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中日关系在这个年关岁尾，开始迅速回暖，或者也可以说，在小泉时代烈度达到“顶峰”的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最后抗争”宣告失败了。把两国关系放到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制造”一路高奏凯歌，中低端制造业在向中国集中，中美之间不断加深的经济共生关系最终促成了两国的战略接近。总的来说，这次中国确实占得了“天时”，日本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在东海等问题上有任何动作，所制造出的终归也只是局部性的问题。

对日本而言，围绕种种“问题”所制造出的争端在中方不温不火的态度前除了牵制对方的部分精力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在金融、贸易、能源输送等问题上又迫切需要同中国合作，到了这个时候，跳出零和博弈的思维，以合作取代对抗是大势所趋。

而就中日海洋争端而言，如前所言，之前的对峙局面主要源于政治对抗，而随着中日关系升温，现在这个曾经起主导作用的“干扰因素”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当然，这是就大局而言，从局部看，从前的经验使得我们仍不能排除有某些势力——包括两国内部的某些人，为了自身的某种利益，而在海洋问题中再次挑起争端的可能）。对日方而言，过去沉积下来的中日海洋争端，如果能妥善解决则是从上届政府继承下来的政治遗产，如果解决不了，那就是日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障碍，因此日本同样迫切需要解决中日海洋划分的问题，而为了减少在未来合作***现不确定的干扰因素，这个问题最好能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当然，钓鱼列岛问题由于由来已久且牵涉中国台湾，将是个例外，今后几年中应该还会继续以“搁置争议”来处理）。

对比20世纪70年代，这一次中方要主动得多，中日海洋争端走到这一步，基本上已经可以纳入到《公约》等既定规则的框架中来解决了，无论对哪一方而言，从长远看这都是最好的结果。当初，由于在海洋权益划分上始终没有明确的说法，致使中日、韩三国对黄海、东海的渔业资源都抱着“我保护环境，便宜的是别人”的态度，结果三方一起进行掠夺式的捕捞，硬是将偌大的海区捞成了“死海”。后来我国大力发展远洋捕捞，正是因为凭近海已无法保证渔民的生计，而为了能够签署捕捞协议，在颇有争议的日本、挪威两国的捕鲸问题上，中国始终没有过多的反对，这是题外话。

而围绕东海的主权争端到此还不能说告一段落。在中日海洋争端趋于平静的同时，另一个博弈对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可能要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韩国。就东海的争议面积来说，中韩之间的争议面积为18万平方公里，实际比中日间的争议面积（16万平方公里）还要大一些，另外在黄海中韩之间还存在约6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域。中韩海洋争端和中日争端有着不少相似之处：中韩建交是在1992年，回顾当时的国际环境，和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类似，那一次同样是“外交突围”。而从韩国方面来讲，其处于上升段的经济亟需一个市场，同时，在地区政治上，朝鲜半岛稳定的问题无论如何也绕不开中国。故在当时，双方都未过多提及两国在东海和黄海所存在的分歧。

《海洋法公约》生效之后，1995年开始，韩国便以“科考”的名义，开始在苏岩礁海域小动作不断。2001年之后则变本加厉地开始在苏岩礁之上建立所谓的“韩国离於岛综合海洋科学基地”（后于2003年完工）——在东海问题上，韩国所主张的划分原则是：济州岛以南要求自然延伸，向西又要求中间线原则，侵占苏岩礁正是为了以此为划分东海大陆架的基点。按照《公约》：暗礁不具备作为领土的法律地位，不能成为海域划界依据，更何况地理位置上，苏岩礁位于中国领海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内，距中国领海基线童岛132海里，海底不与朝鲜半岛相连……一句话：和韩国没有任何关系。这些韩国政府不可能不知道，之所以还如此大费周折（在苏岩礁打桩造“基地”花费超过212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2亿元），实际还是在“既定事实”这几个字上做文章，这就像是在拆迁前“突击”搭建的违章建筑一样——法规上站不住脚，但在进行补偿的实际操作中不可能一点不作考虑，日本在“冲之鸟礁”上的做法与之如出一辙。不仅仅是在东海，在黄海海域，2005年韩国开始在远离朝鲜半岛西部海岸大陆架勘探石油，即使依照韩国所主张的中分原则，勘探地点也已越过两国等距线达50千米。

而当时的政治背景则是：在1999年前后，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一轮外交低潮之中，中日矛盾正日趋升级，为在地区政治中制衡美日，中国开始开展多元外交。而刚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韩国，同样需要借助中国的市场和低成本人力，在这个背景下，两国的关系又进一步地加深。正是由于中国当时在尽量出现“两线作战”的局面，需要借助韩国制衡日本，这才使得韩国人在海洋权益问题上一度有恃无恐。

事物往往都存在正反两面，而从积极的一面看：中韩建交以及后来两国关系进一步加深，从地缘政治角度说，这就使得中国在“美—日—韩”这个东亚“铁三角”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外交上我们因此就有了施展的空间。在处理东海争端时，我们所面对的，要么是日本，要么是韩国，但不会是“美—日—韩”同盟，日韩两国几次要搞所谓的“三方谈判”，最终都被中国通过外交手段化解了——宁肯在双边谈判中多让步，也不参加多边谈判，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与各国列强打交道得出的血的教训。同样，在南海问题上中国的谈判对象只会是越南、菲律宾、文莱……但从来不会是“东盟”——在海洋主权问题上，中国外交部所做的远不是很多人所想象的“谴责”、“抗议”那么简单。

