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血腥的暴力，将秦国民众驱入囚笼而后，商鞅终于作法自毙，被他亲手打造的专制怪兽所吞噬：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史记·商君列传第八》）

这段故事，说的就是商鞅以邪恶的诛连政策，将秦国人相互牵制在一起，没人敢收留被通缉的反抗者。而当秦国反过来追杀商鞅时，商鞅逃到客栈央求收容，客栈却回答说，商鞅法令严酷，有收留没有身份证明者会遭受惩罚。直到这时候商鞅才如梦方醒，他精心替秦国打造的专制铁笼，岂知最终他自己就是落到网里的牺牲品。

经由商鞅改造的秦国，从此成为了一个极端可怕的怪物。公元前244年——那一年刘邦十三岁，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极恐怖的事情，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这一年的史书上，实际上有两件大事。叠加在一起的话，你立即会产生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怖：

是年秦国大饥。

是年秦攻韩，陷十二城。

这两件事告诉我们：如饥荒这种向来具有摧毁社会系统的大事件，对被商鞅改造过的秦国，竟然毫无影响，照样是穷兵黩武，攻掠四方。

这就是郡县制的效果，可以称之为体制的力量。

饥荒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百姓就会大逃亡，敌国也会乘机进攻。但商鞅改造了秦国，百姓是不允许自由迁居的，必须在指定地点比邻而居，每十户人家为一保，一户犯罪，十户人家共同坐牢。每个人都具有奴隶与狱卒的双重身份，任何反抗的言行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弹压。纵然是饥荒年间，也不允许去讨饭，一户人家讨饭，十户人家坐牢，所有的人都相互牵制揪扯着，纵然饿死，也无法改变境遇之分毫。

饥荒可以摧毁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但对于郡县制的秦国无损。相反，这实际上是秦国又一次用兵的机会，因为秦国最重军功，如果上了战场，不仅有饭吃饿不死，弄好了立个战功，从此就争得了更多的机会。

这就是体制的力量。体制不过是一种社会规则，这种规则让你沦为周边人群的囚犯，当然他们也是你的囚犯，人们相互监督，彼此憎恨，充满了绝望与暴力的冲动。这种体制永远会给你一个外部的敌人，并鼓励你快点去死。在这个规则中，受益的唯有君王，把老百姓关入笼子里，自己高高在上，恣意享受，予取予求，这是多么快乐的人生啊！

但赵高告诉我们，即使是君王，也不可能从权力中受益。

如我们所知，秦国打造出可怕的极端权力体制之后，首先遭殃的是六国百姓，然后是六国的贵族。当秦始皇一统六合而后，给世人的印象，他似乎成为了这个残酷游戏的唯一赢家。

但是，当秦始皇身死沙丘，帝国的权力落入秦二世之手，秦始皇的十七个儿子统统被处死，十个女儿被拖到咸阳街市五马分尸——秦始皇子孙后人噍类无遗，这就是始皇帝为获得至高权力而付出的代价。

权力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所有人都需要为此付出代价，鲜血和死亡，无休无止地付出。最后占据权力制高点的人，则必须以自己的子孙福祉为祭品，才能够换取此生的恣意妄行。

这就是赵高通过对权力功能的梳理，最终告诉世人的。权力是一种邪恶的社会法则，不会有任何人从中获益。

但赵高的这个观点，不会得到刘邦的认可。

因为刘邦正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大步前行，他有望取代秦始皇成为下一个赢家。这时候你突然对他说，别玩了大哥，这个游戏不好玩……他会很生气的。

事实上刘邦已经生气了。他开始第三次屠城，终于在屠城的数量上，超越了项羽。

第三次屠城

刘邦第一次屠城，是在城阳。这事司马迁将其记载在《史记·高祖本纪》中。

刘邦的第二次屠城，是在颍川。这事司马迁也写在了《史记·高祖本纪》中。

但当刘邦第三次屠城的时候，司马迁的手，已经有点颤抖了，不敢再写下去了。

继续写下去，司马迁就危险了，刘邦的后人、当时的汉武帝，不会跟司马迁有完。因为有关刘邦如何夺取天下，是史有定论的。这个定论叫——仁者无敌！可你见过杀戮百姓、屠城上瘾的仁者吗？

诸如国内史家陈隆予先生所著《刘邦与大业基业》一书中称：“由于刘邦治军纪律严明，命令所属起义军‘所过毋得掠卤（同掳）’，与残杀百姓的秦军和‘所过无不残灭’的项羽军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深受沿途百姓的拥护和欢迎。八月（公元前207年，刘邦五十岁），刘邦以势如破竹之势，一举攻克武关，打开了通向关中的南大门。这时刘邦的军队已发展到数万人。”

类似的评价，在相关的刘邦研究史料之中，比比皆是。这是史学家们坚定不移的信念。仁者无敌，不仁者有敌，你看项羽竟然屠了两次城，于是就成为了不仁者，就有敌，就不可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你看刘邦……也才屠了城阳和颍川两座城，虽然屠城数目与项羽齐平，但刘邦是仁者，就无敌了，所以拥有天下。

