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希望着出现这样的景象呢？

“恶搞”是个恶兆，须严加防范。

而“软实力”、“以人为本”在这样的时刻成为中国主流媒体的关键词、常用词，真是令人感到欣慰。

几百所“孔子学院”正遍及全球……

鲁迅早期的重要文章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等。前者发洞见云：“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这段话十分透彻。

鲁迅把当时的中国诊断为“沙聚之邦”，几亿人呈现为大沙漠，被刮来刮去的风不停地改变着形状。沙漠是如何形成的？人，又是怎样变成沙粒的？清王朝的经济实力不是远胜于日本么？为何又是聚沙之邦？

鲁迅盯上了中国人的个性。个性不张，造就了聚沙之邦。

中国封建社会，权力运行极端化，覆盖面广，持续的时间长。而极端化的封建权力注定要制造庸众，把活生生的、有自主性的个体演变成沙粒。这也如同西方国家资本运行的极端化，极端化的资本变尽花招制造消费群，把人钉在消费的单一图景上，把“全面发展”的个体置于死地，把人的可能性掏空，把“人”消灭在历史的进程中。——几年前，不是还有个叫福山的人宣称要让资本主义终结历史么？而西欧北欧的一些国家，在“二战”之后的若干年，倒是渐渐融入了诸多社会主义的元素，公平与效率并重，发展与福利共存，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了足够的缓冲地带，生活世界因之而呈多样化。欲望被仔细辨认，单面人的蔓延趋势受到遏制……

聚沙之邦将如何转为人国呢？鲁迅给出的答案是：“洞达世界…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这洞见，预示着日后着名的“拿来主义”。

弗失固有之血脉，乃是鲁迅式的“回行之思”。必须返回人文传统，在历史的深处获得跃入当下的力量。回行有三种方式：一是借鉴，二是批判，三是融合借鉴与批判。鲁迅先生是终其一生，或隐或显地居于三者之间。他的投枪匕首，他的横眉怒目，乃是针对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权力极端化的恶果。

《文化偏至论》又提出“非物质”、“张灵明”。

人是万物之灵，有价值系统，有道德承载，有诗意向往，有灵光闪烁。动物的决定性的因素是物质环境，而人之为人，是由文化环境来决定的。物质的急剧丰富，可能会导至精神的贫乏。概言之：物比人大。物欲横流，肯定对社会和谐有害。

活着要有意义。活着有意义的人才会活得精彩。

德国哲学大师马科斯韦伯说：“人是活在由他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这倒不是说，人是凭空编织这张意义之网。人生“此在”的参照系，取决于社会的“共在”。生活之意蕴层，犹如天空中的臭氧层：没有任何一个大陆板块能置身局外。臭氧层出现了大空洞，修复需要时间。生活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修复也须点点滴滴的做起。意蕴层受损，软实力下降，每一个人都会受伤害，不管他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官员还是百姓。

所谓修复，前提是要察看受损的程度。提升软实力，任重而道远。原因是：软实力的提升，很难下硬指标。

二十世纪初，鲁迅在日本发出他的追问：“事若尽于物质矣，而物质果足尽人生之本也耶？”这个追问，既有近代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又追溯到庄子的智慧：物物而不物于物。

庄子的这个短语，在今天意义重大，所以笔者一再重复。

一百年前的鲁迅又说：“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掊物质：抑制物欲的恶性膨胀。

这几乎等于说：两个文明（物质与精神）要一起抓。

为什么要抑制物欲？因为物欲横流有害于个体的全面发展，有背于全社会的健康向上。“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物欲显然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几股大力之一，但物欲横流醉生梦死，既造成无数罪恶，又导至“生活世界”的种种遮蔽。物的丰富，决不等同于人的丰富性、日常生活的丰富性。

鲁迅在日本，近距离审视欧美的物质文明，掉头为自己的民族把脉，他得出的结论是：兴国，首先要立人。

周氏三兄弟，树人，建人，作人，应该含有这层意思。周作人在抗战期间作了汉奸，又另当别论。

任个人，排众数，是致力于中国人的个性解放，瞄准并揭示民族的劣根性。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是鲁迅一生都深恶痛绝的。爱之深才痛之切，才责之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沙聚之邦，个体罕见。先知先觉先行者，必定遭到“众数”的漠视、歧视、乃至敌视。耶稣、苏格拉底、布鲁诺的命运都证明了这严酷的现实。鲁迅也不例外。他晚年有句名言：他是为他的敌人活着的。这位悲天悯人、恶斗旧势力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却出此沉痛语，我们今天当能倾听、掂量。