继续来说中韩海洋争端。在近一段时期，有关的消息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见诸报端，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不再打算对这一问题继续搁置。一方面，中国的外交低潮早已过去，中国与美、日等国的关系走向已经越发明确，而其前景无疑是有利于中国的。就东亚地缘政治环境而言，面对韩国，中国要比20世纪初主动得多；另一方面，中国早已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伴随着国内的产业升级，韩国对中国经济而言并非是不可替代的。相反，中韩在中端制造业上竞争正日趋激烈，两国间的利益交集正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势必就要强化对海洋主权的主张。由此而言，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韩国也许将要接替日本成为第二任“主角”。当然，无论从实力对比还是国际环境来说，现在中国的境遇都远远好于中日交恶时期，这就使得中韩之间的争端不会如之前中日之间那样复杂。

至此，就要引出我们在开头所提到的第一条新闻——“韩国表示：希望尽快开通中韩军事热线”。这里我们单就中韩海上冲突来说，开通军事热线对两个国家而言最现实的意义在于：可以避免对对方的行动发生误判。中韩之间的问题源自韩方的主动挑衅，换句话说，就是不存在韩国对中方行动出现误判的问题。不开通热线的话，在黄海及东海，韩国的挑衅始终存在着后果的不确定性，而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限制韩方行动，让它始终不敢走得太深。相反，存在这样一条热线的话，等于给韩国划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范围出来——在这个范围内中方的反应就是确定的，如此，便会给韩国在这一问题上提供发挥的空间。

从长远来看，建立军事热线对中韩两国都有好处，因此开通是早晚的事情，而站在海洋权益的角度说，既然是“早晚的事情”，那不妨让它来得晚一些，至少，在此之前双方应该能够保证把争议纳入到《公约》的体系之下，放到谈判桌上，而不是通过其他渠道来解决。

走向大洋，以谋万世

前文我们提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近海权益主张而言，损益兼而有之。这个“益”，主要体现在处理东海及黄海的问题上。但是到了南海，恐怕“损”的成分则要相对大一些。

这里所说的南海，即是指“九段线”[九段线是我国在南海海域国界线的一种叫法。1947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内政部方域司在其编绘出版的《南海诸岛位置图》中，以未定国界线标绘了一条由11段断续线组成的线。新中国成立后，经政府有关部门审定出版的地图在同一位置上也标绘了这样一条线，只是将11段断续线改为9段断续线。这一条线通常被称为传统疆界线，因其形状为“u”形，所以也被称为“u”形线。

]以内的部分，它北濒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东临菲律宾群岛，南以连接西南婆罗洲到苏门答腊的一条线为界，西南从马来西亚到马泰边界再到越南南端和越南南部沿岸，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1946年，林遵率舰队代表中国政府收复诸岛，收复海域用9段虚线来划定，像现在南海地区的太平岛，便得名于当时林遵的座舰“太平”号驱逐舰（1954年被人民海军四艘鱼雷艇击沉于浙东列岛）。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仍是依此主张我国的管辖海域。而在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那个时候，南海周边国家纷纷获得主权独立，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基本完成了对领土、领海主权的主张。

到这个时候，南海主权争端开始登场了——注意我们上面对南海边界的描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海军几次对外海上作战，全是发生在南海海域。而在1994年《公约》生效之后，由于有了一个明晰的既定规则，从纯技术的角度讲，这的确把双方“擦枪走火”爆发军事冲突的概率大大地降低了。但坦率地讲，我国在南海海域的权利主张，从《公约》中还真的找不到特别过硬的法理依据——否则南海周边国家也不会对批准《公约》那么积极，比如越南，1994年其国会就批准了《公约》，比中国早了将近两年，而菲律宾、文莱及印尼国会批准《公约》则都是早在1984年，也就是《公约》刚刚通过的那一年。如果对本国主张不利，人家肯定不会这样做。

一直以来，基于规则我们所强调的主要还是“历史证据”，即经常提到的“自古以来……”，所以在南海争端趋于白热化的那段日子，我国对南海海底的水下考古极为重视，那些古币、沉船、水井、房屋等，它们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学术价值。

既然难以在《公约》的体系下解决争端，对主权的主张最终还是要靠“实际控制”这四个字来落实，正因为这四个字，对于西沙群岛我们才无须抱着《公约》逐条研究，同样为了这四个字，我们的海军战士才必须常年驻守在南沙的高脚屋。

当然，海洋争端在国家关系中只能算作是一个局部，要看清这个“局部”的发展脉络，我们还是要把目光放到全局范围，即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上来。应该说，在东南亚方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运气”一直好得出奇，这期间至少曾发生过两件中国无法左右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却又的的确确大大加速了中国影响力南下的进程。第一件算是“天灾”——1991年6月的苏比克湾火山大爆发，这迫使美军放弃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美军因此失去了在东南亚的立足点，这就大大地削弱了美国在此处的影响——“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样的话，当时几个亚洲国家的确都没有实力去说，无奈大自然却有这个实力。当然，后来新加坡“非常及时”地向美军开放了港口，但由于面积有限，新加坡所起的作用终归还是比不上苏比克、克拉克这些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