史学家们得出这个莫名其妙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只看了《史记·高祖本纪》，这里提及刘邦攻克武关时，是这样说的：

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

看看，这段记载没有说屠城，反而说了“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连秦人都喜了，这岂不证明了刘邦军队是仁义之师吗？

如果史学家们肯多费点脑筋，再打开同一本《史记》，看看“秦始皇本纪”，就会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高前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也”，及项羽虏秦将王离等钜鹿下而前，章邯等军数却，上书请益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看看，司马迁因为担心遭到刘邦后人的毒手，竟然把刘邦第三次屠城的记载，给藏到“秦始皇本纪”里来了。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可怕！

还有《资治通鉴》卷八，也有同样的记载：“八月，沛公将数万人攻武关，屠之。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

到了这时候，我们总算明白了，其实刘邦在进军关中时，所发布的命令，并非是“所过毋得掠卤”，而是完全相反的命令，是所过统统掠卤，毋得不掠卤——就是对于抗拒的城池，所有的百姓官吏，统统杀光。

百姓杀光了，剩下来的，只有刘邦及自己的小兄弟们，小兄弟们齐声高赞刘邦是仁义之师，对兄弟们所过毋得掠卤。被掠卤者已经彻底被消声，杀光屠光，你再也听不到一声哀鸣或反抗的呼号。

如此而已！

一次屠城，我们已经替刘邦找过理由了，责怪城内的百姓反抗太激烈。两次屠城，我们也成功地把责任推到了百姓身上，责怪百姓不快点开门，敲锣打鼓欢迎刘邦入内。到了第三次，我们如果再替刘邦辩解下去，那未免太过于丧心病狂了。

为什么刘邦屡屡屠城，却被称为仁者？为什么许多史学家就注意不到，或是发现不了刘邦三次屠城的记载？

这是因为，刘邦知道权力的秘密成因，而史学家不知道这个。

史学家们之所以没有注意到刘邦三次屠城的记录，甚至将刘邦血屠武关，描述成“深受沿途百姓的拥护和欢迎”的场景，这是因为史学家的脑壳，被秦始皇刘邦之类的权力狂，给忽悠傻了，坚信仁者无敌——史学家们也只能信这个，不信这个，难道他们还能信不仁者无敌吗？

实际上，刘邦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洞悉权力秘密的人。这个秘密，有可能是张良告诉他的，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悟出来的。他知道所谓的仁者无敌，只是骗骗缺心眼的史学家的，权力真正的秘密，就在其成因上。

什么叫权力的成因？就是指权力形成的过程。

刘邦比任何人都清楚，权力的形成，只有三个来源：一是通过智慧与思想获得。二是通过商业财富获得。三是通过暴力杀戮获得。

先说权力的第一个来源，智慧与思想。这实际上是仁者无敌的变形表述，仁就是最大的智慧——但智慧本身是排斥权力的，当然权力也排斥智慧。掌握了智慧的人知道，权力所带来的恣意享受，是需要以后人的福祉为代价的。如果刘邦真的是什么仁者，他就会对权力忌惮三分，绝不可能为了自己的享受，而让后人付出惨烈的代价。

权力的第二个来源，就是商业财富。财富具有颠黑倒白、左右人心的力量，这就是权力的特质。所以无论是秦始皇还是刘邦，都对商人充满了警觉。秦始皇是将商人划为罪犯，直接抓去服苦役。相比于秦始皇，刘邦确实仁慈许多，他只是不允许商人穿丝绸衣裳，不许骑马，以示羞辱，并没有以酷刑相加。

权力的第三个来源，就是十足的暴力。无论是战国史还是秦汉史，都是典型的暴力史。秦始皇能够称孤道寡，就是因为他驾驭着当时最恐怖的暴力机器。经历过秦始皇消灭六国历史的刘邦，对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如果他想要取代秦始皇，坐拥天下的话，那么他就需要比之于秦始皇时代更凶狠、更残暴的战争机器。

正是因为知道暴力机器所具有的强势力量，所以刘邦到了武关，尽管武关并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抗拒意识，但刘邦仍然下令屠城。

屠城，杀光武关城中的每一个老人，每一个儿童和每一个妇女。不要理会他们的痛苦和哀号，统统要杀光。

血屠武关，只是因为武关是通向关中的南大门。当妇孺老者被屠杀的哀号之声，遥遥地飘入咸阳，刘邦能够想象出当地居民的战栗与恐惧。

国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暴力不会让人屈服，这个观念大错而特错。事实上，暴力是让人屈服的最主要力量，在暴力的凌压之下，人的心理会感受到极度的恐惧，恐惧的力量，会把正常的人格挤压破碎，扭曲变形，最终形成一种无可救药的奴性人格。自秦始皇而始，中国泥陷入皇权专制而不可自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暴力挤压之下的民众形成的奴性人格，一个由奴才组成的国家，从此生生不息地繁衍着权力这只怪兽。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只不过，这一切与刘邦无关，他正在大踏步地向着权力的顶峰挺进，谁也别想拦住他。

