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根据黄金荣过去的罪恶行为，确实是为帝国主义所扶持的地痞恶霸，十恶不赦，胆大妄为。

第二，近年来，黄金荣已经不再作恶，多有悔改之意，并且用实际行动表明了向人民政府低头认罪的态度，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也多有贡献。

第三，政府对反动的帮会势力会采取坚决的打击、瓦解政策。黄金荣年老体衰，对他可以宽大处理，让其踏上改过自新之路。

这项政策一经公布，许多上海市民对政府不杀黄金荣，让其“逍遥法外”的行为难以理解，纷纷向有关部门上书，要求对黄金荣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对此，上海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多次召开代表会议，向民众解释党和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为了对情绪激动的上海民众有所交代，政府还派人前去黄金荣在上海的老宅，对其进行批评和教育。

当天下午，上海军管会委派的代表杜宣乘坐的吉普车开到钧培里黄宅的门口，来向黄金荣传达政府政策，后面跟着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黄金荣知道政府不会逮捕他，对他宽大处理，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一再表示说：“我在上海滩混迹几十年，坏事做尽了，拐卖人口，贩卖毒品，杀人越货，参与屠杀共产党员……政府现在没有杀我，是政府的宽大包容，我懂，我懂……”黄金荣当时已是耄耋之年，牙齿几乎全部脱落，口齿不清。嘟囔着说这几句话时，还是由旁边照顾他的门生代为翻译，军管会代表才听得懂。他身着一套白色的纺绸褂裤，站在大堂中微微颤抖，由他的两个徒弟搀扶着，并从怀中掏出当年蒋介石送给他的那块怀表，交给杜宣，让政府代为处理，以表示对人民的忠诚和与蒋介石决裂的决心。

杜宣最后说：“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你在上海老老实实地生活，不再从事一切有损人民利益的活动，过去所有的罪恶，我们都可以从宽处理。”黄金荣恭恭敬敬地听着，唯唯诺诺地俯首称是，大亨架势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一个有些茫然失措的老人。杜宣继续告诫说：“今后一定要好好生活，再敢欺压人民，政府就一定要从严办理了。”这时候，黄金荣不断地鞠躬，连声保证：“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再做坏事了……”

从此之后，黄金荣蜗居家中，更加不问世事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允许他的“大世界”、“共舞台”等产业可以继续经营，但是他已经极少抛头露面，将全部生意都交给门生分管。在“皮包水”、“水包皮”的生活之外，他偶尔到离黄宅很近的“大世界”门口清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当时上海的几家大报社都纷纷在报纸显着的位置刊登了黄金荣清扫马路的照片，宣称人民政府对帮会残余势力的清扫政策是成功和效果显着的，所以黄金荣得以过了一段时间的清闲日子。

到1950年年底，肃反运动开始，要求杀黄金荣的声音再次响起，黄金荣惊惧万分，整日忧心忡忡，更少踏出家门，几乎过上幽闭一般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越来越深入，黄金荣心中的恐惧越来越多，无处消遣，但是又无可奈何。当时的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也都明显地感受到黄金荣的不安心思，于是委派盛培华、梅达君和方行三位同志为代表，与黄金荣会谈，向他传达人民政府的政策：原来既定的对待他的态度不会改变，但是为了稳定市民情绪，希望他能够公开发表一份“悔过书”，进一步向人民低头认罪。盛培华当时是上海市副市长，梅达君任政协副秘书长，方行是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这三人当中，与黄金荣关系密切的是盛培华，他从解放前就一直在处理所有关于黄金荣的事务，由他出面与黄金荣谈话，比较容易稳定黄金荣的情绪，不至于使他过分紧张。

所以在1951年5月，黄金荣在他的门生、舟山同乡会会长陈诩庭以及孙子黄擎宇的陪同下，来到了上海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听候领导训话。盛培华说：“人民代表大会上有很多代表都提出了控诉，要求政府对你进行处理。你这一生的确是罪大恶极，解放前的多年时间在上海兴风作浪，不过解放之后能够安分守己，而且今年你已经84岁了，所以政府决定由你自己向人民坦白罪行，然后再酌情处理。”检察署副检察长方行接着说：“所有代表对你的控诉都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没有处理你，并不表示你没有罪恶，而是对你宽大包容，所以你应该主动向人民交代罪行。可以写成悔过书，然后在各大报刊刊出，内容就是承认自身的罪恶，决心改过自新，拥护人民政府，并规劝门生改过自新，向政府真诚坦白；还在作恶的门生应该投案自首，以求人民的宽大处理。”

黄金荣听后，立刻承认自己罪孽深重，并表示愿意向人民请罪，希望再次求得政府的宽大处理，并重申：“绝对不会指使门生做坏事，更不会包庇其违法行为，如有知情不报，愿意接受政府的严厉处罚。”

这次谈话结束之后，黄金荣回到黄宅就嘱咐秘书龚天健执笔，代为草拟了一封悔过书。黄金荣虽然在私塾念过几年书，不过后来就开始混迹江湖，捏笔杆子的事绝少接触，所以龚天健将黄金荣的口述整理成文，经过自己修改，由年迈的黄金荣亲笔在末尾签上了大名。这封悔过书的宣纸手稿，至今还保存完好，收藏于上海市档案馆，悔过书原名为“自述悔过书”，后来改名为“黄金荣自白书”，被刊登在《文汇报》等报纸的显着位置。

