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实上，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现象，古已有之。

诸侯称霸的社会有诸侯们的民主现象；皇权一统的社会有皇帝们的民主现象；推而论之，大约氏族时期，无论父系还是母系，也自有其民主现象吧？

在中国，后来被史家称为“帝”的尧、舜两位氏族首领，便在民主现象方面有过良好表现。也有史家认为，包括禹在内的“三帝”，并不真的存在。即或如此，假托的民主表现，也还是可以证明人类对于民主的早期想象。

尧是有后代的，却将帝位传给了深孚众望的舜，这不能不说是“天下为公”的做法。舜也是有儿子的，却将帝位传给了禹，而且禹还是遭罪诛之人的后代（传说禹的父亲因治水无果，被砍了头，很可能还是经舜批准的），这也不能不说是“天下为公”的典范。禹也是一心想要以尧、舜为榜样的。考查期满了的第一位接班人，不幸死在他的前边。而第二位接班人尚未来得及接他的班，他自己却猝死了。偏偏他的儿子又有野心，威胁合理的接班人不许接班；偏偏合理的接班人又怯懦，所以也就不敢相争，结果禹的儿子成为首领。成为首领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合理的接班人杀了。

“天下为公”的历史随之终结，“家天下”的历史随之开始。这一开始，也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古代人的权力崇拜，远比近当代人强烈得多。权力得来不易，家传才心安理得，自然视民主思想、民主言论为大逆不道。

周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分封有功者、立诸侯，起初也是想民主些，要求诸侯们每年年末到王朝所在地开一次会，互相交流统治的经验教训，很有点联邦的意思。这方式，也不能不承认是人类早期的民主现象。但是，又要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又要一国权力家传，永远姓周，这就特难。好景不长，周王朝也瓦解了，于是群雄争霸，烽烟四起。

孔子一生大愿是“克己复礼”，所要“复”的正是周朝那一种制度。也许在他想来，那是光复民主。所以他的学生子路倡导文明祭祀，不杀活牲，孔子的反应是很冷漠的。子路不解，质问他何以不热忱地支持自己，他则叹道：“唉，你眼里只看到了几头牲畜的可怜，我心里日夜思想的却是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周天朝的那种礼啊！”忧国忧民心境，令人感动。

假如孔子至今还活着，假如我们问他，周天朝那一套封建秩序和那封建民主，恢复了又怎样呢？您明明心里清楚，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啊！他肯定是答不上来的，或者他认为，世代君王都接受他的谆谆教诲，争做仁君，便可持续了吧？但我们清楚，那不过是他的天真理想。后来的君王们倒是都极敬起他的学说来了，但没几个真照他的教诲做仁君的，而是要求百姓照他的教诲做良民。

中国历史上的情形如此，外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就说英王乔治一世吧，统一了疆土之后，实行圆桌会议，十几位有功的骑士，不但可以与他平等似的围坐着共议国事，还可以那样子和他共饮共食，碰杯同歌。比起中国最开明的封建君王与大臣们的关系，也还是民主多了吧？但那又怎么样呢？乔治一世一死，儿子称君，十几位有功的骑士们，还不是一个个被杀害了吗？到了乔治八世，自己亦难逃身首两处的下场。

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仿佛也是很乐于实行民主的，有新思维的人都有几分可能被她宣入宫中，待之以礼，赐给爵位。连法国的伏尔泰也做过她的贵宾，并且写过锦绣文章，赞颂她的“与时俱进”。但法国一兴起真的民主革命来，远在俄国的她便视为洪水猛兽了。一听说路易十六被“公民议会”处以死刑，她立刻下令出兵，帮助法国保王派武装力量镇压革命，“替天行道”。

封建社会制度之下，民主从来都是现象，从来都是陪衬封建统治的“秀”。封建制度是绝不允许民主也制度化的。

（二）

但古罗马的情况却是那么例外。在人类的社会中，民主作为一种形式，最先出现在古罗马文学中。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一经从希腊神话中被移植到了罗马神话中，便发生了微妙的情节改变：

人类不堪神们不断升级的崇拜指示和祭祀要求，只得和神们进行迫不得已的谈判。

要进行谈判就得有谈判代表，普罗米修斯成为人类公推的谈判代表。他的谈判条件只有两条——人类愿意对神们保持崇拜和敬畏，也愿意因而履行祭祀的义务；但神们不能对人类施加太多太高的要求，使崇拜和敬畏成为人类的精神负担和压力；并且神们也当集体自律，还应将人类最需要的火无条件地给予人类。

