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在环保领域的合作，正是伴随着两国关系的回暖而展开的。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培以朝核危机为契机访问中国，由此正式开始了中日两国外交上的破冰之旅。而正是当年5月，在时任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的积极推动下，第一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在东京举办。中国国家发改委与日本经济产业省签署了《关于推进中日两国在节能领域合作的意向书》，同意加强双方在节能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重点是建立节能政策对话机制，开展节能人才培训。同年12月16日，中、印、日、韩、美五国能源部长会议期间，中国国家发改委与日本经济产业省又协商同意开展中日节能环保商务示范项目合作。

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期间，中日双方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联合声明》，阐明了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并就具体的合作领域表示了加强对话与合作的意愿。9月，双方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中，就东海问题给予了口头承诺，对应的，我们从日方得到的承诺是：日本将在节能、环保领域更加积极地帮助中国。

东海问题已经达成了原则性共识，那么，未来中日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全面合作，应该会成为中日之间的一个重要看点。

逐渐相和的步调

而中日之间的合作空间不止于此，影响也不仅仅限于两国之间。现在世界经济中的种种异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虚拟经济”的扩张速度大大地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它的表象就是美元无节制地滥发。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第一和第二大的外汇储备，两国在这个问题上自然有众多的利益交集，同时，两国都可以在这一问题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面对全球范围内的美元流动过剩，中、日两国仅仅通过对国内的宏观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控制这种流动性过剩就必须扩大施力范围，即建立区域性的货币政策协调机制。也许我们还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一种由中、美、日三国所构成的协调、磋商机制——从效率上考虑，三国之外不应该再添加更多的参与者。未来美国经济如果要想实现软着陆，必然需要大规模对外发行债券。而最大的购买者，必然要包括中、日两国，这亦是中、日的利益使然，因为中美、日美之间都存在着经济上的共生关系，其中必然要涉及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美方发行的是政府债券还是主权债券？如果是主权债券，那么以人民币结算的占多少？以日元结算的占多少？利率各是多少？这些问题都和债主国的利益损益息息相关，中国需要和日本在这一问题做到某种程度上的统一，以此在对美谈判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确保我方实现利益相对最大化；而对日本而言，这种机制也许更为重要，除了增大主动权外，考虑到一直以来美国对日本在政治上非同一般的影响，如果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机制来对此加以平衡，那自然更是一件好事。

日本最近一段时期的外交政策，某种程度上说是在“追踪”中国。中国“进军”东南亚，日本立马跟进，我们“进军”非洲，日本同样是跟进，而且同样是在没有政治附加条件的前提下搞经济援助和交流。在小泉卸任之后，这种做法倒不一定就是为了给中国人“搅局”，日本决策层一直缺乏战略上的预见能力，跟着学倒也不失为一种弥补智商的好方式。

从东南亚及非洲国家的角度来说，多一个竞争者就意味着自己多一份要价的资本，自然乐得看到日本的加入。反过来说，如果和日本在这些地区展开一场无序的“恶性竞争”的话，对我们即使不会造成颠覆性的局面，但绝对可以大幅提高中方的成本。而日本的介入又是始终无法回避的，那么，通过合作使得双方保持“步调一致”，就是同时保障两国利益的最佳方式。

这并非没有先例，类似的合作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已经开始展开。早在2006年1月，中印正式签订了有关加强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决定有选择地联手竞购石油类资产以避免发生竞购战，在当年年底，双方联手出资578亿美元，成功收购了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叙利亚38%的油气资产。

中日关系的变数

既然有如此之多的利益交集，那么，是否就可以说中日关系在未来就将一帆风顺了呢？答案恐怕并不能令我们十分满意，中日关系的变数依然存在。这不单是指日本政治缺乏独立性，一个很大的变数还在于日方决策层的政治智慧。从近现代历史中看，日方在这一点上并不能让任何人放心——百余年来一直如此，没有丝毫长进。比较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汶川地震时期，原本由于日本的各界大力援助以及日方救援人员在灾区的表现，日本的国家形象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开始有了极大的改善，中国方面在宣传上也给予了相当的配合。可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日方却突然提出要用空自[日本空中自卫队的简称。

]的飞机运送救灾物资到中国。日本人这一愚蠢的举动差一点将双方之前的努力成果挥霍一空。短视、以自我为中心、缺乏与人平等相处的意识、在利益面前只知得寸进尺而不知适可而止，这些心理特征构成了这个海岛民族在对外交往上的巨大缺陷，这些恰恰是未来中日合作中最忌讳的心态。

当然，如果日方真的出现某种不智的举动，中国所面对的也不过是“麻烦”，而谈不上“受伤害”。从大势而言，20世纪末的那种外交困局绝不可能因为日方的某些单方面举动而再次出现。从大局上说，中国在国际经济架构中的位置已经日益明确且难以动摇，这是根本；中美之间的经济共生态势业已明确，而小泉时期中日交恶，某种程度上其实可以看做是中美对抗的一部分，这个大环境也不存在了；中日之间的利益交集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因为一些政客的愚蠢而长期被忽略。

福田首相辞职，因为其任内日本经济发展不见起色。政局不稳根源在于经济不稳，那么无论继任者是谁，要想稳定政局，必然要在经济上有所作为，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绕开中国。当然，这么说的前提是对方必须是理智的政治家，如果是一个走选举路线的政客的话，那么至少在短期内，他是不会按照“理智”行事的。

