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民第一次见到翠珍其实是50多年前的事了,在那条叫“梅白克路”的街上。那时候，上海大多数的马路还沿用解放以前，甚至还有租界时代遗留下来的旧路名；梅白克路如今叫凤阳路，是毗邻南京西路的一条后街。不过那时的南京西路也不叫南京西路，而是叫静安寺路。静安寺路是当年上海的一条高尚的商住马路，有优雅的公寓，连片的欧式洋房，其间，有品有味地点缀着布置洋化格调高雅的各式名店。然而，与它仅是一街之隔的梅白克路就完全不同了。虽然也有几幢高头大马的公馆式的府第鹤立于鸡群之中，但沿街两侧的大多数建筑都是些东歪西倒的砖木结构的陋屋，高矮错落，鳞次栉比。路的沿街面开辟着一开间或半开间门面的各色小店铺，有杂货铺，烟纸店，五金批发行，还有就是汽车、摩托车和脚踏车的修理行。事实上，这条街在上海还算略有薄名，就与车辆修理行业能在那儿成行成市分不开的。那时代，住在静安寺路一带的高等人家一般都拥有自备车，大人开汽车，小孩玩脚踏车，故此，梅白克路上的生意是不愁做的。

海民那次去梅白克路就是因为他的那辆47年流线型的“雪佛兰”车的油缸出了点毛病，他才把车驾了来，停上了梅白克路141号的门前。这是一爿叫“华福记”的车行，老板是位粗黑的壮汉。说是说老板，但干活儿基本都由他亲自操刀。他的修车技术极棒，他只雇佣几个年青的下手兼学徒，帮他端这递那的做些下手活便已能卓卓有余地应付日常业务了。别瞧老板那付粗人样，老板娘倒是个活脱脱的美人胚子。非但肤质白晢细嫩，而且五官也长得十分标致。她整天就坐在店堂里，虽然不会干什么活儿，但她招呼客人的本事一流。华福记长年都能保持一班有钱有身价的棒场客，生意因而也算火红，海民想：这是老板的修车术和老板娘的容貌及其交际手腕相结合的成果，缺一不可。

海民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不是49年便是50年冬天的事。反正，那时的上海刚解放不久，市面也在开始恢复生气，但仍显得有些萧条。隆冬时节的街上空荡荡的，仅见到不多几个穿着臃肿的路人沿着高墙的墙根顶风而行。而街墙的墙身上还留着不少迎接上海解放的大红标语的残片，在这强劲的寒风里瑟瑟地飘动。海民钻出车来，蓦地进入到这片滴水成冰的严寒气候中（那年代上海的冬天一般都很冷，很少有“暖冬”一说）。他见到漂亮的老板娘马上迎了上来。她边走边说道：“常远勿见了喔，李先生，最近又在哪里发财啊？”她的身后跟随着满脸堆笑的华老板，他在自己帆布的围腰兜上不停地搓擦着油污的双手。

其实，说李海民在哪里发什么财，倒也谈不上。他二十刚出头，正是当龄的年纪。两年前他从圣约翰大学的经济系毕业，先是在一家美商的石油公司找了份事来做。后来解放了，政治气候骤变。石油公司的业务虽然还在照常运作，但当局说石油是战略物资，因而派了个军代表进驻，就连公司的大门口也都增添了两名持抢站岗的卫兵。海民是个机警人，再说胆子也很小。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往昔洋人们（尤其是美国人）在上海的风光日子很可能从此便告结束了，他犯不着挤这末班车，去跟他们搅和在一块儿。于是，他便辞职出来，又在一家华资的银行里找了一份信贷部门主管的差使来干。其实，他做不做事本也无所谓，那点薪水于他算不上什么，仅可供他零花用用。他算是个富家子弟（但还不至于“纨绔”），父亲是湖州的丝织商人，发迹后在上海的英租界置了业，又娶了一房二妾，在上世纪初的上海社交场上也算是个有点儿名气的人物。海民是庶出，家庭地位本来不怎么样，但因是独子又是个厶子，深受父宠，故也就矜贵了起来。他有二个姐姐，都嫁了不错的人家。其中，他的二姐夫还与荣家有点亲姻上的关连。后来解放了，二姐夫举家迁移去了香港，在静安寺路留下的那幢花园住宅以及若干店铺产业都委托给了他的妻弟来负责照看和打理出租、收租业务。平时的海民老是一身名店西装，金欧米茄腕表，闪闪发亮的玛瑙衬袖扣，中分头路的发型，油水十足。他整天就开着一辆“雪佛兰”的香槟车，女朋友换了一茬又一打，而上海滩上的舞厅、餐室、咖啡馆，影戏院、夜总会，哪里都不乏他的身影。

此回他听得华老板娘如此说，便笑了笑，回敬道：

“发财？发财当然想啦，但最想的事情还是能找个漂亮的女朋友——嘻嘻！”