这是人类公推的代表，首次向神权理直气壮地提出人权诉求的文学记载，可视为人权最早的“白皮书”，当然也可视为人类最早的民主思想的萌芽。

可能正因为这种最早的民主思想形成于罗马，后来在古罗马出现了“元老院制”。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是罗马人首先在自己的古国里将民主制度化了。

细想想，令我们后人难免困惑——当时的罗马，其实还是一个兼有显著的奴隶制特征的封建制古国，怎么就会产生了“元老院”那么一种特现代的民主形式呢？

民主现象是一回事，民主制度是另一回事。民主只有制度化了，才进而合法化了；只有合法化了，人民才能变为公民，才能拥有公民的公权力。

由于有了元老院，古罗马才废除了帝王制，改为保民官制。恺撒起初只不过是保民官。他这位“保民官”当多久，取决于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对他的政绩评估如何。倘若他当得不好，别人经由公选取代了他，便是既合理也合法的事了。当时一心想要取代他的，自然是另一位统率众兵的将军庞培。

元老院倒是使一个古国在民主方面制度化，但并不意味着这一个古国于是成为理想国了。最血腥、最野蛮、最残酷、最违背人性的事情依然发生在罗马，便是经常发生在角斗场里的事情；便是奴隶非人，奴隶主有权任意惩罚、买卖乃至杀死奴隶。而且在元老、贵族和保民官之间，权力争斗、尔虞我诈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暗杀手段也是家常便饭。

恺撒不甘于仅仅做“保民官”，打算称帝，结果被元老们所杀。对于恺撒，这是悲剧；而对于一个古国的民主制，却是迫不得已。

只要人类的历史仍处于封建制度的历史时期，民主即使制度化了，也无法保证国家的公权力不被权力欲极大的人个人化。

又比如拿破仑……

（三）

古罗马帝国后来形成了意大利公国。

由于这个公国曾有过以上历史经历，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发生在意大利实属必然。那时的意大利，资本主义已见端倪，资产阶级已经产生。

任何一个新阶级都必然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的阶级。资产阶级不屑于仅仅充当封建贵族阶级文化的“异己继承者”，对于劳动人民的大众文化又看不上眼，所以倍感文化饥渴。如果不能尽快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那么将不但在文化方面被封建贵族阶级所蔑视，也会被劳动人民所讥笑。这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的初衷。

只要有阶级存在，文艺就不但注定具有阶级的形式特征，也注定具有阶级的思想色彩。复兴来复兴去，不同于封建贵族阶级的文艺产生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也悄然形成。

像孔子“克己复礼”是由于有一个周天朝的“样板”存在过一样，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也是由于有一种古罗马的民主制曾存在过。

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一经形成，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随之发生。那一行动之目的在于颠覆帝制。肩负那一使命的群体叫“党”，具体说是“烧炭党”，因为他们经常装扮成贩卖炭的脚夫进行串联，凝聚力量。《牛氓》中的主人公亚瑟后来便是烧炭党人。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法尼娜·法尼尼》，内容写的便是一位意大利贵族小姐与一名青年烧炭党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司汤达曾作为法国的外派官员在意大利生活过多年。

文艺复兴的接力棒一经传到法国，于是演变为启蒙运动。资产阶级的革命随之在法国全面爆发。

民主是需要用血来换的。法国资产阶级流不起那么多血，便将平民阶级鼓动起来，和他们一起造反。平民阶级对于造反这类事一向很来劲，资产阶级反而被吓着了，就反戈，再与封建贵族阶级联合起来，镇压平民阶级的造反。封建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平民阶级，三方面都死人无数；三方面人的手上，都交错沾染了别的两方面的鲜血。比起来，平民阶级所流的血最多。

人类用血浇铸了一部《人权宣言》，它使人类的血总算没白流……

（四）

民主对于人类而言，只有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之后才牢固地确立了其文明意义。

封建的王朝统治最长的也不过两三百年，还要依赖封建专制的手段。其不可持续，已无需证明。

人类希望借民主政体，以使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最大程度地享有公民权——人权。这一种可能性，也已无需证明。

故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全人类的精神生命。在独裁的、专制的政体和泛民主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状态之间，民主的管理方式，无论对于哪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幸而人类已经进入了理性时期，较能够靠理性包容各种民主制度的差强人意之点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替封建帝王们所出的这一统治招数是最阴损的，也是今日之中国人最应予以唾弃的。

归根结底，民主乃是使一个国家在思想上别沉睡不醒的“脑白金”。近代的中国之所以长期落后而不自知，首先就是由于统治者的卑鄙，致使国人在思想上集体睡着了。所以我们这一头“东方睡狮”，当年被外国人用大炮来轰，起初却仍一眼开一眼闭，半醒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