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遥远地方的见闻令安德鲁着迷。西莉亚在费尔丁罗思公司的拉美推销点同当地人员处理事务时，他就去考察异国城市中五花八门的不寻常事物，或去野外领略农村风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科隆公园他现在熟悉了，阿根廷草原上大群大群放牧的牛他也见得多了。还有在大山包围中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那里有很陡的斜坡马路，安第斯山的冰水就在这些路上流淌，古老的骡车也在和现代化的汽车争地盘。在哥斯达黎加，安德鲁总算知道了这国家的中心地带——梅塞塔·森特拉尔，过了这地带就是阔叶树的密林，长着桃花心木和雪松。从蒙得维的亚老城狭窄而拥挤的街道，可以通向乌拉圭的河谷地带，空气中弥漫着马鞭草和灌木的芳香。在大悬崖的边上，有巴西生气勃勃的城市圣保罗；在大悬崖背后，有长满青草的广袤平原，肥沃的土壤呈红紫色，是为红土带。

如果孩子们在一起旅行，安德鲁就带着他们去寻山问水。另一些时候，他一人先去探路，让西莉亚抽得开身时再去和他会合。

安德鲁的乐趣之一就是逛当地商店，经过讨价还价买点东西。叫安德鲁着迷的是药店droguerias（西班牙语，是兼卖饮料、糖果的药店。译者注），那儿的东西把小小的货架挤得满满的。他和药店老板闲扯，偶尔还设法与当地的医生们交谈。他本就懂一点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通过实践，运用这两种语言的能力又有所长进。西莉亚也在学这两种语言；有时他们俩互相帮助。

尽管如此，并不是每次旅行都很成功。西莉亚的工作很辛苦。有时，在不熟悉背景情况的条件下，想解决当地的问题是一种负担。结果就使人疲劳不堪，还容易和别人有摩擦。有一次，这导致了安德鲁和西莉亚婚后最激烈、最痛苦的一次争吵，这是一次不同意志、不同观点之间的冲突，对此，他们两人都不大可能忘却。

那是在厄瓜多尔发生的。和大多数夫妻间吵架一样，开始时并不激烈。

当时他们带着莉萨和布鲁斯待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这座高高的山城坐落在安第斯山围成杯状地带的中心处，是个对比强烈的地方——主要是在宗教和现实之间。一方面是众多华丽的教堂和修道院：金晃晃的圣坛、雕花的唱诗班座位、由银子和象牙制成的十字架和镶珠嵌玉后显得俗气的圣体匣。而另一面是肮脏和穿不起鞋袜的贫穷，其农民毫无疑问是拉丁美洲工资最低的人——如果他们走运能找到活儿干的话——大约一天才挣十美分。

与贫穷构成鲜明对比的还有基多饭店。在这非常豪华的旅馆里，乔丹一家租了一套房间。傍晚时分西莉亚回到饭店里。这天她和费尔丁罗思在当地的经理安东尼奥·何塞·莫雷诺先生打了一天交道，心烦意乱。

肥胖而自负的莫雷诺清楚地表示，总公司派员前来不仅不受欢迎地侵扰了他的领地，而且侮辱了他办事的能力。再者，每当西莉亚建议改变一些传统做法时，他总给她来个拉丁美洲人的标准回答（她现在已知道这点了），“enesepais，asisehace，seora”（西班牙语，意为：“在我们国家，事情就是这样干，太太。”译者注）西莉亚又提出“在我们国家，事情就是这样干”的态度使低效率正当化，这有时甚至违反了职业道德。但她遇到的还是无动于衷的同样回答，再就是耸耸肩膀。

西莉亚牵挂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把费尔丁罗思的药品情况向厄瓜多尔的内科医生交待清楚，尤其没有讲明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她指出这一点时，莫雷诺争辩说，“别的公司这么干，我们也这么干。不一定发生的事讲得太多对我们不利。”

尽管西莉亚有权发号施令，但她知道，莫雷诺身在本地，又是一个成功的推销商，她走后他可以——又有语言不同为借口——任意解释她的规定。

此刻她在旅馆套间的起居室里，不快情绪还没消失，她问安德鲁，“孩子们呢？”

“上了床，睡着了，”他回答说。“是他们自己要早睡。我们今天够折腾的。”

没见到她指望见到的莉萨和布鲁斯，再加上安德鲁的语气似乎有点冷淡，这两点激怒了西莉亚，她冲着他说，“又不是你一个人今天过得糟糕。”

“我没有说糟糕，说的只是折腾，”他在叨叨。“尽管对我来讲，确实有不愉快的成分。”