只是有一桩麻烦事，他在武关屠城，难道不怕激起咸阳民众的反抗心理，横竖也是个死，莫不如死守一战？

如果有谁这样想，那就太低估刘邦了——“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刘邦一边在武关屠城，一边派使者秘密联系赵高，咸阳城内，自然有赵高替他摧毁权力体系，他要在咸阳城中形成巨大的权力真空。咸阳城内的百姓，民权早已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丧失了填补权力真空的可能。

那么，赵高又是怎么配合刘邦的呢？

帝国毁灭者

确切地说，配合刘邦摧毁大秦帝国的，并非是赵高，而是秦始皇。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看《史记》中的一段记载：

秦王闻高彊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史记·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这里说，秦王嬴政听说赵高能力极强，精通狱法——所谓精通狱法，就是精熟法令条文，再无辜的人落到他的手中，他也有办法让你乖乖认罪。于是秦王嬴政提拔赵高为中车府令。从此以后，赵高就成为了秦王嬴政小儿子胡亥的家庭教师，专门教授胡亥刑狱理论知识。但不知怎么搞的，赵高犯了大罪，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罪，但秦王嬴政高度重视，令蒙毅以法令制裁。此案由秦王嬴政亲自来抓，蒙毅岂敢怠慢？判决赵高死刑，除其宦籍。等判决书下来，秦王嬴政却一笔勾销，对赵高犯法之事，不予追究，官复原职。

这原来是秦王嬴政恶意设计的一个圈套！

由于秦国当时的法令随意性，秦王嬴政的话就是法，所以官民触犯刑律，完全是件无厘头的事件，说你犯罪你就犯罪，连个说理的地儿都找不到。而秦始皇之所以故意亲抓此案，目的就是为了让蒙毅判赵高死刑，然后他再来个大赦，他做善良厚道的好人，让蒙毅做恶人。

秦始皇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赵高对他感恩戴德——是我给了你生命，你凭什么不感恩？既然感恩，就不会再有二心，就会死心塌地。但同时，这样做却也带来了反面效果：赵高和蒙毅结仇。

而蒙毅的哥哥蒙恬，又是秦王嬴政大儿子扶苏的亲信，属于太子党。于是赵高和蒙毅之间的私仇，就成为了秦王小儿子胡亥，与大儿子扶苏之间的死仇。正是因为秦王嬴政的这个布局，导致了他死之后，小儿子胡亥和赵高发动沙丘政变，杀死大哥扶苏及蒙毅、蒙恬兄弟。紧接着又杀害了秦始皇的其余儿子，车裂了秦始皇的十个女儿。

如果说，这一切就是秦始皇想要达到的目的，那倒未必。但秦始皇是一切事件的开端，是仇恨规则的制定者，这却是事实。

深谙权力秘密的秦始皇，最是知道他之所以高高在上，就是因为被他压制的人们彼此仇恨残杀。所以他总是不失机宜地挑拨手下相互仇恨，没有仇恨就凭空创造出仇恨。

大儿子扶苏和小儿子胡亥，原本没有仇恨。蒙氏兄弟与赵高也没有仇恨。但没有仇恨不符合权力的法则，所以秦始皇在蒙氏兄弟和赵高之间，设置了一个仇恨子程序。这个程序一旦运行起来，就顺理成章地走到了最终的结果——大秦帝国被秦始皇规制的仇恨法则所吞噬。

灭六国者，就是六国自己。而灭亡大秦帝国的人，则是秦始皇自己。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秦始皇居心险恶，在人群中播下仇恨的种子，犹如燎原之野火，将他的家人笼罩在仇恨的怨毒之中——倘他九泉下有知，目睹自己亲生的十个女儿，被拖到集市上活生生地分解成尸块，不知道他会说什么。他会不会说：“女儿们，为了让老爹玩得开心，你们就牺牲了吧……”这太违反人性了，但权力就是具有颠覆人性的效能！

总之，赵高不过是秦始皇精心设计的仇恨子程序，他之所以摧毁大秦帝国，只是程序运行的最后结果而已。这件事，真的不能怪罪于赵高。

刘邦对此洞若观火，所以派使者送信给赵高，对赵高的行为表示了高度嘉许，并希望赵高再接再厉，再立新功，配合他刘邦完成最后的流程。但赵高并没有配合刘邦，他也没有配合秦二世。他躲起来，装病不露面。

史书上说，这是因为赵高欺瞒秦二世，总是说起义军只是三五毛贼，不成气候，如今起义军势力坐大，赵高生恐秦二世追究他的责任，所以躲起来不敢露面。

实际上，赵高躲起来，只是在思考如何配合刘邦除掉秦二世。

大限将临，秦二世是有预感的。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一只白色的老虎，冲上来咬自己车乘的左边骖马，并且把骖马咬死了。这个梦让秦二世忧心忡忡、心惊肉跳，就叫来负责占梦的官员，占一占这个梦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