日本文化的特点是等级森严，所谓的平等通常是在双方没有利益关系的前提下，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总要分出一个你高还是我高来，在任何问题上日本人都难以摆脱这个思维。他们只可以接受上位者的善意而且对此感恩戴德，比如对待麦克阿瑟，在他被迫卸任时会有一大堆日本人在其官邸前长跪不起。其实，应对日方的短视行为并不难，原则是软硬两手皆要有所准备，当软时则软，但如果对方不理智，那就应该坚决回击，让他明白他的不理智只能由他自己埋单，从而迫使其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即将松动的僵局

2011年3月11日，位于日本东北部的公海海域发生了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大规模海啸以及火山喷发，这一系列联合灾难在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的同时，还致使福岛核电站爆炸……现在看来，说这等于是在日本本土发生了一场高烈度的局部战争应该是不夸张的。

而在此期间，无论是日本官方还是日本国民，其表现与日本世界第三、亚洲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都是极不相称的——先来看官方：救援工作开展得极其迟缓，甚至可以说是悠闲，所谓“黄金72小时”的概念在日本似乎并不存在；灾后数日，水电通信都未恢复，某些地区的通信竟然还要依靠中国一支仅15人的救援队才得以部分恢复；而日本自卫队则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们确确实实不是军队，因为从他们身上没有体现出半点儿军人应有的精气神。自卫队竟然拒绝执行首相命令，不愿派人浇注核反应堆，最终不得不由警视厅来接手，替代自卫队去执行“自杀性救援”（不过不久之后警视厅也宣布退出了救援）；灾后物资匮乏，且发放点很少，连发水都要排长队，因为食物短缺，灾民们只能以香蕉、面包充饥，在仙台机场，众目睽睽下竟然能饿死五个人！

再看民众，救援物资迟迟运不进灾区，因为司机们不愿意去“有辐射污染的灾区”，所以纷纷在中途罢工了；日本人主动去做志愿者的极少，连募捐者也只是少数，对比中国历次自然灾害中民众的表现，这种冷漠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仅如此，在很多并非重灾区的地区，人们却在疯狂地囤积各种物资……众所周知，日本在历史上曾对中华民族犯下过令人发指的罪行，这段记忆是难以磨灭的。而客观一点说，当时日本人精神层面的那种坚强、团结乃至疯狂，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如今看来，那种“神风特工队”式的疯狂和日本人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民族精神层面说，这是极其失败的。

作为中国人，笔者对日本此次的种种表现最多也只能说是感慨，然而国内某些媒体对此铺天盖地且与真实情况极不相称的报道，在笔者看来则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更进一步，日本的灾难竟然成了某些人贬损、污蔑自己祖国和同胞的工具，这就只能说是令人愤怒了，这不仅是对自己国家、民族的侮辱，即便是对那些异国的死难者而言，这种拿他们做文章的恶行也绝对是对死者的一种亵渎。

以上说了不少，但这只是题外话，一些不得不加上的题外话。

下面开始进入正题。

最近几年全世界最大的主题自然就是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所谓“经济危机”，用教科书式的说法解释就是：在经历过扩大再生产之后，资本完成了积累过程，但是市场无法消费全部的产品。于是，大批产品滞销，大量产能被淘汰。致使企业倒闭、工人失业。

同样用教科书式的说法来解释其成因：生产力过剩（当然，就笔者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分配不公，但以“过剩”来解释在此处能更直观一些）。既然是生产力“过剩”，那么根本的解决途径自然就是把生产力减少到“不过剩”。2008年以来中国国内无论是企业倒闭，还是所谓“主动压缩产能”，说白了其实都是一种生产力的消灭，都是过去危机中资本家们用过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最后，生产力消灭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战争——通过战争毁灭生产力，它的效率是最高的。总之不管什么途径，经过一番折腾后把生产力毁到“不过剩”了，那这轮危机就算混过去了，等着隔一段时间以后再次“过剩”、再次“危机”，然后再如法炮制一遍，百余年以来现代资本主义框架下的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

说到这里，这次日本大地震对后面世界局势的影响也就显而易见了——战争能够毁灭生产力，一场相当于高烈度战争破坏程度的地震同样可以毁灭生产力。截止到笔者决定动笔写这篇文字时，据美国有线新闻报道，此次灾难使日本失去了四分之一的炼油能力；丰田、日产多家汽车厂商关闭了工厂；日本主要港口全部关闭；东京以北的新干线已经停止运营；日本地铁系统停运；日本全国发电量骤降（为日本北部提供电力供应的核电站相继出现核泄漏的情况，部分地区轮流限电措施至少将持续到今年4月份）；新日铁、鹿岛钢铁停产；多数化工厂停产；索尼等大型电子厂商无限期停产……

日本是一个外向型经济国家，如此重大的变故虽然惨烈，但对中国、韩国等产业与日本重合的国家而言，这却可能是一个好消息，既然已经有一部分生产力被“消灭”了，那其他的也就不用再被“消灭”了。日本的钢铁、汽车等产业要恢复产能至少需要等到半年以后，如果再考虑生产所必需的电力、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恢复的话，时间将可能更加漫长。在此期间，其他国家的企业完全可以占有这块市场。不止这些，日本的灾后重建必然需要大量的物资。这本身又是一块原先没有的市场，具体的需求量目前还不好说，但肯定不会很小，而且灾后重建必然是在生产恢复之前就要开展，因此日本这块需求的满足很大程度上必然是要依靠进口国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