他们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但基多的高度——海拔九千英尺以上——确实对他们都有影响。在西莉亚，这使她身体疲劳，使她本已低落的情绪更低落。

而安德鲁就更加敏感，时刻像找岔儿似的，与他在国内正常的随和脾气完全不同。

西莉亚说，“‘不愉快的成分！’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

“我讲的是那个！”安德鲁猛地将手指一戳，指着旁边桌子上堆着的药瓶和药盒。

她脸上带着厌恶的表情说，“那些药品使我今天已经受够了，因此我劝你把它们拿开。”

“你是说你不感兴趣吗？”他的语气是挖苦的。

“见鬼！是的！”

“老实说，我也没指望你感兴趣。因为我这里的东西和医药公司有关系，而且它令人不愉快。”安德鲁拿起个小塑料药盒。“今天我带孩子们出去玩，也买了些东西，问了些问题。”

把盒盖一下子打开后，他倒出几片药在手掌上，把药托向前去。“你知道这是些什么药吗？”

“我当然不知道！”西莉亚往椅子上一坐，两脚把鞋子甩掉。“而且，我也不操这份心。”

“你应该操这份心！这是酞胺哌啶酮，今天我在此地一家drogueria买来的——没有医生处方就买来了。”

这话使西莉亚吃了一惊，本来唇枪舌剑的交锋可以到此为止了，但安德鲁接下去说，“五年前这些药就应该停止出售，可现在我居然能买到，而且在这里市场上还能买到其他未提禁忌的药品，因为这里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坚持适当的禁忌说明。以上事实典型地说明了美国医药公司——包括你那宝贝的费尔丁罗思——毫不在乎的态度！”

西莉亚大半天时间都花在力图改变安德鲁刚才所批评的情况，她感到不公平，激起了满腔怒火，也丧失了理智。她本来准备当晚把今天在安东尼奥·何塞·莫雷诺处碰壁的事讲给安德鲁听的，这时反而将莫雷诺那种回答的翻版向他抛去。

“你到底懂得多少此地的问题、此地的规定？你有什么权利跑到这里来对厄瓜多尔指手画脚？”

安德鲁的脸气得煞白。“我有权利，因为我是医生！而且我知道孕妇吃了酞胺哌啶酮要生下没有胳臂的孩子，只有鳍状肢。你知道药店老板今天对我怎么说的吗？他说，是的，他听说过酞胺哌啶酮的事，但他不知道这些片剂就是那种药，因为这药叫做翁达西尔。要是你不知道，或不想知道，西莉亚，那我告诉你吧，各医药公司将酞胺哌啶酮以五十三种不同的名称卖了出去。”

不等回答，他怒冲冲地接着说，“为什么药总是有那么多名称呢？当然不是为了给病人和为他们治病的医生帮忙。唯一可以想到的理由就是制造混乱，给碰上麻烦的医药公司帮忙。说到出麻烦，看看这个！”

安德鲁又挑出一个药瓶给西莉亚看。她看见那标签是：氯霉素。

“如果这药是在美国买到的，”他宣称，“那上面总印有禁忌，指明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特别是对致命的血液病。但这上面没有！一个字也没有！”

从他摆在桌上的一堆收集品中，他又拿起一种。“今天我还买到这个。看吧，这是费尔丁罗思的罗特洛霉素，你我都很熟悉。我们也知道肾功能受损的人不能用这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也不能用。但上面印有这样的禁忌吗？一个字也没有！如果这里有人因不知禁忌而吃了苦头或一命呜呼，谁会操这份心？这毕竟只是厄瓜多尔，离新泽西州远得很嘛！费尔丁罗思何必操这份心？西莉亚·乔丹何必操这份心？”

她尖声对他喊道，“你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

安德鲁这下子控制不住自己了。

“我就敢，”他狠狠地说，“因为我看到你变了。十一年来一点一点地变。从有正义感、有理想，关心人，变到不那么关心人，然后在帮着推销门市产品分部那些没用的假货时，你放松了自己，如今到了这步田地——竟然用虚假的闭眼不看现实的借口来替一些你明知邪恶的事情开脱，还不认帐，即使对你自己也不觉良心有愧。”他的声音提高了。“那个有理想的姑娘怎么样了？当初她给我带来了罗特洛霉素，还要提高卖药这一行的职业道德，后来在纽约的一次销售会议上，又是这姑娘勇敢坚定地站出来，批评不诚实的新药推销方式。你要知道她怎么样了吗？我认为她背叛了自己。”

安德鲁停了一下，接着尖刻地问道，“野心和高升值得这样吗？”