“啊哟哟！侬李小开讲笑啦，以侬的条件还怕找不到女朋友？上海滩上的美女任君挑——侬就勿要来戏弄我老娘家了。”

她称自己为“老娘家”，其实，她比李海民也长不了几岁。那时代干粗活的人家一般都早婚，祈求个“早生贵子”“多子多福”什么的。女人刚踏进三十的门槛，就已膝下子女成群了。而华太太之所以以“老娘家”自称，一半有自谦之意，另一半也有风骚之嫌。

“是吗？是这样吗？哪我只好谢谢老板娘的恭维之言了——我可老实不客气，真把它当作是补药吃了啊？”海民笑了，笑得连眼睛都眯成了一道缝，而眯眼而笑，正是李海民的表情特色之一。“就是不知道你华老板娘能不能代我物色一个像你一样漂亮的女朋友呢？”

海民将豆腐又吃了回去。在这一来一回之间，两人便眉目传意地都笑开了，而且连带着跟在老板娘身后那位粗壮黝黑的老板也一同笑了起来。

华老板娘约莫三十上下，但她没像那时代的很多女人一样，生养众多。她没养成儿子（这是件她一生都以其为憾的事），倒生了三千金。不过，在那个海民驾车去到华福记门口的冬日的上午，她与华老板两个还只生育有一个女儿，这便是他俩的大女儿翠珍。至于她的两个妹妹翠华与翠媚，那时还没来到这人世间。她们分别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

说是车行的老板，但在那年代，这类手工业者兼自雇人士的生活水准也不见得就比普通市民高出多少。他们自然三餐不忧，除此之外，假如还能积攒些余钱来完成一些“基础工程项目”投资的话，例如翻新个房子，添补几件像模像样的出客行头，撑若干件贵重的、能具有传宗传代价值的“家当”：手表、洋机、台钟、红木大橱之类，也就算是一件很心满意足的事了。

海民在这冬天的寒风里站着，他摸出了一只扁扁的马口铁的香烟盒，从中抽出了一支烟来。还没来得及等他将烟卷叼上嘴唇，烫了长波浪发型的老板娘已婷婷袅袅地走了过来。她擦亮了一根火柴，然后再用一只白白嫩嫩的手掌作遮风状，替海民把烟点上了。

“怎么样，生意还不差吧？”

“唉——”老板娘叹了口气出来，“倒是清淡了不少。你想，这么多大亨和有铜钱的人家都搬走了，我们的生意能好吗？如今共产党来了，他们开的军车和干部用车是不会到我们这种车行里来修的。”

“这倒也是……”

海民听着听着老板娘的话就走了神，他开始注意起他的那辆“雪佛兰”来。此刻，“雪佛兰”已被高高地托起在了一台叫作“千斤鼎”（也称“千斤顶”）的检测机器上，穿着厚厚工作棉服的华老板半蹲半立在巨大的车盘底下，他正仰着头检查和拨弄些什么。时而又伸出手来，让他的学徒们给他递送些检测工具进去。

华福记车行的那台“千斤鼎”是华老板最引以为傲的一样“吃饭家生（伙）”了。只要一讲到它，华老板就会兴奋得满脸放红光。他说它是件正宗的德国货，是他从一家德国洋行亲手买下的二手货。他说，此“鼎”的好处就在于它的伸缩功能是双向的：既能将车托起，也可以让修车人沉降下去，目的都是为了方便操作。所以，他说道，人家德国货就是不同，产品质量高不说，工艺设计也考虑十分周详。他还说，现在上海滩上，除了“积逊”，“邓录普”，“得利”，“祥生”那些大车行外，就轮到他的华福记才能拥有这么件值钱的大家伙了。

“侬勿要小看了它啊，干我们这行的，打开门面做生意，只要有这台‘千斤鼎’当堂一放，这家车行就算是很有脸面的了。实力摆在那里，谁还敢小看你？”

虽然，海民听华老板描述那台“千斤鼎”不知有多少回了，但真正站在一边看着它正常操作就这一回：是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当他再度望着这同一台机器被启动运作那是在十六、七年后的事了。那时他看见的不是机臂如果将车辆升上去，而是看着机器中间的那块凹型钢板如何慢慢地升到地面上来，钢板上躺着的是僵直了的华老板的尸体。而海民的心情就像缓缓上升着的机盘一样沉重。那时的华福记车行其实早已不复存在。56年公私合营，所有的私营企业都归入了国企。华福记与其他几家同类同规模的私营车行实行合并，成立了一家叫作“上海第x汽车修配厂”的单位。华老板随华福记一起并入新单位，而随华老板一块儿加入公营单位的还有他的那台“吃饭家生”——千斤鼎。鉴于华师傅（进新厂后，再没人叫他华老板了，而是以“师傅”相称——而他也乐意闻之）精湛的修车技术，虽是资方身份，但还受到相当的重用。至于那台机器，正如华老板当年所形容的那般，也变成了新厂汽检汽修设备中的“主力军”。整个50年代一直承担着重任，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文革都已经开始了，厂里的技术设备也更新好几代了，但那台三十年代德国制造的“千斤鼎”仍坚守在它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发挥着它的余热。而海民最后见到它的那次就是在文革抄家与批斗的高潮中。

