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是借此知道一个大约的轮廓，不得已，还是再引魏源所作的记载吧：

上命官兵先剿小金川，而勿声大金川之罪。

皇帝盛怒之后，损兵折将之后，开始冷静下来，认真对待了。五月桂林遣将薛琮等将兵三千入裹五日粮，入墨垄沟。被断后路，我兵告急，而桂林不赴援夹攻，致全军陷没。泅水归者仅二百余，桂林匿不以闻，被劾奏。乃以阿桂代桂林为参赞大臣赴南路。十一月阿桂以皮船宵济，边夺险隘，遂直捣匪巢。十二月军抵美诺。僧格桑已送其妻妾于大金川。而自赴泽旺所据之底木达。泽旺闭寨门不纳，遂由美卧沟窜入大金川。我军到底木达俘泽旺。而檄索诺木缚献僧格桑不应。

至此赞拉土司全境陷落。

乾隆命大军继续向大金川进兵。最后，这场战争是以大清王朝的胜利而告结束，而我们能检索的资料都是胜利者的记录，如果能看到失败者一方的记录与反应，应该是一件更有兴味的事情，但是，这一切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假想。也许，这一切会有实现的一天也未可知，我们期待着地方史专家们能发掘出一些更翔实更感性的资料。

我们永远期待着。而现在的现实是，当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时，很多过去的藏族地名都被一些新的汉语的地名所代替了。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大金川战事结束。

乾隆四十一年一月，乾隆皇帝下旨，小金境内的赞拉土司与大金川境内促浸土司被永久废除，大金川土司领地设阿尔古厅，小金川境内设美诺厅。

小金川境内的美诺厅下设八角、汗牛、别思满和宅垄屯。传说两金川战事结束后，两地境内仅剩下万余嘉绒藏民，且多为妇孺老幼。但是，有前述两番战事在前，清王朝认为前车之鉴未远，便将这剩余人口大部分赏赐给随从征战有功的各路土司。剩下的部分妇孺，自然随战胜后留守屯田的汉族兵丁成为番妇了。这部分人在气候温和宜于垦殖的大小金川河谷生殖繁衍，产生出一种混合了藏汉血缘与文化因子的粗犷而又顽强的文化带。

血缘与族别

在写作此书期间，我在西南民族学院检索到一段资料，是20世纪50年代初对小金县结思乡的一项社会调查，署名是四川民族调查组。结思乡是改土设屯后别思满屯的一部分。其中一项人口统计很有意思，就是汉族人口已经占到一个相当的比例。我没时间也没有必要和权力去现在的结思乡查阅户籍档案，但根据我在家乡三十多年的所见所闻，敢肯定，现在这个乡的户籍上，汉族与藏族的人口比例要低于近五十年前的那次调査。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人人都会说，这些年来，汉族在这些地区的比例巳经有了相当部分的增加。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局面出现呢，原因非常简单。在解放以前，作为一个藏族人，在一个汉文化占主流的社会里是受到严重歧视的。

解放后，有了行之有效的一套少数民族政策，特别是考虑到在升学与干部提拔上的一些照顾性指标，很多人可能从汉族人摇身一变，又成了藏族人。

本来，两金川战役结束后，那些屯兵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第一批后代时，其血缘就混杂不清了。所以，这片土地上新的一代人在选择族别时，当然有理由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来确认遥远生命源头的某种血缘了。

血缘问题，在这些汉藏交界的地区，对许许多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

所以，即或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宣称自己是这种民族或者那种民族也是一个看起来匪夷所思，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想讲讲我自己的故事。

我是一个回族与藏族的混血儿，所以选择了藏族作为自己的族别，仅仅是因为，从小在藏族地区长大，生活习惯最终决定了我自己在血缘上的认同感。

在我成长就学的年代，恰恰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藏区的藏文教育在学校里被彻底取消。于是，我就在一个藏族地区上汉文学校。先后的两个小学老师，都是出身于四川内地乡村的师范毕业生。特别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张玉明，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是我母亲的老师了。

后来，我也上了师范学校，成为一个教授汉语文与历史的中学教师。在我最后任教的那所中学，我娶了一个教英语的汉族人做我的妻子。两年后，儿子出生，我在公安局为他报户籍时，族别报了汉族。

我并不以我的族别为耻，但在为儿子选择族别时的想法却很简单，他完全在一个汉语环境里长大，将来也不可能因为血缘上的原因回到保持藏族文化与藏族生活习俗最完整的乡村里去。所以，我为他报了一个汉族的族别。

但是，这个做法受到绝大部分人，甚至包括我的汉族妻子的反对。

这个错误做法我一直坚持了11年。直到我要离开家乡，去到四川省会工作时，才下决心把这个决定当成一个错误来加以更改。因为儿子将随我到一个差不多全部是汉族同学的学校里就学。我决定更改族别而让他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记住自己的血缘，因为在我们夫妻和他共同设计的未来道路时，已经没有多大可能使他还会跟他父亲出生的乡土背景有更多的关联。

