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西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各科成绩均好。这也如同他对地质学、生物学的浓厚兴趣。他一直是文理兼修，能同时看见物质与精神，看见二者的融合与二者的分界。现代西方大哲，不乏从自然科学转向人文领域的例子，像胡塞尔、罗素，原本都是出色的数学家；像弗洛伊德，从医生转向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宣称全社会都是他的病人。鲁迅不认同弗洛伊德，却与弗氏有相似处：看社会上的各色人等都有病，只是病的程度不同而已。

在东京，鲁迅和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这样的讨论和追问，当属罕见。

而在当时的日本，由于1894年的中日海战，由于稍后的日俄战争，好战分子急剧增长，军国主义气焰嚣张。鲁迅被仙台的日本同学视为“支那学生”。成绩好反受奚落、受怀疑：一个支那人，怎么可能在骨学、神经学、血管学、解剖学、细菌学的课程上都取得好成绩呢？

有日本学生写信给鲁迅，开头便说：你忏悔吧！

这等于说：你交待吧，你是怎么作弊的？

鲁迅毫无“忏悔”的迹象，班上的同学对他侧目而视，有些人还故意惹他。

他住在一所监狱旁的低级旅馆，瘦弱之躯饱受蚊子的叮咬。冬天也是蚊子乱飞。没蚊帐。顿顿粗食。

有时整夜拍蚊子，拍得一手血……

身心受着煎熬。真金在烈火中炼着。

这一天，学校放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实影片，片中有个中国人，因做了俄国的奸细而被日军处死。围观的中国同胞一个个身强体壮却神情麻木，他们在看热闹，看杀头，鸭子般伸长颈项，死鱼般的眼睛转动着某种兴奋。鲁迅大吃一惊。日本学生在欢呼，打着尖厉的口哨。

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

鲁迅对此印象深刻，源于他对国民性的持续的追问。思想导至感觉。感觉引发更多的感觉，又反证思想。

他做出了瞬间决断：弃医从文。

医学是不能深入灵魂的。行尸走肉满街蹿，“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药》、《示众》、《阿q正传》，对国民的麻木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麻木是个大词，它衍生多种形态，包括自欺欺人，包括沾沾自喜，包括瞒与骗、吃人与被吃，包括着名的“精神胜利法”……

优秀作家的一切努力，都是深入人性。在鲁迅，是深入国民性、民族的劣根性。或者说，他是历史性地考察人性。

鲁迅是敏感的。高度敏感的人方能看见高度的麻木，犹如坚实的个体才能够洞察一盘散沙似的群体。

叶圣陶说：“在同时代的人中间，鲁迅先生的确比别人敏感。有许多事，别人才有一点儿朦胧的感觉，他已经想到了，并且想得比别人深。”

鲁迅先知先觉，就“思想的实事”而言，他又是先行者。“三先”共属一体。他是思想革命的先驱。

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他想得深，于是他走得远。他走得远，于是他孤独。

他考察人性，拷问灵魂，从不放过他自己。他欣赏陀斯妥耶夫斯基对灵魂的拷问、穷追不舍。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他反礼教，反孔夫子。而“反求诸己”、“吾日三省吾身”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儒家文化，有学者干脆称做耻感文化。耻感与基督教的“原罪”之说有相通处。儒学作为有生命力的、开放的文化系统，使浸润于此种文化中的人，并不难于理解陀氏对人性的刨根问底。

中国封建社会，愈到晚期愈呈封闭状态，乃是权力运行的极端化所致。极端化意味着：唯有这种极端化方能维持日趋腐败的权力系统的运行。中国的政体落后于西方多矣，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却能够眺望其他语种的文化。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并不依附于封建社会。文化的本质性力量能洞穿社会形态。这一点在今天大致能看清了，传统文化有她的恒定价值。

晚清国门初开，士人们普遍怀有陌生感所带来的焦虑。而杰出的士人，在焦虑中前行，杀开一条满是荆棘的道路。鲁迅能受西方文化的大力牵引，与他的“国学”功底是有关系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后面细谈。

把握“鲁迅之为鲁迅”，须抓住纲，纲举才能目张。

鲁迅想事情，一旦想明白了，便立刻去做。这里的所谓“想”，可能只有几分钟。这大约就是西哲所推崇的“瞬间决断”。这倒不是说几分钟才是瞬间，有时候，几年也可能成为历史瞬间。

许寿裳劝鲁迅说：你学医不是学得好好的吗？为何放弃？

鲁迅回答：中国的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

放弃医学的理由真是充足。

鲁迅去找老师，陈述这退学的理由，藤野先生一听就明白了，虽然他很爱这唯一的中国弟子，却未多劝。他送给鲁迅一张照片，用毛笔默默写下两个汉字：惜别。

鲁迅接过先生的照片。后来一直把藤野的照片挂在墙上。当他工作累了，想偷懒了，望望照片，又开始伏案工作。

今日日本东南部的繁华大都市仙台，有鲁迅先生的纪念碑、藤野先生的纪念碑……

1906年的夏天鲁迅回到东京，生活仍然艰苦。吃得很差，想得很多。这杰出的大脑几乎昼夜不息地运转。“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在精通了日语之后，他又学俄语、德语，如饥似渴地俄国、德国的文学和哲学经典。

