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父说得对。他当初收我这个走投无路的“盲流”当徒弟的时候，何尝想着我会报答他呢？开车的不像工厂的工人，我们出了师就各奔东西。他的徒弟不少，全新疆都有，有的到乌鲁木齐还来看看他，有的人出了师就翅膀飞了，连面也不照。他从不在乎这个，谁来谁不来，随他们的便。想想师父，我的心也平静了，也不觉得委屈了。

可是，记者同志，我跟你说，有过家和从来没有家可大不一样。过去，不管她怎么样，我收了车总有口热饭热水，衣裳老是干干净净的，人也显得精神麻利。她一走，我成天没着没落，心里空荡荡的，不知干什么好，好像变得萎靡不振了。唉，记者同志，你知道咱们开长途车的过的生活么？一年四季老在外面跑，住旅店的时候比在家的时候多。今天跟这伙人一屋睡，明天跟另一伙人睡一屋；旅店的被子又黑又粘，盖哪一头都有一股脚臭味。有家的司机都有个盼头：在外面遭点罪不算啥，收了车就回家啦！而我呢，回到家也是冷锅冷灶，还要去下小馆才能吃上热饭。在路上，我经常看到有的司机停下车来，向路边的农民买大蒜、买辣椒、买鸡蛋，心里又羡慕、又嫉妒。瞧！这是个有家的人。我就是在路上买好东西、买上新鲜蔬菜也没地方送。

我懊悔么？也说不上懊悔。有时收车回来，看到他们两口子就在锅炉房前面的空场上脱土坯。两个人满头是汗，又满脸是笑，朝着我的车子招手。我就感到又暖和，又辛酸，说不上是啥滋味，不过不是懊悔。

以后，日子长了，也就慢慢淡忘了，生活也渐渐习惯了。记者同志，咱们开车的有个好处：可以多见世面，同时，新疆又是个好地方。春天到了，驾着车沿着赛里木湖跑，看着碧蓝碧蓝的湖水，看着刚飞来的大白天鹅，看着长满吉尔斯针茅草和马厩的山坡，还有山沟里挺拔的塔松，心里什么忧伤的事也没有了。到了夏天，第一次能打开窗子跑车的时候，让天山上的风一吹，人马上又充满了希望，又有了劲头了……

哦，咱们上到山顶，该下山了。上山容易下山难……不过你别怕，这一条路线我跑得很熟的……

你还要听我讲？我第二次是怎样结婚的？好吧？只要你不打瞌睡就行。那说来也有点意思，那是在我根本就没想到要结婚的时候……

两年以后，有一次，我就在这趟线上跑车。那天，风很大，沙石打得玻璃刷刷地响，五米之外不见人。车过库米什，进了榆树沟，太阳已经在山背后了。榆树沟两边是悬崖绝壁，中间一溜泉水，沿着泉水哩哩啦啦地长着许多榆树。不知它们有多少年了，很大很大，树干弯弯曲曲，上面长满疖疤，一棵棵都千奇百怪的。树冠被风吹得摇来摆去，像喝醉了酒一样。可是这里风毕竟小得多，有水有树，没有飞沙，能见度很好。

我顺着风往前慢慢地滑。远远地，看见一个蒙着灰头巾的妇女搂着孩子坐在路边上。妇女穿着棉大衣，用衣襟包着孩子，显得很臃肿，看不出她多大岁数，身边还有两个提包。我以为她要搭车，把车速又放慢了一点。可是，当我开到她旁边的时候，她并没有伸手来招呼，只向我的车窗里瞥了一眼。

我开过去了。但是，她的眼光像刺眼的闪光灯在我脸上闪了一下，使我的眼蒙子上老印着她那副表情。那是一种什么眼光呢？又是怀疑、害怕，又是希望、要求。车子已经跑出去了好几十米，我心里还不安宁，好像她是我车上掉下去的一包货，不把她带上就不能往前跑。

我把车停了下来。打开门，好大的风！差点把车门掀掉。我捂着帽子，顶着风跑过去，问她：“你要上哪儿去呀？”

她说她要去肖尔布拉克。我说：“那你还等啥呀？上来吧。”

她畏畏缩缩地打量着我。这时候，我才发现她是个上海“知青”。她穿的不是普通的棉大衣，而是那时候挺时兴的铁灰色风雪衣，蒙着大半拉脸的围巾也是拉毛的。怀里的孩子那时只有四岁，白嫩的小脸蛋冻得青紫青紫的，埋在他妈的风雪衣里，用惊惶的大眼睛怔怔地盯着我。