海民吸进了一口烟去，又将烟圈朝着寒冷的空气中徐徐地吐了出来。他向华老板询问道：

“怎么样？问题严重吗？”

“是引擎的启电器出了点毛病。”

“那就换一个吧——有原配的吗？”

“有倒是有，但现在的原配件很贵。物资进口已开始限量了，存货又有限，故此价格飞涨……”

但海民没太去留意华老板的解释，这些他都知道。贵就贵点吧，华老板不是不明白：他李海民的车换部件，不是原配，他是不用的。

华老板明白了海民的意思，他会照办的。海民又吐出一口烟来，此时，他注意到有个穿着臃肿的小女孩，约莫六、七岁的年纪，一付邋邋遢遢的模样。她突然出现在海民的视野中，这是因为她从店堂阁楼的一把木扶梯上一溜烟地爬了下来。她迅速地穿过店堂，准备跑上街去。但她被她的母亲给叫住了：

“翠珍，你又要去哪里？”

小女孩飞跑的脚步一下子顿住了。

“阿六头她们在后窗口叫我过去玩‘造房子’。”

“不准去！又是阿六头——侬晓勿晓得伊阿爸老头被政府抓了去？说他是反革命。以后不准你同她玩！”

“哇——！”小女孩闻言，一屁股就坐在了肮脏的人行道上耍起了无赖来。

老板娘见状只得走过去，企图将她从地上拖起来，但没能成功。老板娘的表情告诉海民：她也很怕烦。

“好好好，你去吧，去吧。”——她不得不答应她。

小女孩这才从地上一咕噜爬了起来，她趁热打铁：

“姆妈，给我二百块钱（注：是指人民币旧币，相当于新币的二分钱），我想买包盐金枣来吃。”

老板娘从她搭扣大襟的外罩里掏出了一张纸币来塞给小女孩。她挥一挥手：“去，去，去！”她说。

车修好了。但就当海民准备登上那辆停泊在人行道边的“雪佛兰”，驾车离开时，他又见到那小女孩了。她从一条斜弄的弄堂口中蹦跑出来，跑到了海民的面前，突然就蹲了下来。海民不知道她要干吗？她没干吗，她只是叉开了两条腿作半蹲状，并抬起了她的那一张稚气十足的面孔来。面对着与她相隔只有咫尺之遥的海民的脸，她的神情里含着一种莫名的专注。而就此一瞬间，海民与翠珍完成了此生的第一回面面相对。海民留意到小女孩的眉目倒很清秀，翘起的眉稍端处还有一颗滚圆的小黑痣。海民寻思道：想不到这么个脏兮兮的小丫头的脸上还长有一粒“美人痣”呢。

然而就在下一刻，海民见到的那幅情景与“美人痣”和清秀的眉目便大相径庭了：一泡冒着腾腾热气的尿液从小女孩叉开了的双腿间喷射了出来。走笔至此，首先要说明一个情况：如今的中国社会，尤其在上海，已经很少再能见到未成年的孩子（更别说女孩了）穿开裆裤那回事了。但这种情形在当时的社会是十分普遍的。原因是那个时代物质匮乏，生活艰难；大人们日日都得为生计而奔波，孩子又生养了一大群，往弄堂里像鸡鸭之类的那么一放养；一天之中只有到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站在家门口，拔长了喉咙，扯高了嗓音地那么一吆喝，鸡鸭以及孩子们都统统回窝来了。等办完了该办的事情后，再重新放回到弄堂里去——那年代的上海弄堂，是上海人家家户户小孩群落的“公共放养场”。鉴于上述情形，让孩子穿开裆裤——尤其是开裆棉裤——显然是家长们最适当的选择了。如此就地一蹲，无论大小便都能做到随时随地便解决了，既不会溺污了裤子（那个时代离洗衣机这种现代玩意儿的出现还相差几十年的时间），又节约了草纸（即：卫生纸）。就像此时海民见到翠珍的那样，一泡长尿之后就立马站起身来，连头也不回一回地又奔回弄堂里，急着找“阿六头”去玩“造房子”的游戏了。

海民怔怔地望着那一滩黄腊腊的尿液沿着人行道石块的隙缝枝枝丫丫地流淌开去，他不禁皱起了眉头。他忖思道：这么个邋遢又粗野的女孩家，将来谁要是娶了她来做老婆，哪才算是倒了八辈子的楣了！但想不到的是：十五年之后，正是当年的这么个邋遢而又粗野的女孩家变成了李海民的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