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剑华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大江南北，春风浩荡，春意盎然，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中国的文学同样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一时间佳作迭出，群星璀璨，照亮了文学的天空。1980年，改刊不久的《朔方》文学月刊发表了张贤亮的短篇《灵与肉》，旋即获全国优秀短篇奖（鲁迅文学奖的前身），紧接着由著名剧作家李准改编、著名导演谢晋拍摄成电影《牧马人》在全国放映。的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许灵均通过对自己一生艰难曲折道路的回顾，面对出国问题作出毅然抉择，他决定永远留在祖国的西北，他要在劳动人民中间继续汲取丰富的生活养分，从而完成了一次世界观的升华。老作家丁玲在读了《灵与肉》之后，非常诚挚地说：“看得出作者大约是一个胸襟开阔而又很能体味人情和人生苦乐的人吧。”作品也因此被称为“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

《灵与肉》的发表，以及电影《牧马人》的上演，使人们知道了偏远的宁夏有一个张贤亮，更有很多人通过张贤亮知道了偏远的宁夏。上世纪50年代，张贤亮因一首《大风歌》获咎，历尽人生的坎坷和磨难，之后更有长达二十余年的监役和牢狱之苦，真正是在清水里、血水里、碱水里泡过、浴过、煮过。但当历史一旦结束了它灾难的局面，翻开新的篇章之后，张贤亮便带着心灵的创伤和思想的成熟，令人惊异地出现在广大读者的视线里。自《灵与肉》之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是中篇《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短篇《肖尔布拉克》，中篇《龙种》……这些作品一经发表，便立即得到好评，全国优秀中篇奖（也是鲁迅文学奖的前身）、《十月》文学奖、《月报》“百花”奖……张贤亮频频地捧回一本又一本获奖证书，被人们戏称为“获奖专业户”。著名评论家阎纲以《宁夏出了个张贤亮》为题，对他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创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呈现出一种“井喷”状态，成为中国文坛上一位重量级的作家，其作品因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独特探索，一次又一次引起反响，影响波及世界文坛。无论是他的中短篇，还是他的长篇，所涉及的题材都是重大的，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而且，作家对此也有着深刻的反思：作为一个拥有资本家出身背景的知识分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不仅得到平反，同时又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受惠者，于是，他用自己思索的充满智慧的大脑，自觉超越苦难的历程，在真理的天堂里寻找并试求解答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此感恩祖国和人民。

张贤亮是一个创作态度十分严谨的作家，这源于他对生活的独特感情和个人的精神气质。也就是说，长期生活在底层，来自劳动人民的温馨、同情和怜悯，以及劳动者粗犷的原始的内心美，给予他创作的最基本的情感因素。所有这些经过作家的不断过滤、提炼和升华，便唱出了一支支“夜莺般的歌”、“雄鹰般的歌”和“大风歌”。譬如他的中篇《绿化树》，作品描写的是知识分子章永璘曲折复杂的生活道路和坎坷命运，经过苦难的历程，章永璘终于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这样的转变过程，其实就是一部唯物主义的启示录。作品既有西北大地浓烈的黄土气息，又有偏远高原农村朴素的风情画卷，同时通过人物关系的交织和变化，成功地塑造了知识分子章永璘、农村妇女马缨花等诸多鲜活生动的形象。尤其是大量精到传神的细节描写，使得作品丰盈充实、酣畅淋漓，既大气磅礴，又细致入微。《绿化树》因此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奖，当属情理之中。

张贤亮的中短篇几乎每一篇都给人以沉甸甸的感觉，他的作品极少浮响肤辞。《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张贤亮“唯物主义启示录”的又一部重头作品，通过章永璘和黄香久两个人的感情波澜，反映了他们命运的起伏。这部作品是新时期反思文学的代表作，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句话，也因其深邃的内涵和富于哲理而广为流传。《早安！朋友》是张贤亮转变题材的一部开拓之作，以一位女中学生的真实日记作为原始素材，并在大量调查采访的基础上，真实而尖锐地展示了那个时期的中学生的心态，以及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对前途理想的探求和青春期的性觉醒。这当然首先源于作家对现实生活独到的观察和认知，重要的还在于作家运用了更加严肃冷峻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肖尔布拉克》是张贤亮第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奖的作品，描写一个在新疆跑长途的汽车司机和一个上海女知青，他们偶然相遇又一路同行，在漫长而寂寞的旅途中相互倾诉和安慰，终于产生了依依不舍的感情。语言质朴无华，娓娓道来，虽然揭示了人性的美好和温暖，却令读者唏嘘不已，很具艺术感染力。张贤亮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自觉而深刻地叙写了民间的喜怒哀乐，表达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和温情，也深刻地体现出了一个人道主义作家高尚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心。