鲁迅的“最痛苦的灵魂”，源于他感受和辨认黑暗的能力。

据他的朋友讲，他常常对事不对人。这在一副面团形象的国人中间是要犯大忌的。他看得透彻，所以才一针见血，才直截了当。惯于作揖打拱、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人们自然会不舒服。这些人是中庸之道的产物，其集体潜意识盘根错节，犹如深海的藻类。他们的感觉注定要滞留于表层，不会意识到鲁迅的良苦用心。他们还跳起来，缠斗鲁迅，消耗着巨人的体力。

觉醒的个体，面对昏睡的庸众……

鲁迅发现了尼采和易卜生。而尼采发现了超人、末人，易卜生发现了真理常在少数人的手中。

辛亥革命时期，真理确实在少数人手中。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足迹遍及欧美，他是既反抗封建主义，又洞察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非常准确地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孙中山是先行者，鲁迅是先觉者。孙中山致力于社会革命，鲁迅全力以赴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二十世纪初的鲁迅，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精神战士披挂上阵了。

这样的战士，千古一人。

1980年的《鲁迅研究》，彭定安先生写道：“他一走上战阵，就显露了一个伟大文化战士和启蒙思想家的最宝贵的品德：献身的赤诚，战斗的激情，清醒的现实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思想家的睿智和深沉，战士的勇猛和坚定。”

鲁迅二十几岁就几乎成为鲁迅，令人不无惊讶。当时的日本东京，聚集着来自中国的各路豪杰。革命的，改良的，复古的，保皇的，主张暗杀的……分成若干派系，竞相发出声音。中国面临着列强瓜分的危险，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见的刺激。既要排满、反封建，又要反列强，各种各样的救国论杂然纷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医学救国，黄金黑铁救国，坚船利炮救国……而鲁迅的救国思想，当发端于南京读《天演论》的时期。进化这个词一再刺激他，掀起他的灵魂风暴。不进则退，不进则亡。但是社会的进步，在他看来是要取决于个体的壮大。救国，首先要救人。

鲁迅读进化论，读来读去，读出个体二字。这使他获得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几十年受用不尽。这个基础，为他提供了人生的舞台，文学的创造性区域，韧性战斗的战场。

也使他孤独、痛苦。

发现了个体，也就发现了沙粒、沙聚之邦。鲁迅是研讨沙粒、沙化的专家。而他改造国民精神的荒漠化，常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尽管他装备精良：有卓越的思考能力，有表达思考的杰出的汉语艺术。他呐喊，投枪匕首并用，却如同置身于无物之阵。

民族的劣根性，发现它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何况要去改造它。“沙聚之邦转为人国”，这工程的浩大与艰难，恐怕没人能够测量。

鲁迅十几岁家道中落，由小康跌入困顿，生存的落差唤起紧张的思索。而历代杰出文人，几乎都有类似经历。在南京的水师学堂他常吃辣椒御严寒，渡重洋到东京去求学，他又尝到了初恋的涩果，这些身体层面的“失败”，反而催生鲁迅的精神成长。也许，这里显现了“自卑与超越”的生存环节。“风雨如磐黯故园…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二十一岁写下的诗，表明他正在完成着自己的超越。时代风云也影响他。但鲁迅之为鲁迅，单凭说一句“时代影响”却是不够的。时代影响千万人，鲁迅却具有清晰的唯一性。

鲁迅为什么能看见个体？因为他很早就“活向”个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破落户的子弟”能思索。所谓破落户子弟，一般显现为两种“生存情态”：游手好闲混吃骗喝；发愤图强勇于思索。鲁迅当然属于后者。家学渊源，母性呵护，严谨的三味书屋，健全的童年生活，阻断了鲁迅滑向前者的可能性。

二十岁前后，鲁迅形成了个体修炼的态势，步入个体的运行轨道。而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个体修炼与古代杰出文人的修身有同构的关系。

唯有这种个体，方能发现个体的对立面：庸众和沙聚之邦。

鲁迅赢得了思想的持续的喷发点，也“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黑暗。像顾城诗句：黑暗给他一双黑色的眼睛，他却用来寻找光明。

喷发力，也是针对黑暗的攻击力。

理解鲁迅，不妨聚焦于此。他的写作和他的生存姿态。

把握鲁迅的精神脉络，乃是本文的努力方向。

也许只能思到中途，但只要有思，就是好的。个体的特征，思为第一要素。

对创造性的人物，必须以创造性的思维与之对接。

鲁迅在东京弘文书院待了两年多，然后去了仙台，学医。严谨而又慈祥的藤野先生，后来成了他终生铭记的恩师。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但鲁迅的书房里仍然挂着藤野的照片，仍与开书店的内山完造交厚，信任日本医生须藤，这说明他确实对事不对人，待人行事，全凭自己的目光。日本军国主义和具体的日本人，他是区别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