“你这杂种！”西莉亚未加任何考虑，本能地弯身拾起她先前脱下的一只鞋，使劲朝安德鲁扔去。她打了个正着。鞋下尖尖的高跟打中了他的左脸，划出一道立时流出血来的口子。但西莉亚没有看到。她什么都视而不见，只顾用恶毒的语言还击。

“你有什么权利竟他妈的这样圣洁地谈论道德和理想？你的货色怎么样呢？你对诺亚·汤森不采取任何措施，他一直在用麻醉剂，对他本人和别人都有危险，可你还让他继续当了将近五年的医生，你所珍视的理想那时都到哪里去了？不要责怪医院！他们不采取行动不能成为你的理由！这你清楚！

“还有那病人，”西莉亚怒冲冲地接着说，“那年轻的怀拉齐克呢？真是诺亚害死他的吗？会不会是你呢？是你，因为当你可以对诺亚做点什么事情时，你没做任何事情，等你终于做点事情的时候，又已经太晚了。你有没有躺在床上好好想想这事？有没有感到自己有罪？你应该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想过：五年来诺亚是否还害死过别的病人，那些人你没发现，而他们都死于你的疏忽？你听见我的话吗？你这自命正确的伪君子，回答呀！”

西莉亚突然停住了。她停住不仅因为她已把话说完，而且她从没见过安德鲁脸上此刻的那种痛苦表情。她抬手捂住嘴巴。

她吓得轻声地自语说，“天哪！我干了些什么呀！”接着，还不止她所看见的安德鲁脸上的痛苦表情，她背后发生的事更把她吓着了。随着他的眼光，西莉亚猛一转身，看见两个穿睡衣的小孩子身影进了房间。这对夫妻在一发不可收拾的狂怒状态下，都忘记了莉萨和布鲁斯就在隔壁卧室里。

“妈咪！爹爹！”这是莉萨的声音，泪汪汪地说不出话来。

布鲁斯控制不住地在啜泣。

西莉亚伸出双臂朝他们跑去，自己也哭了。但莉萨比她快，她避过母亲，到安德鲁那里去了。

“爹爹，你受伤了！”她看见跟上带血的鞋子，叫道，“妈咪，你怎么能这样！”

安德鲁摸一摸脸，还在流血。似乎到处都是血——手上，衬衫上，地板上。

布鲁斯也来和莉萨一起紧挨着父亲，而西莉亚在一旁孤单单地看着，负疚地往后退了一步。

还是安德鲁下决心打破僵局。

“不行！”他对孩子们说。“不要这样！你们一定不能偏袒一方！你们的母亲和我都很可笑。我们两人都有错，都觉得害臊，以后我们大家慢慢来谈这事。但我们还是一家人。我们谁也离不开谁。”

于是，他们四个人忽然动感情地互相抱在一起，似乎他们永远不愿分开似的。

不久以后，还是十岁的莉萨挣脱出来，到浴室去拿了一条湿毛巾。她能干地擦父亲的脸，把他脸上的血擦洗掉了。

好一阵子以后，两个孩子又回到床上并睡着了，安德鲁和西莉亚搂在一起，很久以来没有过的激情使他们忘却了一切。仿佛他们早先的怒气冲冲化作并非愤恨的激情，化作突然结合在一起的激情。

后来，尽管两人都筋疲力尽，还是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又接着谈。“这场谈话，”安德鲁后来说，“早就需要了，可我们俩过去却拖延着。”

两人各自承认的是，对方的谴责绝大部分都有令人不快的真实性。

“是的，”西莉亚承认说，“我对自己过去的有些为人标准确实放松了。

不是所有标准，也不是大多数标准，而是有些标准。有时我确实把良心揣在口袋里了。我并不为此自豪，我愿意说我想回到从前的我，但我得诚实——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得说，是否能回到从前那样子我没有把握。”

“我想，”安德鲁说，“这一切同人的年岁上去了有关系。你认为你更聪明，更成熟了，你确实这样。但你在这过程中也懂得了：有些障碍和现实问题靠理想主义不总是解决得了的，因此你在理想上就放松了。”

“我打算做得好些，”西莉亚说。“真的。我保证我们在这里发生的事不至于白发生了。”

“我想这适用于我们两人，”安德鲁说。

起先他对西莉亚说，“你当时触到我的痛处了，因为你问起我是否晚上有时想过，是否想过怀拉齐克的死，或许还有其他人的死。如果早些对诺亚采取措施，我可以救怀拉齐克吗？是的，我可以。不这样说，自欺欺人地生活没好处。现在唯一我能说的就是，只要是多年从医的人，谁都有可以回顾的往事，并知道当时本可以做得更好些，或者本可以挽救已死去的某人的生命。当然，这种事不应该经常发生，而一旦发生了，你能做的至多也就是指望，吸取的教训以后可以用在别人身上，使他得益。”

