，现在也是大雪飘舞。当时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现在也是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雪花沉重地落下，落在耶施肯塔尔森林里，落在绿色森林里，落在兴登堡大街上，落在克莱大街上，落在朗富尔市场和施马根多夫的贝尔卡市场上，落在波罗的海和哈韦尔湖上，落在奥利瓦，落在施潘道，落在但泽席德利茨，落在柏林一利希特尔费尔德，落在埃毛斯和莫阿比特，落在新航道和普伦茨劳山上，落在萨斯佩和布勒森，落在巴贝尔斯山上和施泰因施蒂肯，落在韦斯特普拉特1四周的砖墙上以及在两个柏林之间迅速建成的城墙上，而且积在上面。雪落下来，又积在上面——

1韦斯特普拉特，位于但泽湾，1939年9月1日，在此打响了二次大战的第一阵枪声。

为了图拉和我——

雪下了整整两天——我们准备好雪橇，等着下雪——雪积了起来。开始是像重体力劳动者一般的雪歪歪斜斜地落下来，然后是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在这种牙膏一样白的灯光下，留下一圈诡计多端的痕迹，在逆光中又变成灰色乃至黑色。这是一团既潮湿又粘糊的雪。从东部地区歪歪斜斜飘落下来的雪再一次落到这些雪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在夜晚朦朦胧胧中四处渗透的中等程度的寒冷，使所有的篱笆在早上都压上了新的重荷，树上的枝桠都被压得嚓嚓直响。要把街道、有轨电车道和人行道清除干净，需要不少勤杂工，需要很多失业者，需要技术救援组织和全市的所有车辆。堆积如山的雪结成冰块，像山岩似的从埃尔森大街两边滑下来，把哈拉斯埋在了下面，埋到了我那木工师傅父亲的胸部。当雪山边缘轻轻往下掉时，图拉的羊毛帽子就会有两指宽的地方变成紫色。街上撒了沙子、炭灰和红色的畜用食盐。人们用长长的杆子把雪从帝国移民区小果园里和修道院院长磨坊后面的果树上打下来。就在他们铲着，撒着，清除树枝积雪的当儿，新的雪仍在下个不停。孩子们感到惊奇，老人们在回想：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的雪呢？住宅勤杂工在骂街，相互说道：“这些钱谁来付？没有那么多沙子、炭灰和畜用食盐。要是雪还不停，那……等到这些雪融化那一天——雪会融化，这种事就像我们是住宅勤杂工一样，千真万确——那时候大家都会钻进地下室，小孩子会得流感，成年人也会得，就像一九一七年那样。”

下雪时，人们可以透过窗户往外瞧，可以计算。你的哈里表兄就干这种事，他本来不该计算这些雪，而是该给你写信。当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时，人们就可以跑到雪地上去，张开嘴巴，仰望长空。我就喜欢这样做，可我又不能这样做，因为布劳克塞尔说，我必须给你写信。当某个人是一只黑牧羊犬时，他就可以从他那白雪皑皑的茅屋里跑出来，去咬白雪。当某个人名叫埃迪·阿姆泽尔，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制作稻草人时，他就能够在鹅毛大雪不断纷飞时给鸟儿构筑雀巢，手拿鸟食，成为乐善好施的人。当白雪落到冲锋队的褐色帽子上时，人们就可以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当某个人名叫图拉，而且体态轻盈时，他就可以不留丝毫痕迹地穿过雪地，跑过雪地。在假期尚未结束，大雪仍然下个不停时，人们可以坐在暖烘烘的书房里，一边分门别类地整理自己的云母片麻岩和双色云母片麻岩，整理自己的云母花岗岩和云母石板，一边当自己的参议教师，吮自己的糖块。当某个人受雇于一家木工作坊当辅助工时，他就可以在骤然下起鹅毛大雪的天气，用木工作坊的木料做成雪铲，去挣外快。当某个人必须撒尿时，他就可以把尿撒到雪地上，也就是说，用热气腾腾的黄色笔路刻下自己的名字；不过，只能是很短的名字，我就曾用这种方式把哈里写到雪地上。那时候，图拉嫉妒我，用她那双系带子的鞋把我的签名给毁了。当某个人有长长的睫毛时，他就可以用长长的睫毛接住从天而降的雪花；不过，不仅仅是长长的睫毛，还必须是浓密的睫毛，燕妮在她的木偶脸上就有这种睫毛；当她伫立着，感到惊讶时，她那几乎是水汪汪的蓝眼睛就会在盖上白雪的睫毛下向外张望。当某个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雪花飘舞的雪地里时，他就可以闭上双眼，倾听雪花飘落的声音；这种事我经常做，我听过多次。相对而言，可以把白雪视为棺罩；不过，也不一定非如此不可。作为一个胖乎乎的、在圣诞节得到一部雪橇的弃婴，可以坐着雪橇去滑雪；不过，没有人愿意带走这个弃婴。人们可以在纷飞的大雪中哭泣，不过除了图拉，没有人会注意到这种事情，而图拉用她的大鼻孔把什么事都注意到了，她对燕妮说：“你想同我们一道坐雪橇滑雪吗？”