精神界之战士，蓄势待发。

在今天看，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影响力超过了英国、美国。

鲁迅一生全神贯注于社会批判、文明批判，而康德在十九世纪已经有“四大批判”之一的《批判力批判》。针对批判力的批判，中国的晚清士们人可能还不知所云。

毛泽东曾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

鲁迅的奋起，乃是瞄准文化的落差。他跃入西方文化，贪婪地呼吸着异质性的空气，并返身打量中国的传统文化，“看见了”传统文化——它的精髓和它的蔽端。

他能对同质性的东西作陌生化处理。

这也包括他将要展开的汉语艺术。他的，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几乎一篇一个风格，其艺术蜕变的能力令许多人惊讶。他不刻意追求形式，反而获得了“有意味的形式”……

鲁迅审视中国，盖因他汲取了中西精英文化的力量。

唯有精英文化，方能使人洞察历史与当下。

人是一根能思考的芦苇……

从南京到东京，前后十一年，鲁迅给人的印象，是每一分钟都在紧张地思考。学习，思考，再学习，再思考。吃穿住他好像全不在乎，包括谈恋爱。精神的飞升伴随着身体的“下沉”。

而这种类型的伟人大哲，近代西方常见。想想斯宾若莎、马克思、康德、尼采吧。

这倒不是说，伟人哲人们不食人间烟火。

人生太短促。鲁迅名言：要赶紧做。

他在东京张罗着办《新生》杂志；用“精奥的古字”翻译《域外集》。一边要新生，另一边却用古字，这饶有深意。

“弗失固有之血脉”，知，然后行。

鲁迅做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章太炎在当时是名声显赫的革命家，做过清廷监狱，出狱后把他的讲坛论坛搬到日本东京，与改良派、保皇派领袖梁启超康有为等展开激烈论战。

鲁迅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

太炎先生席地而坐，挥舞着手臂，绘声绘色讲汉字，往往几个小时一晃而过。听讲的学生环坐于矮桌旁，上厕所都要抓紧时间，生怕漏听精彩之处。有一位钱玄同，听得忘形，每次上课都眉飞色舞，身子不觉前移，移至先生跟前。师生讨论，数钱玄同的话最多。鲁迅对钱玄同小有不满，给他取个绰号“爬来爬去”。

后来，钱玄同做了古文字学家。

二十年代钱玄同提倡复古，鲁迅写文章批评他。

鲁迅写《太炎先生二三事》，对作为儒学大师的章太炎也有微饲，不过，这篇文章的基调是亲切的，怀念的。

鲁迅办《新生》杂志，狂读西方经典，同时聆听着章太炎。视野开阔的思想家文学家在酝酿中。无与伦比的汉语艺术在锤炼中。而鲁迅的这一层曾经受到遮蔽。

战斗的鲁迅之所以能够战斗，其文化视野乃是决定性的因素。

他的同乡徐锡麟刺杀清廷大员恩铭，举国震惊。革命以各种形式进行着，仁人志士层出不穷。徐锡麟被处死、开膛，心肝肺做了恩铭亲兵的下酒菜。清王朝垂死挣扎，疯狂反扑。不久，鲁迅的另一位同乡，鉴湖女侠秋瑾，也在她的故乡绍兴死于清廷刽子手的屠刀下。

秋瑾生前，随身带着一把短刀。

鲁迅也有一把短刀，那是在仙台的时候一个日本朋友送的。

夜里他看刀，并比划着。

他并不是一名刺客。这是一把灵魂的手术刀。

鲁迅看刀，看来看去，“看”出日后的投枪匕首式的杂文。

郁达夫说，鲁迅的杂文“能以寸刀杀人”。

郁达夫通常给人留下风流才子的印象，却对鲁迅杂文推崇备至，反击鄙薄杂文的梁实秋。梁实秋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功莫大焉，但也许他是走了“雅”的极端。

杂文的特点是喜笑怒骂皆成文字，这挺好的。

孟子写文章，也是要骂人的。

王国维、章太炎、辜鸿鸣、郭沫若……谁不骂人呢？

骂是广义的，并非人身攻击。“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鲁迅从仙台返回东京，又待了三年。屈指算来，他到日本已经七年多了。

七年炼成真金。

此前的南京四年、绍兴老家十几年，为这七年奠基。

如今的仙台人曾不无自豪地说：绍兴是周树人的故乡，而仙台是鲁迅的故乡……

1908年的鲁迅居于东京的一幢公寓“伏见馆”，他快满二十九岁了，唇上留了一点胡须。他还不想回国，回国意味着成家。成家意味着过老式的日子，在绍兴生儿育女，做师爷或幕友。

母亲拍电报催他回去。绍兴有一位名叫朱安的姑娘在等着，她的年龄比鲁迅略大。鲁迅不想娶她。类似的婚姻悲剧，也发生在胡适之、郭沫若的身上。新思维和旧婚俗之间是注定要发生悲剧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上去一目了然，实在不值得唠叨、纠缠。

母亲又拍电报，称卧病在床。鲁迅赶紧启程了。

其实母亲没病，是催他回去完婚。

鲁迅令人费解地同意了，在绍兴与朱安举行了旧式婚礼。

原来，他有个折衷的两全之策：为母亲迎回了一位儿媳妇，却拒绝一个妻子。他拒绝和朱安同床共枕，一辈子为朱安提供生活的费用。朱安曾经许过人的，她为逃避包办婚姻而住进了周家，劫遭受了鲁迅的迎娶式的逃避。按绍兴习俗，如果鲁迅不娶她，她很有可能永远嫁不出去，连生计都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