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歌谣在民间没有人吟唱。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叫《马和牦牛的悲剧》的故事中的歌谣。故事产生于遥远古代，产生在东北藏，也就是川西北这一片土地上。不知什么缘故，这个故事不再在我们百姓的口头流传。

故事被有心者记录下来，藏人敦煌的洞窟。近代随着大批经典流传到了国外。一个英国学者发现它就写在佛经背面的空白上。

于是，我们又读到了我们先民们的故事和歌谣。

从这首歌摇看，我们的先民比我们更懂得怎样歌唱。

歌唱幸福，也歌唱忧伤。

那种的忧伤是一种深广的忧伤，忧伤一旦脱离个人范畴，就变得前所未有地美丽。

我想我们应该重新拾回这样的歌谣。而且，我非常欣赏这种歌谣不包含宗教的影响。也许是即或在今天我们也不能摆脱宗教影响的缘故吧。

当我们回顾尼玛先生的一生，特别是1960年到粉碎“四人帮”这一段时间，就很难回避宗教在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这一段时间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方面，整个国家在政治上越来越向左的方面倾斜，每一次“左”倾程度加大，文化问题或者意识形态领域必然首当其冲，所以，“左”倾达到髙潮的运动叫做“文化大革命”。这时的藏区，共产党的各级政权已经建立并且巩固，各项事业有了初步发展。文化建设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这种由内地输人人才而建构起来的文化，并不能形成主流。

文化意识领域的主流还是宗教问题。

尼玛是僧人出身，而且曾取得很高的学位。在宗教文化整意义上被认为是封建糟粕的认知水平上，他却要从宗教文化中吸取科学有益的成分，进行研究工作，进行畜病防治，开创一门独立而科学的藏兽医学，不能不说是一种危险的平衡游戏。

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又一个千百年来在草原上横行无忌的疫病被逐一克服，给草原和生产建设的长足进展提供了坚实的依托，这种成就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承认与赞许。

一方面，他的工作与寺院文化脱不开的联系，又不断被阶级觉悟很高的人怀疑和误解。

一个时代，不仅仅奴变了一个社会的结构，也改变着一个个人的眼光。

在这神环境下，稍一不慎，刚刚开创的事业就会夭折。

前面已经说过他和还俗后人了党当了大队干部的弟弟之间的冲突。这在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弟弟是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光辉，获得：坚定的信仰。

为倍仰而做错的事在一定意义上讲却是正确的。因为做这事的人认为他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

何冇人对你做事就连他自己也不会觉得是卑鄙还是崇高了。

尼玛自己知道这种危险。但他相信共产党的正确与伟大，眼下对于传统文化一种不加区分的否定最终将成为历史。

更多的他是从周围共产党人的身上感到一种献身的精神。

当时红星的党委书记就是一个这样的共产党人。这个儒雅的人经常找到尼玛促膝谈心。给他一些学习材料，让他看到了共产党人追求的是一个多么远大的目标。

尼玛庄严地向上级递交了人党申请书。为他的这一举动，许多人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也为自己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干劲倍增。他又带着人上山采药去了。回来，等待他的却是令人不快的消息。

有人说他信仰的不是共产主义。

问根据是什么？

回答说：如果不是还留恋旧社会的僧侣生活，那他为什么还保持着旧社会的寺院的生活习惯。

问人家尼玛一年四季，一天到晚治病、上课、编书、采药，谁看见过他祷告或者最起码的拜菩萨一类宗教行为。

回答说，那他为什么还不结婚。以前有的喇嘛在庙里还守不住清规呢，可他这样做是不是等复了辟回庙里当他的格西啊！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尼玛也不向任何人辩解，又埋头去从事他的工作。工作在有些人身上，永远是一剂良药，是一个躲避痛苦的避风港。

深夜，扪心自问，他觉得不该冒冒失失地提出入党申请，而徒然招来非议。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不该自己走出去，成为引人注目的目标。要知道他有大业未竟啊。

可事情却不以他的意志的转移。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强劲地袭人了红星这个偏僻的角落。

