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妈妈：

我年轻了四五岁，又回到我是asfx的青年成员的时候了。邦思先生和我，自然而然地想到要给巴黎水灾的受害者捐款。由于情势紧迫，我们的所有人员都立刻调动起来。我们成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由邦思先生、安迪科特先生和我组成。第一个人负责从中国人那里募款；第二个负责新教教士的募款；我则负责法国教士和欧洲侨民的募款。必须说，结果非常好。安迪科特先生昨天收集了120美元；他还说要给他在国内的同事写信。我这边是这样的：威金森先生那里有50美元，里兹先生那里有25美元，德国军工厂有5美元，邦思先生那里200法郎，主教给了100法郎，埃塞尔多先生给了10法郎，图弗先生给了5法郎，马里斯的教士给了3法郎。我纠缠那些没给钱的人（因为他们没看到消息！）。我还给葛布里昂先生，以及souéifou的主教写信，向他们每人要100法郎。过几天我们就知道省长和其他官员能给我们的有多少了钱了。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期待募的款项能超过1500法郎。如果所有的领事馆都能给出差不多的钱，就真有不少了！

今天我才第一次收到一封谈塞纳河发大水的信。天哪，报纸上的消息越来越可怕了：圣多米尼克街上充满饥饿的人们；下水系统直到圣拉萨车站，都崩溃了；郊区的居民被困在水中。奢侈品商店很长时间都关闭着，外国旅行者也很久不来巴黎了。我想，要是巴黎中心形成了一个湖，所有街道上都得有好几个月的工程。我期待着，下个星期可以知道你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中怎么样了。

中国的扬子江却恰恰相反，不仅没有发水，反而受到了旱灾的折磨。可是，最让民众关注的却不是干旱问题，而是另一个自然现象：哈雷彗星即将来临。中国人认为那是“扫帚星”，将会带来骚乱。

邦思当第不愧为中国通，他“嗅”到了底层的运动将扩展到整个中国社会。5月31日，他写道：“自从我回到成都快一年的时间内，我有太多的时候要表达这方面的意思：我写的所有的每月汇报，都想暗示一种对在民众中的不安的担忧。这种不安定所引起的麻烦或混乱不断出现，意味着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就能够引起一场可怕的大冲突”。

从表面上来看，1910年不是政治的，而是自然的。但自然出现的征兆，和人们对它的反应，恰恰是对另一种命运的恐惧的转移。实际上，中华帝国在1911年到来之前，度过了它最后的安宁时日。

我们回到1911年夏天，就像1910年夏天一样，邦思当第要去西藏地区旅行。他离开几天之后，四川省进入了半军事暴乱的情况，在后面支持的是地方议会的成员。运动原因要回溯到几年前义和团运动刚结束的时候。为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好几个省的议会议员想联合起来买回在外国人手中的铁路修筑权。买回筑路权的钱对这些地方议员来说太多了。而国家为了铁路国有化，却从外国银行里借钱修路。1911年，面临着川汉（汉口）和粤汉铁路国有化的问题，这几个相关省份的议员起来反对。四川，这个有着反叛传统，并且希望有“它自己”的铁路，以解决它地理上的封闭问题的省份，情况变得尤其激烈。

这个围困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信件电报交通变得十分困难，成都中断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被隔绝起来。儒勒这段时间写给玛利亚的信很少，用词也很谨慎。但在他的述职报告中，则表现了这些事件的严重性。9月12日的第一份相关报告中显示，儒勒立刻明白了不能轻视这场运动：

大罢工和革命性暴动是在8月24日开始的，理由是通过外国借款将铁路国有化。直到月底，运动还在持续，官府本应该能够采取措施控制它。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残酷的，反叛者是非常有组织的。

快到9月底的时候，儒勒告诉玛利亚，政治气氛好转了。北京的法国领事也急着向巴黎汇报：“成都的秩序已经完全恢复。”我们才了解这是围困的结束，最严峻的时期过去了。儒勒格外平静和自信。他的上级对他倍加赞赏，成都的法国居民们也表现出一副“生活在继续”的态度。

成都，1911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