这时，沟口外又来了一阵风，从沟底下穿过去，把老榆树刮得呼呼叫。我没穿大衣，冷得瑟瑟发抖，连声催她上车。她还是犹犹豫豫的，反而把孩子搂得更紧了一点，好像我要抢她似的。

我知道她为什么不上车。唉，记者同志，不瞒你说，咱们司机里也有败类，把搭车的单身妇女拉到中途，寻个山坳坳或大戈壁，说是车抛了锚，赖着不走，让女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让他占个便宜，满足他的淫念。还有的司机爱带个姑娘媳妇，他倒没十分坏的心，就图在路上说个笑、逗个乐。上海“知青”都是机灵人。他们探亲回南疆，一般都在大河沿下火车，为了省钱，然后就一截一截搭便车。要是一对夫妻或一伙人，他们总是叫女的在大路上拦车。车停了，男人才从藏着的沟里爬出来。这就说明咱们司机在上海“知青”眼里是什么人了。这个女“知青”，准是在等班车或是等个年纪大的司机开的车，要不就是等驾驶室里还有别的女人的。对我这样一个单独驾车的年轻人，她是不放心的。

风刮地越来越猛，太阳完全沉到山下面去了，摇来晃去的榆树枝变成了黑蒙蒙的一片。她错过了我的车就很难搭上车了。我赶忙从工作服里掏出驾驶执照，在她眼前拍了拍，说：“你要不相信我，把驾驶执照拿去押在你那儿好了。最后一趟班车也过去了，再等别的车还不一定带你，而且后面也没啥车了，我知道的。你不顾惜自己，也得顾惜孩子，看他冻得啥样子！快上车吧。”

她没有拿我的执照，焦急地看了看孩子，又眯起眼睛看了看我，总算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情站了起来。我帮她拎着包，急急忙忙把他们推进驾驶室。

我带过很多人，也捎过三四岁、四五岁的孩子。这样大的孩子在驾驶室里没个老实劲，不是摸摸变速杆，就是动动仪表盘，要不就瞅着窗外乱喊乱叫。奇怪，这孩子却一声也不言喘，躺在他妈怀里一动不动。走了一会儿，窗外的天一下子黑了；新疆就是这样，天说黑就黑。这时，孩子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那妇女也惊慌了，不停地摩挲着孩子，翻过来掉过去地把他包严实。我抬起脚松开油门，听了听，那孩子喘得很厉害。我伸过手去一摸，孩子的脑门子热得烫手！

“哎呀，不好！”我说，“这孩子病了！”

那妇女没有跟我搭话，突然小声嘤嘤地哭开了。

孩子喘着，妇女哭着，我心急火燎地加大油门。前面，乌什塔拉星星点点的灯光出现在山坳里。乌什塔拉是个只有三五户人家的小镇，晚上跑路的车一般都在这里过夜。可是我没有停，刷地一下从这个只有几幢土房房和一排招待所的小镇穿了过去。

“停车！停车！”那上海女“知青”猛地大声惊叫起来，一边用力拍着车门。

我说：“你别怕。现在咱们得赶紧找医院。乌什塔拉我比你熟悉，这儿连个赤脚医生都没有。”

妇女连哭带喊，还腾出手来拉住我的胳膊。“你别管！你别管！你别管！我要你停车，我要你停车！”

我一只胳膊被她拽住了，只好用一只手掌着方向盘。前面又是个拐弯，我紧张地说：“你别怕，我告诉你别怕，我不是个坏人。真的，我不是个坏人……”我懊恼我那些奖状没有带在身边，不然也可以对付一下。

“不！不！”妇女还是惊恐地叫着，“你要把我拉到哪儿去？我求求你，你停下来！我求求你，你停下来……”

拐弯快到了。那弯子的一边是山，一边是深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挣扎着想把胳膊抽出来，她还是死拽住不放，好像拉住我的胳膊就把车拉住了一样。我恼火地吼道：

“我不知道在乌什塔拉休息呀？！你不累，我还累哩！我现在要把你们拉到焉耆去找医院……我求求你，你松手……你松手，我拿个东西给你看！”

妇女大概在灯光里也看出了前面的危险，把手松开了。我顺利地拐过弯，从车座下掏出一个白瓷茶缸，嘴唇哆哆嗦嗦地说：“喏，你看，这是我的奖品……我跟你说，我不是坏人。你放心吧，你把孩子抱好……我求求你，你别闹腾了。”