民革后保留的寺庙拆毁了！

晴朗的天空下又冒起了焚烧精神产品的黑烟。

造反派到处夺权。

尼玛在这个地方就够得到一个学术权威的标准了，当然也在横扫之列。但他的工作给老百姓带来了那么多好处，从这一点上找他碴子，必然众怒难犯。一个阴谋就在暗地里酝酿了。

那些人从格尔底寺找到了下手的机会。

格尔底寺搜出了一些藏匿的经书。这事和尼玛毫无关系。但他有一个侄儿参加了这件事情。造反派就把这个侄儿捆起来毒打，要他指认是尼玛指使的。尼玛是这些封、资、修活动的总头目。

侄儿熬不过毒打，招了。

放出来马上托人给尼玛捎来一个纸条，说：“没有办法，打得太厉害，吃不住，按他们说的都说了。”

尼玛也立即被扣留了。本地政府、党委对此也无能为力。

还是当时自身地位也岌岌可危的区委领导挺身而出，伸张正义，才使尼玛化险为夷。就是这一个个领导，一个个具体的人在他面前塑造着一个政党的光明形象。

使他暗暗下定了一辈子跟党走，决不回头的决心。

有人曾问他为什么不找一个爱人，享受天伦之乐。

他先是用玩笑的口吻回答：“岁数大了，年纪相当的都结婚了，年纪轻的，精力不济，应付不了啦。”

“没有这样的事。”

他又眨眨眼，笑着说“我是医生，我懂生理学嘛。”

朋友说：“算了，你是要玩命地干你的事业。”

他这才叹口气，认真回答：“我不是不要家。家里有了女人，限制就多了，我实在是怕两头都顾不上啊。再说有索朗降初在这里照顾我，我就够了。”

而在他和母亲之间，又是另外一种天伦之乐的图景了。

那时，他领着兽防站的人自己垦地试验种植野生药材。

药物生长得比意想中还好，茂密而碧绿一片。羌活开出了朵朵白花。大黄掌状的叶片越伸越宽。母亲就成了不领工资的兽防站编外人员，徇偻着腰在药圃里除草，守护着不让牛羊来践踏。

工作累了，在气昧芳芬的药圃边走走，成了尼玛一种享受。

他说：“阿妈，这些药材长得真好啊。”

母亲就说：“哦，我整天都在祷告，叫它们长好，叫我的大鼻子儿子高兴啊。”

尼玛就禁不住摸摸自己那鼻头，笑着问：“阿妈，你说祷告真有作用吗？我饿了时祷告，天上会掉下食物来吗？”

他这是专门和母亲开玩笑的。他早已没有了祷告的习惯，知道许多人口中祷告时心中的做作与虚伪。

但母亲有时念念佛，他却并不反对。只是和母亲开开玩笑。这次，他又说：“我看你不祷告，这些药也会长得很好。”

母亲赶紧捂住他的嘴，看看天，好像天上真有个什么神灵随时注意看尘世中每一个生命的功过一样。

母亲说：“儿子，上天不保佑，人也不会下地狱吗？我下地狱不要紧，我有过你父亲，有了你们这些儿子，一个女人还要怎么样呢。可你不能下地狱，你受了多少苦，忍了多少孤独啊。”

母亲干涩的眼眶立即潮湿起来。

尼玛说：“我给共产党，给老百姓做事，马克思会保佑我的，佛也会保佑我！”

这是母子之间关于来世的话题。

他还要在这纷纭的世界上生存，并谋求事业的发展。

顺顺当当的生存难，还要谋求事业的发展就更难。

这个时期，连藏文这种文字本身也都进人了横扫埋葬之列。许多主持正义的领导的保护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他才能把这项以藏族文字为基础的工作进行下去。

按当时的时尚，他在书的天顶上恭恭敬敬地抄上一段段毛主席语录。

又每天到集中进行三忠于四无限的地方去学习、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老五篇。这个地方通用的只能是写成这些东西的母语：汉语。尼玛这时只在口头上掌握了一些日常用语。一方面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从此开始，他有了机会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他的红宝书上几乎每一个字都用藏文字母注了音，这样开始了学习汉语。