作为作家，张贤亮的意义还不仅仅如此。在当下中国的文学格局中，西部文学在全国已经或者正在确立自己的地位，也正在形成自己独特的意义系统。就西部作家的创作来看，是张贤亮等人奠定了西部文学的崇高地位；就宁夏的文学创作而言，张贤亮毕竟不只是“一棵大树”，同时还是一个极具效应的鼓舞者和带动者。特别是宁夏青年作家的成长及这个群体的形成，张贤亮功不可没。

自从张贤亮连续三次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奖之后，在这个领域，出现了长达将近二十年的空白期。面对这样的状况，有人曾经不无调侃地说，是张贤亮拔掉了宁夏的风水。其实，就是在这许多年里，宁夏的青年作家们，凭借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浩荡东风，沐浴着文学春天的阳光和雨露，在张贤亮等老一辈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下，像一棵棵幼苗开始在文学的土壤里复苏、发芽、成长，经过艰苦的跋涉和磨砺，终于形成了以石舒清、陈继明、金瓯等为代表的宁夏青年作家群，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曾以《遥想远方——宁夏“三棵树”》为题，给予高度评价。2001年，宁夏“三棵树”之一的石舒清，以其短篇《清水里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石舒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回族青年作家，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宁夏西海固的海原县。他的第一篇作品《回回故事》就发表在《朔方》上，至今已经有几百万字的作品面世，其短篇《清水里的刀子》获得鲁迅文学奖，不仅对他自己，而且对宁夏的文学界，同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就是在沉寂多年之后，宁夏的作家终于“梅开二度”，又有人摘取了全国的最高文学奖。对于宁夏的青年作家们，是一次不小的震动和激励。

《清水里的刀子》的成功，不仅得力于它的主题的深刻和敏锐，也得力于氛围的营造和故事的推演。通过对特殊情境下人与物微妙心理的探幽考微，将老人马子善与一头即将赴死的牛之间的情感叙写得看似不动声色，实则惊心动魄。清水里静静地躺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子。作品蒙上了一层浓浓的宗教色彩，它告诉读者，它既是清洁的，也是神圣的。这篇的获奖以及在文学界产生的一定程度的冲击力，表明了石舒清在创作上的一次飞跃，给以西海固为创作母土的所谓“苦难文学”以洁净的精神内涵。

石舒清的创作大约在经历了初期那样一种拘谨和试探之后，用崭新的勇气和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思考，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刺，创作出了一批受到读者称赞的作品，如《虚日》《旱年》《农事诗》《果院》等，并且成了被各种选刊青睐的“大户”。其中的《农事诗》发表在《朔方》上，几经转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篇作品描写的是西部农村日常劳动的一个片断，徐缓地记叙了农家生活的一幅恬淡的图画，就是将堆积的粪土拍碎后很均匀地撒到田里去，因为它过于日常，因而似乎显得单调。在劳动的过程中，寂寞之间偶有小小的喧闹，复又归于平静，却被作家叙述得感人至深。这显然是有着某种蕴蓄的，令人觉得这样一种代代相传的劳作，既近在眼前又恍若隔世，但生命的居所就是我们生生不息而又终其一生的土地，传达出一种静穆的情感，无疑包含着一种精神价值。这篇传导出来的信息，我以为同样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只不过它较之《清水里的刀子》更加超脱了，更加清洁了，因而也更加富于诗意。

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宁夏西海固西吉县的郭文斌，与石舒清年龄相差无几，又来自山川相连、人文相近的同一个地区，大约他们身上的气息也是相同的。给人的感觉却是，郭文斌“出道”似乎晚了些，直到2《吉祥如意》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不然。郭文斌此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致力于散文创作，而且收获颇丰，譬如他的散文集《空信封》，譬如几次获得过全国性的散文大奖。郭文斌的创作大概始于新世纪之初，出手不凡。尤其是最近三年来，他发表的短篇几乎每一篇都被各种选刊转载，引起过不小的热评和争议。

作为从西海固农村走出来的作家，郭文斌自然也无法避免乡土对他的巨大影响。有所不同的是，他在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时，以空灵、简约、飘逸见长，使他的显得言简意丰、结构奇特，对人的生命价值进行着形而上的诗性追求。如《吉祥如意》，通过五月和六月两个孩子的视觉，运用端午节上山采艾的细节描写，将一种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愉快、安详传递给了读者，同时也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反映出成长中的朦朦胧胧的伤感和无奈，展示了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生活理想和生存精神。郭文斌的大都采用童年视角展开叙述，这种手法的运用大约是为了避开成人世界的遮蔽，使的品格更为纯洁吧。