黄金荣自白书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17岁到城隍庙姐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20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探。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探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探，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26岁，后升为探长，到50岁时升督察长，60岁退休，在这长长的34年里，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很多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获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当时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总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的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生，门生又收门生，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因而对人民来说，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84岁，已经20多年不问世事了，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60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另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生，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生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既往不咎，给我们宽大处理，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做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恰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决不虚伪的。

黄金荣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实际上黄金荣的自白书有两份，而且都有他的亲笔签名，其中的一份与公开发表的内容基本一致，而另一份则出入很大，多是文过饰非之词，但是都能够从中了解到黄金荣和青帮的某些历史，因此极具参考价值。

在黄金荣那份未公开的悔过书中，自称曾经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文中说孙中山在上海革命的时候是由他出面保护的，在孙中山从上海上车前去北京的时候，又将保护上海革命同志的重任交于他身上，像胡汉民、汪精卫等革命军的积极分子都是那个时候与黄金荣相识的；他还把自己美化成了一个“慈善家”，在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的时候，米粮紧缺，难民众多，他出面筹款调集了一批大米；在沦陷时期，他虽然留在上海，却没有落水做汉奸等。总之，这份悔过书中大多是在为自己添光添彩。除此之外，黄金荣还处处拖他人下水，好推卸自身的责任，如在说到抗战之后他在上海的作为时，他并不是直接承认自己做过众多坏事，而是说他的门生借其名义在外招摇撞骗，而他自己年事已高，已经顾不得许多事情。或许正是因为这份悔过书多是在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寻找借口，所以招致人民政府的不满，令他重写了一份，所以才有了后来见报的那份“黄金荣自白书”。

这份自白书当时在上海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黄金荣的门生们看到自己的大老板倒台的大局已定，都不再与政府对抗，纷纷收敛起来，不敢再横行霸道，这也使得社会治安好转了不少。自白书不仅使帮会残余势力看清了时局，放弃了无谓的抵抗，更体现了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和对新社会进行改造的初步成果，对安抚民众情绪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虽然黄金荣书写这份自白书的初衷并非如此，他仅仅是在完成使命似的执行人民政府交予他的一项任务——坦白认罪，检讨自身，但是也能看得出，后来这份见报的自白书，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那些忏悔的话语应该都是黄金荣从内心发出的真诚情感。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黄金荣最后一次以青帮头目的身份向众门生发出的号令是：从今往后应该积极配合人民政府的工作，争取洗刷个人身上的历史污点，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可以说，黄金荣的自白书具有广泛的历史意义，它的发表，标志着在中国近代社会里长久存在的一种社会团体的消亡。它不仅标志着黄金荣作为青帮头目身份的结束，也标志了上海青帮的终结。产生于封建社会，延续发展了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帮会组织，在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时终于结束。

经过了这一番波折之后的黄金荣，内心轻松了许多，虽然自儿媳李志清带走其大量财产之后，生活越来越困窘，逐渐负担不起黄宅的开支，但是起码暂时不用提心吊胆地生活。不过这种清闲日子并没有延续多久，到1953年，政府又开始了针对黄金荣的教育改造工作。上海市副市长盛培华亲自登门劝导黄金荣，让他主动去军管会交代罪行。黄金荣思量许久后，嘱秘书龚天健出具了一份交代罪行的报告，然后带着这份报告来到军管会。

军管会的首长粟裕将军以及上海市副市长盛培华亲自接待了他，粟裕见黄金荣虽然须发皆白，但是身体尚健，思维也清晰，于是请他坐下，要求他坦白罪行，于是黄金荣又开始向人民政府讲述那些不知道已经被他讲了多少遍的罪恶历史。其间他使用了大量的当时的新鲜词汇，给自己的政治面貌定性，虽然交代得不那么深刻全面，但是也能从中看出其沉重且真诚的心态。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打打杀杀，无数往事在他脑海中一幕幕被过滤，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巧取豪夺，欺诈逢迎，挥霍无度，奸淫掳掠，贩卖烟土，大开赌场，伺候洋人……这些剥削人民的恶行，最终真的能被共产党原谅吗？如果已经被原谅了，那么又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来交代和坦白呢？黄金荣一方面被自己的罪恶往事所缠绕，无法自拔，另一方面又害怕共产党开始跟他算旧账，内心矛盾重重，异常沉重。总算交代完毕后，粟裕将军还与黄金荣谈了一会儿话，要求他严格恪守人民政府颁布的各项法令，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黄金荣频频点头，最后终于走出了军管会首长的办公室。

这次交代罪行，是黄金荣人生中最后一次向政府低头认罪。在这之后，他几乎闭门不出，常常在宅邸静默沉思。不久之后，偶然发热昏迷，在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进入了弥留状态，附近的永川医院派了一名护士来为他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但也不见起色，几小时后，黄金荣在钧培里的老宅停止了呼吸，终年86岁。在他去世的时候，忠心耿耿的管家程锡文以及秘书龚天健一直留在他的身边。

上海滩青帮三大亨当中，黄金荣是发迹最早的一个，也是去世最晚的一个。这位曾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帮会顶端的“第一帮主”，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和感召下，最终留在了他生活了80余年的上海，可算是“叶落归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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