这事发生后还留了一个尾巴：第二天安德鲁的脸上缝了三针。给他缝合的当地médico（西班牙语，意为医生。译者注）送他出门时笑道，“可能要留一个疤，大夫。它对你妻子将起提醒的作用。”安德鲁本来说脸上的伤是爬高时摔的，医生这一说就证明了基多是个闲话传得快的小地方。

“我真该死，”西莉亚说。这是几小时后，他们与孩子们共进午餐的时候说的。

“没必要道歉，”安德鲁再次叫她宽心。“有一会儿我也几乎想这么干。只不过恰巧你拣鞋子趁手罢了。另外，打中了我和打中了你可大不一样。”

西莉亚摇摇头。“别拿这事开玩笑了。”

这时，吃饭过程中始终没说话的布鲁斯开口了，他问，“你们现在要离婚吗？”他严肃的小脸绷得紧紧的，愁容满面，清楚说明这问题压在他心里已不少时候了。

安德鲁正要随口就回答，西莉亚用手势止住了他。“布鲁斯，”她温柔地说，“我答应并向你发誓，只要你父亲和我活着，离婚的事永远不会发生。”

“那对我也适用，”安德鲁加了一句，他们儿子脸上的愁云顿时变成容光焕发的微笑了。他旁边的莉萨也一样。

“我真高兴，”布鲁斯只说了这一句。看来用这句话给已成过去的恶梦做结语很合适。

西莉亚在国际销售部的五年里，这一家也有过其他几次更愉快的旅行。

至于西莉亚的事业方面，这期间她非常成功，提高了她在费尔丁罗思总公司的声誉。甚至在公司内部有反对者的情况下，她还能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这就是使费尔丁罗思在拉美销售药品时，让药品标签的规格接近于美国国内法律规定的要求。但是，正如她向安德鲁坦率承认的，进展“并不大”。

“那一天总会来到，”西莉亚预言，“总会有人把这问题公开化。那时，不是新法律就是公众舆论将迫使我们做一直应该做的事情。不过，现在还时辰未到。”

西莉亚在秘鲁碰到的事使她认为，实现她某一想法的时辰已到。在秘鲁，费尔丁罗思的推销人员大多是妇女。西莉亚了解到，这样做不是为妇女解放，而是为了生意好做。在秘鲁，人们认为让妇女久等不礼貌；因此，女新药推销员很快就可以被医生接见，比她们的男同行可能要少等好几个小时。

这一发现促使西莉亚向萨姆·霍索恩打了个长长的报告，根据同一原因，要求公司多招聘女新药销推员来进行国内推销。“我记得在我当新药推销员时，”西莉亚写道，“有时我要等，也有时医生们很快就接见我。我想那因为我是妇女的缘故。因此，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点呢？”

后来两人商谈时，萨姆问道，“你建议多招聘一些妇女，这原因是否弄错了？这并不是妇女解放。这只是利用妇女是女性罢了。”

“为什么不这样呢？”西莉亚回嘴说。“千百年来，男人利用他们是男子这点，往往对我们妇女不利。因此，现在轮到我们了。不管怎样，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们都有权充分利用我们各自的特点。”

西莉亚的报告终于被认真地接受了，费尔丁罗思又开始了一段历程。在随后几年里，其他的一些医药公司纷纷热烈地效法。

整个这五年，在制药行业之外，世界上的事件层出不穷。越南的悲剧正在形成而且愈来愈糟，年轻的美国人——一代人中的精华——被身穿黑色宽大衣裤的小个子们杀死，谁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兴起一种叫“伍德斯托克派（伍德斯托克是纽约州东南一小城名，在卡茨基尔山脚下。1969年，几千青年聚集在这里，过夏季摇摆舞音乐的狂欢节。译者注）”的摇摆舞音乐狂热崇拜，还昙花一现地大放异彩。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野蛮地扼杀自由。小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残忍地暗杀。

尼克松当选为总统，果尔达·梅厄成为以色列的总理。杰基·肯尼迪（即杰奎琳·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遗孀。译者注）嫁给了希腊船王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艾森豪威尔已去世。基辛格到中国一趟，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爱德华·肯尼迪则到查帕奎迪克岛去了。

然后，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五十一岁的萨姆·霍索恩成了费尔丁罗思的总经理兼总裁。他取得权力很突然，这发生在公司历史上一个困难危急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