我当时的行为一定非常可笑。这白瓷茶缸能证明什么呢？上面光用红漆写了个“奖”字。这种东西几乎人人都有，什么也证明不了。但是，也不知道是这白瓷茶缸居然发挥了作用，还是这女“知青”在这会儿只好听天由命，她终于安静下来，紧紧地搂着又咳又喘的孩子，让我把车平安地开到焉耆。

那时候的医院，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半夜里想找个大夫比海底捞针还难。我把车在空荡荡的焉耆大街开来开去，转了一家医院和两家诊疗所。房子里都亮着灯，值班的却不见，叫破嗓子也没人应，反而耽误了将近一个小时。

“妈的！走！”我气呼呼地爬进驾驶室。“上库尔勒！那儿有一个我认识的大夫。”

这当儿，孩子的呼吸微弱下来，额头上滚烫，身上还打着冷战，已经处在昏迷状态。妇女直淌眼泪，蓝色的路灯照着她亮晶晶的泪花。她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只好由着我的主张。

我加大油门，飞也似的扑向库尔勒。一路上，只听见风在缝隙里尖利地叫，眼前的公路像立起来了一般，往我们面前直挺挺地倒下来；公路两边黑漆漆的阴影一闪而过。路上已经没有车，谁也不妨碍我把行车速度加快到最大程度。我还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车，只觉得前车轮在我手掌心里嘣嘣地跳，好像随时会飞出去一样。我烟也顾不上抽了，两手捏得汗都冒了出来，深怕驾驶盘从手中滑掉。

车翻越了贺拉山，到了孔雀河边，水箱里的水沸腾了，车子嘶嘶地直叫，像一匹被追赶得喘不过气的马。我跳下车，一面说：“你别怕，别怕，前面就到库尔勒了。”一面拿出榔头，敲碎了一块冰，把冰沫子撒在散热器上。

我深更半夜把车停在这荒郊野外，妇女又露出害怕的模样，在车座上搂着孩子缩成一团。我没有灭大灯，干这些事尽量离远一点。等我上了车，妇女好像松了口气，第一次用依赖的语调小声问：“到库尔勒能找到医生吗？”

我说：“能！”

记者同志，人只要取得了别人的信任，就有股力量催他非要把那事情办成不可。我心里想，就是医生钻到炕洞里，我也要把他揪出来！

车到库尔勒，已经是凌晨了。我没有开向医院，直奔到我认识的那家医生家去拍门。

“谁呀？谁呀？”拍了半天，医生睡了，好不高兴地问。

我说：“我呀！你忘啦？……”

这医生是四川人，去年探亲回来，又是棕箱竹篮，又是木器家具，撂在大河沿找不到车，眼看要变天了，急得团团转。那次是我帮他拉回家的。当时他千恩万谢，一定要给我点什么，我没有拿，他就说，以后有事找他，他绝对帮忙。这回果然用上他了。

医生穿好衣裳开开门，迷迷糊糊地问：“是哪个的娃儿？是你的娃儿么？”

我看了看坐车上的妇女，说：“不错，是我的！你快点吧！”

这一下医生清醒了，抖擞起精神，忙着找值班的，找护士，找司药，终于把他们母子安顿在病房里。

没有我的事了。我把车开到“二招”，放了水，寻了个房间打了个盹。天一亮我就上了去阿克苏的大路。

一个星期后，我从喀什回来。我想，虽然不是我的事，也应该去谢谢那个医生。我提了五十斤有名的阿克苏香稻米，跑到医生家去。

矮个子医生一见我，就指着我鼻子笑开了。“你搞的啥子名堂呦！”他说，“那上海‘羊杠子’1说根本不认识你，还要当人家娃儿的爸爸哩！人说‘车船店脚牙，不死也该杀’。你也是没有一句实话，害得我那晚上连觉也没睡好。”

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又问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医生笑着打趣我：“你娃儿好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卸了车，晚上没事，听着招待所里的人乱拉胡琴、乱唱“样板戏”，心里也好像那胡琴的旋子一样瞎跑调，总也静不下来。干脆，去看看孩子吧。

我提着两筒罐头走进病房，一眼就看见她坐在孩子旁边。孩子躺在床上，正指手画脚地跟她咿呀咿呀地说话。这时，我才看清她。她并不是“羊杠子”，顶多只有二十六七岁，一对大眼睛，脸皮黄黄的，神情带着一点忧伤。当她俯下身看着孩子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个很温柔善良的女人，和那晚上发疯似的拽着我胳膊时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