我们所有的人都去滑雪，我们把燕妮也带上，因为白雪是为所有的孩子积在那儿的。白雪掩盖了哗啦哗啦下着倾盆大雨和燕妮躺在排水口时发生的故事，而且是多次掩盖。燕妮对于图拉的建议感到非常高兴，高兴得使人感到害怕。当图拉的面部不露声色时，她的脸在闪闪发光。因为燕妮的雪橇又新又时髦，所以图拉只是尽可能地给她提出建议。波克里弗克刻上花饰的雪杖同图拉的两个哥哥一道走了。图拉不愿意坐在我的雪橇上面，因为我老得抓住她，滑不好雪。我们的哈拉斯不能去，因为这条狗在雪地上简直像发疯似的；再说它也老大不小了，一只十岁的猎犬就像是一个七十岁的老翁。

我们拖着我们的空雪橇走过朗富尔，直到约翰内斯草地。只有图拉有时让我、有时让燕妮拉着走。燕妮喜欢拉图拉，她往往自告奋勇地去拉。可是图拉只在自己高兴时才让人拉，而在有人愿意效劳时却又不让人拉。我们在青格勒高地滑雪，在阿尔布雷希特高地或者市里经营的约翰内斯山大滑道上滑雪。都说这条滑雪道危险，可我——更确切地说，我是个胆小的孩子——却宁愿在当做大滑雪道缓跑场地的坡度比较平缓的约翰内斯草地上滑雪。每当市立滑雪场上人太多时，我们往往就去森林的另一边滑雪。这一边在右面，从耶施肯塔尔路开始，在霍赫施特里斯后面一直延伸到奥利瓦森林。我们滑雪的这座山叫埃尔布斯山。一条滑雪道从这座山的山顶直接通到埃迪·阿姆泽尔在斯特芬路的别墅园圃里。我们趴在雪橇上，四处张望着，穿过积着白雪的榛子树丛，穿过即使在冬天也散发出刺鼻气味的染料树。

阿姆泽尔老在室外工作。他穿一件鲜红的套衫。他那编织的、红色的紧身袜裤消失在胶皮靴子里。他身后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大号安全别针，别着一条十字交叉地罩在套衫胸部的白色滑雪披巾。红色第三次出现，一顶有白色流苏的红毛线帽子箍在他的头上。我们真想笑，但又不能笑，因为一笑，雪就会从榛子树上掉下来。他在做五个小人儿，这些小人儿就像孤儿院里的孤儿似的。有时候，当我们埋伏在有积雪的染料树和黑色染料树豆壳后面时，有几个孤儿同女看守一道走进了阿姆泽尔的园子。他们身穿青灰色罩衫，头戴青灰色帽子，戴着鼠灰色的护耳。他们无父无母，冻得瑟瑟发抖地站在那儿当模特儿，一直站到阿姆泽尔给他们每人满满一纸袋糖果，他们才离去。

图拉和我知道——

阿姆泽尔当时在执行一项任务。瓦尔特·马特恩曾经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一位市立剧院经理，那位经理让舞台布景设计师和演员服装美术师埃迪·阿姆泽尔拿一包草图和广告给他看。阿姆泽尔设计的舞台布景和女人形象令人满意，经理委托他为一出乡土剧设计布景和服装。因为在最后一幕时——该剧的故事发生在拿破仑时代，当时本城被普鲁士人和俄国人包围——孤儿们不得不在各条前哨线之间跑来跑去，不得不为符腾堡公爵演唱，所以阿姆泽尔突然冒出了这种阿姆泽尔式的念头，不把地地道道的孤儿，而是把机械动作的孤儿搬到舞台上去，因为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一种颤抖着完成的机械动作更打动人心；人们只会想起昔日那些动人心弦的小八音盒。因此，阿姆泽尔以慈善捐赠为代价，把孤儿院的孩子们叫到园子里来。他让他们摆好姿势，唱赞美诗。“伟大的上帝，我们赞美你！”信仰福音新教的孤儿们唱道。我们在灌木丛后面低声笑着，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有父有母。

埃迪·阿姆泽尔在他的工作室里工作时，我们无法看清他在干什么。阳台上的鸟巢有很多鸟儿光顾，在这个阳台后面的窗户只映现出耶施肯塔尔森林。孩子们想，他在里面肯定也用棉花和卫生纸制作滑稽可笑的孤儿和新娘。只有图拉和我知道：他在制作一些能够前进和敬礼的冲锋队队员，因为他们的肚子里面有机械装置。有时候我们自以为听到了机械装置发出响声。我们抓住自己的肚皮，在自己身上寻找机械装置。图拉有一个机械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