许多背诵过语录的人，时过境迁又忘了个一干二净。可他却又掌握了一门语言终生受用不尽。

拉卜楞寺的贡唐仓活佛，“文革”中坐牢，和兰州大学的一名教授同一个牢房。几年时间跟着教授通过一本英文版的《资本论》而掌握了英语。

由此可见，即或身处逆境，有追求的人总会在别人得不到任何东西的地方得到一生受用不尽的东西。

就是这样，还逃不过有些人“左”得可怕的眼光。

那是他刚到手一本藏医书的时候。他研究这本书没有及时收拾，叫人看见了。看见的人其实没有文化，不知道书上写的是什么东西。却在书上看到一个人像。

那其实只是一幅作者的画像。

不懂得藏族绘画技法的人，总以为用那种绘画方式画出来的像都是佛像、菩萨像。只因为经常见到的佛或菩萨是用同样的技法绘制而成的。

当时正在抓所谓地下寺院活动。尼玛研究医书也立即被指鹿为马，成了从事地下寺院活动的证据。他立即被关了起来。上纲上线，进一步就成了他妄图复辟变天。上纲上到那样严重的程度，许多人都不相信尼玛会有这样反动的思想。

人们啊，毕竟总是有良知的人更多，只是容易为权势和利欲支配左右罢了。

情况迅速上报到县上。县上专门找了几个内行的人来鉴定那本书，到底是不是医书，那像是不是个庙里经常被膜拜的对象。

结果当然是尼玛在蒙冤受屈。但再纯粹的医书中也有那个时代的作者一些迷信的说法。所以放他之前还是受到了严厉的训斥。但他终于从这场触及灵魂也要触及皮肉的大革命中挺过来。

“娑罗宝树喻王朝，

事业增上如繁梢。

浓密绿叶比荣威，

满结善果喜春到。”

第五世达赖这首诗是他写作历史著作时的吟咏，用到这里却是恰如其分。

尼玛经受住了种种考验。

他在传统文化和那时极“左”思潮之间一次次寻找那微妙的结合部。那个结合部是那样的脆弱，而且狭窄，使他一次次跌倒。跌倒在地的人，在当年那种斗争方式中，除了感到痛苦，更会感到人格所受的损毁与侮辱。许多倔强的人奋力相拼，就为了残剩无几的一点自尊因而坠落到更黑暗的深渊，不能生还。也有更多人，把肆虐无忌的强力当作命运接受下来。尼玛的道路就巧妙地迂回在这两者之间。他的沉默，他的忍辱负重，他的在传统文化的险滩上戏水，都是为了一个光辉的理想，为了一个能造福于今世，也能造福于未来的事业。

他终于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绝对合格的党员。他有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执着，他怀揣着关于人类未来美好幸福的叫做共产主义的图画。

他的同学，阿坝格尔底寺的喇嘛群培主动给他来信，说：“别人是僧人就不是共产党员，是党员就不是僧人。我看你却两者都像！”但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不再是从完美自我，潜心向善，以自度而度人的宗教徒了。虽然真正的宗教徒和共产党人可以在个人品格上一样完美。

那种襟怀确是无可比拟的！

这些年，把对宗教本体研究中一些正确适当评价贸然移植，把一种内部研究的成果武断运用于社会总体作用的评价，从而过分渲染宗教的作用，哄抬宗教地位的作法即使出自于非常良好的愿望，也会矫枉过正，就像想强制性消灭宗教一样，是一种盲目的与短视的行为。

世界是一个永远变化的世界。我们的认知水平不会允许我们断言谁拥有一种绝对的真理。无论它是一个政党的信仰，还是哪一种宗教的哲学。

世界只属于勤奋的人和他们的头脑。

只有创造才有拥有。

世界因此是属于创造者的。创造者业绩的光芒投射到每一个眼中，你说它是一盏明灯，还是一个星宿。

尼玛就是这样，他的生命即使在最黯淡的日子也放射着光芒。也许正因为岁月的黯淡，那光芒看上去比它夺身还要明亮！

最后，让我们摘录一则《四川日报》记者刘传建、黄远流写于八十年代后期通讯中的话作为本章的结束：

端详老人，尽管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一条腿也在“文革”中留下了残疾，但双眼仍炯炯有神。老人少言寡语，更不愿谈自己，我们追问再三，尼玛终于开口了。谈的都是一位对他影响最深的汉族干部。“‘文革’中，我差点进了监狱，心里也想不可一看我们公社书记老辜，老远来到我们草原，兢兢业业为藏族牧民谋福利，却也被人弄去批斗毒打。斗完他却啥事也没有，又骑着马深入牧区访贫问苦，宣传畜种改良。从那以后，我学习老辜，终于在1971年入了党。我入党后不久，老辜就调走了。可我常想，我不好好干工作，对不起我的藏族同胞，对不起老辜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