关于宁夏的文学尤其是宁夏青年作家群以及他们的创作，我还想多说几句话。

众所周知，宁夏的西海固因穷困甲天下，就物质生活而言，鲜有可道之处；但就精神生活来说，西海固又是一片可资文学创作的沃土。因为长期在宁夏文联以及《朔方》编辑部工作，我曾经而且至今仍然在致力于西海固文学和作家的发现、扶持和培养，主持编发了他们相当大的数量的作品（这也许是出版社让我为这套丛书作序的最重要的理由吧），内心始终处在一种感奋之中。我也曾经许多次到西海固，和那里的作者交流谈心，倾听他们的几多诉说，从生活到创作。和他们一样，我有时觉得欣慰，欣慰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可以写出有深情的作品；有时又觉得辛酸，辛酸的是同样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却在这样一片贫困的土地上终日劳作，物质的收获甚微。但是，他们生活得很清洁，很安详，很认真，很严肃，内心深处有一种“静”的力量。也许就是这种“静”的力量，终于催生了灿然的文学之花朵，向着大地和阳光绽放。

于是，这样一种现象和局面出现了：在宁夏青年作家群里，出自西海固的作家占了一半还要多。这绝不是偶然的，是厚积而发的必然结果。那么，继石舒清之后，郭文斌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应该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多少年来，我们对宁夏的认识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地处偏远的西北内陆，经济欠发达，社会发展滞后，尤其是西海固地区，以贫困落后和苦难而著称，等等。对于这样的现实，我们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必须直面和接受。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土地上，却持续地生长出了一片文学之林，由“三棵树”到目前葱郁的树林，由寂静而芬芳，终于营植出一道亮丽的文学景观。由此看来，就文学创作乃至文化而言，比较一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出现某种不平衡的现象。为什么呢？与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与其特殊的自然依存关系以及生命意识有关。宁夏的作家大多出身农家，根植和成长于这片黄土地，对劳动者怀有深深的爱和同情，对生存的艰难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悟，自然、乡土、生命三位一体。其二，与作家的心灵复杂程度有关，敏感、警觉、智慧，同时又是那么的本分、朴实、执著和坚韧。甚至包括对因为社会转型而产生的困惑，宁夏的作家都会表现出一种宽容，将此纳入自己独特的逻辑理解。其实，作家与他人的生活的常态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区别在于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思索，对己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境况以及心灵的不断审视和拷问。

正是宁夏这片充满神奇、积淀厚重的边塞大地，为宁夏文学的生长和繁荣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养育了几代作家，让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从这里满怀深情地出发，热烈地奔向文学的崇高殿堂，不断向世人奉献出植根大地的，夹带着泥土芳香的，同时又是关注社会、关注生命意义的精品力作。也有人说，宁夏作家的创作过于迷恋“苦难”，写苦难太多，写乡村太多，似乎有一个总是摆脱不掉的情结。这话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宁夏的作家都怀有一种宗教的情怀，他们以虔诚的姿态对待写作，因此在他们的文学叙述中更多地流露善意，少有疾恶如仇，自然、土地、人民、生命，这些足以令我们敬畏的内容，就成为他们书写的主要对象。在这个问题上，我更愿意赞同这样的看法：相对于那种缺乏真实感和现实感，表面上却又是绚丽的消极写作方式，宁夏作家的创作是诚恳的，是厚实的，尽管有一些沉重，却有着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宗教般的神圣性。他们不仅仅是在“出卖”西部的荒凉，而是在西部荒凉的表象下寻找人类精神的丰富性。

对上述三位获得全国优秀奖和鲁迅文学奖的宁夏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我只是略作评价，蜻蜓点水式地进行一下梳理，给读者提供一个最基本的线索而已。

要想了解或者是真正理解一个作家，最有效的方法是他们的作品。道理也许很简单，这就是，（包括其他文学作品）带有作家的表情，这种表情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当然，这种表情也只能从作家的作品中看得出来，上述三位作家也莫不如此。恰恰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各自的历史记忆、生活经验、生命感悟和言说方式的不同，又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作为读者，我欣赏这样的，就是希望作品中真善美的东西像一盏灯、一把火，将所有的黑暗都驱赶走，让人性的光芒照亮天空和大地。

上述三位作家的作品，相信不会使读者感到失望的。

是为序。

2008年4月12日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