所以，唯有族别可以让他记住他的生命所来的地方。

记住他生命水源中一支特别的源头。

结果，我到公安局去履行这个我认为非常简单的手续的时候，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虽然履行这个手续的年轻的户籍警察曾是我与妻子共同的学生，但她必须根据文件来办事。这份有关族别的文件是由中央某个部门下发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去找在该县任县长的朋友。

县长是小金川土著，回族，可以肯定其祖先是在乾隆平定大小金川以后才作为移民进人的。而回族进人嘉绒藏区大半与商业有关。周县长叫办公室给我出一纸证明，证明我儿子可以从父亲的血缘更改为藏族。

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本县干部，要求更改一家两口的族别。他们是要从藏族改到汉族。原因与我一样，也是因为要调动到内地工作了，但我们的更改是相反的方向。不用开口，人人都懂得这人如此行事的原因，但真正是藏族血统的办公室主任偏偏明知故问。

于是，对方回答说，他夫妻俩都是汉族，但是，在藏区工作，考虑到子女受到的教育也是相对低质量的教育，所以，报一个藏族，将来高考升学时，分数上享受些照顾才不至于过分吃亏。现在，他们往内调了，如果带着这个族别出去，会叫人看不起。

那一天，从县政府开出的证明，轻而易举地就改变了三个人的族别，背景都是一样的。而且，从开证明的人，到要求开具证明的人，谁都没有错误。

讲述这个故事，无非是想说，一些文化上的变化，文化上的认同感，远非是纯生物意义上的血缘问题那么简单。当我们宏观上无法对此变化进行把握的时候，我想倒不如把这样的细节呈现给读者，让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对一个地区，对一个民族，对一种文化的衰变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我相信，我们的读者尚未失去这种能力。

在很多与青藏高原有关的书籍中，在很多与青藏高原上生活的藏族人生活有关的书籍中，有一种十分简单化的倾向。好像是一到了青藏高原，一到了这样一种特别的文化风景中，任何事物的判断都变得非常简单。不是好，就是坏，不是文明，就是野蛮。更为可怕的是，乡野里的文化，都变成了一种现代都市生活的道德比照。

乡野的生活并不是香格里拉的天堂。青藏高原边缘这些步步升高的大地的阶梯上，也有很多的痛苦。只不过，蒙昧太久的人民尚未学会用自己的声音来进行表达！

人们啊，我们要警惕！警惕我们自己的内心与双眼！

过去的桥与今天的路

我离开小金县城继续在赞拉大地上旅行。

每一处，每一天，我的旅行都在重复过去旅行的记忆。而这一次在北京签下了这本名叫《大地的阶梯》的书的合约后，我就决定还要重新漫游因为那么多凶神般大山而被称为赞拉的这片山地。

上路时的感觉还跟当年在丹巴县城写下《野人》时的感觉一模一样。正好长江文艺出版社寄来了我的第二本集《月光里的银匠》。我在路上重读《野人》，并抄下这些段落。纵然十年过去了，但在路上的感动与激越还是与当年一模一样：

当眼光顺着地图上表示河流的蓝色曲线蜿蜒向北，向大渡河的中上游地区，就已经感觉到大山的阴影中凉风习习，就这样，已经有了上路的感觉，在路上行走的感觉。

就这样，就已经看到自己穿行于群山巨大的阴影与明丽的阳光中间，经过许多地方，路不断伸展。我看到人们的服饰、肤色、口音和精神状态在不知不觉间产生种种变化，于是，一种投身于人生，投身于广阔大地，投身于艺术的豪迈感情油然而生。

不过，这次我大多数时间是在车上，到达小金县城，我才弃车步行。我所以采用这种方式，只是想补上一些空白的段落，一些在过去的旅行中曾忽略的段落。

北出小金县城两公里，小金川主流上几道铁索飞架，当地人称此桥为猛固桥。其实，要把这种桥称为铁索桥是不那么准确的，这叫我们想起现代那种机制的钢索桥。

准确地说，这种桥应该叫做铁链桥。

每一根铁链都是一锤一棰由过去的无名铁匠煅打而成。据说，那时的铁匠炉就设在桥头上。一座座红红的炉火，一个又一个明亮的铁砧，一双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把一块块顽铁变成一环又一环的铁扣，然后，再环环相扣，紧紧相握，这才组成一根横跨在湍急河流上的铁链。

猛固桥由五根这样的铁链组成。

三根是桥面，两根是桥的护栏。

这种构造的铁链桥，在大渡河流域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的出现，是人人都从影视里面看到过的泸定桥，然后是小金县城下的三关桥。加上这座桥，我已经看到过三座同样构造，只是大小不一的桥了。

前两座桥至今都在使用，所以，不但桥面上铺着桥板，桥的两头还带着高高的门楼。只有猛固桥，已经没有了任何一点附属建筑，但那气势与当地人所起的名字非常相称，只要有人在上面铺上桥板，在上面行走，我想不会让人产生丝毫安全上的担心。只是，永远也不会有人在那环环相扣、有力扭结的铁链上铺上木板了。因为一个时代过去了，与那个时代相伴的驿道也早已没人了荒草与流沙。就在横空的铁索下面，一道毫不起眼的水泥拱桥把两岸的公路连接起来了。

过了这座桥，沿小金川主流北上，正是红军当年长征的路线。当年朱毛率领红军由此北上，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到达今天马尔康境内的卓克基土司辖地，休整一段时间后继续北上。

但是，我此行是为了寻访小金境内另一土司沃日土司故地，所以，不过这座桥，顺至四姑娘山的公路沿达维河东去。

这条公路到达四姑娘山脚下，从日隆镇上作为岷江与小金11分水岭的巴郎山，出卧龙自然保护区，在映秀与国道213线汇合，再经几十公里，便与岷江一起冲出大山的屏障，到达利用岷江的雪山之水受益了差不多整个四川盆地的都江堰。

都江堰到成都仅五十余公里。

但我不需要走这么长远的路，我只要走到两天路程之外的在达维，看看建在河岸台地上的沃日土司官寨。

20世纪80年代中有两三次经过这个地区，但是，那时我还没有对土司的历史产生特别的兴趣。所以，那座正在倾颓中的建筑只是一种一晃而过的风景，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等到对土司时代的一切有了一些特别的兴趣时，却总是阴差阳错地与之擦肩而过。

1991年，我从上海回马尔康。当年气候反常，四处暴雨成灾。从成都出发，惯常回马尔康的路线被多处塌方阻断，交通阻绝。一路上只看到武警战士背负着高考试卷冒险涉过一道又一道泥石流，徒步向前。我们一队小汽车转而从卧龙保护区翻巴郎山，想从猛古桥从小金到马尔康。结果，翻过巴郎山又遇到泥石流，半夜到达日隆镇上，在一个饭馆里狼吞虎咽一顿以后，看见天上乌云翻滚，害怕又一场泥石流下来，给阻在半路。大家一商量，又决定继续上路。一队小车出发，我搭乘州电视台的车，和任台长的同学同行。这一路，我们的车换到前头打了头阵。车开出日隆十多公里，就听到被雨淋得松软的山坡上，巨雷滚动般的声音。车子还未停稳，先是听见车内同行的小姐们一声尖叫，然后，车灯照着几块比我们的越野车还大的巨石滚到了公路中央。

车队在黑暗中也不敢贸然后退，司机都把油门吊在听到发动机声的位置上，全体人员都竖起耳朵谪听山上的动静。但只见黑黝黝的山崖，耸立在铁灰色的天幕下；而在路基外面，几株纤细的树影下，传来洪水在河道里肆意冲击的轰隆声。从河水的声音还可以听出来，这段路基很高很高。

我大着胆子走到刚从山体中滑落下来的巨石面前。我用手电照着，司机用一段树枝比量了剩下的路面，又回去慎重地比了车身，吐了口气说：“刚好车身那么宽，试一试，过吧。”

我听见他在深深地吸气，给自己壮胆。

司机把缩在车里的两位小姐赶下车来，我跟台长同学一人一支手电，趴在路基下面，为司机监视那不可靠的路基。我趴在地下的时候，不禁打起一阵寒战。不是因为半夜的阴冷与潮湿，而是因为路基下面的深不可测的深渊里，喧哗的水声带着泥腥气一阵阵升腾上来，一股股扑在背上。

越野吉普开过来了。

当两只前轮过去的时候，外侧松软的路基就开始下陷，我想我是用另一只手紧紧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而在黑暗中，我相信自己是看到台长同学眼里发出了惊骇的亮光。好在我们都是经过了一些这类险情的人，知道这时汽车只能前进，才可能侥幸脱险。停下，或者后退，都只能随正在塌陷下滑的路基一起，滑进深不见底的河道。

汽车两个后轮转过眼前的时间几乎是像一个人的一辈子那么漫长。反正从此以后，我再也没经历过如此漫长的煎熬与等待。当两个后轮在我的手电光里缓缓转过时，外侧的轮子已经完全悬空了。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的身子也正随着路基一起下滑。

据司机说，我们两个人同时疾呼：“加油啊！”

但我们都没有听见自己的喊声，却听到了汽车引擎发出的怒吼9车轮的旋转猛然加快了。汽车过去了！

我记不得自己当时怎么离开了下滑的路基，站在路面上来了。

身后的车队里发出了一阵欢呼。

我站在那里，任台长的同学过来，笑着说：“刚才你看我的眼光好亮啊！”

我说：“我怕你喊起来。”

“我也怕你喊起来。”

司机跳下车，从我手里夺过手电，照一下路基，看看车辙，一下软软地蹲在地上，半天没有出声。看到这种情形，后面的车队倒了车回日隆去了。一柱柱车灯越来越远，照亮的山体、岩石、树木也越来越模糊，最后，隐人群山的黑暗中，就像我们身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一样。

一切安静下来，河里的水声又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