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相真实因为对控构真实的艺术支持会获得权力对它经典地位的肯定和权力对其艺术成就的反支持。这其中张爱玲是不在其列的。在世相真实中，民间世相真实也大约得不到太多的偿还和贴补，而最得益于支持与补贴的，是那些社会世相真实的作家与作品。但民间世相真实的写作，因疏于社会世相真实的笔墨，更可以用于对民间世相的描写，因此更贴近于民间人和底层人的生存本相，无论美的或丑的，善的或恶的，都更易于接近或踏入生命真实的境层内，达到世相真实与生命真实的完美结合，获取世相与生命的双层认同，从而可以更牢靠、久远地进入经典的行列。如沈从文的《萧萧》、《丈夫》和《长河》，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和《红玫瑰与白玫瑰》等。

世相是中国传统中最庞大、强劲的一脉，仿佛《三言二拍》样让人喜爱和称颂，即便它不融入生命真实或不太多地融入生命真实的血肉，也依旧可以经典到让人们喜爱得倘若存有怀疑与不敬，就会招到群攻的可能性。如大家面对《受戒》和《大淖纪事》，估约就是这样的景况。而就我自己言，并不把这两篇看做它有多么伟大和了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其中确实未含太多生命的品质和血脉的流动感。实在说，它的确是太难得的两篇佳品与妙文，每每闲暇时，我也会忽然翻出这两篇默读几段，如品味忘在时间角落的酒。毕竟，“是语言的艺术”，这话太深入人心，又有太多的实践品。而这两篇又毫无疑问，在“语言艺术”上是有太多妙处可去圈点品咂的。然而说到底，世相不走入生命的真实与生命的真相，也就只能停留在流传和可供人品咂的箱柜里，而不会走入使人惊叹、愕然的伟大里。

在现代文学中，鲁迅是把世相带入并推进至生命真实的第一人。生命真实成为了世相的方向和境界，在鲁迅的笔下得到了完美的展示和抒写。因为生命真实而使鲁迅走入了伟大的行列。而生命真实与灵魂深度真实则不是存有网漏的孔眼，而是有着一条幽深的通道和秘径。单单是因为生命的真实，我们大约不会把鲁迅推高至“第一人”的座椅与高度，而鲁迅在写作中把生命真实朝向灵魂真实的引进与抵达，才是鲁迅作为“第一人”的鼎足和基座。

当从生命真实向灵魂深度真实抵进时，我们把鲁迅和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一个平面展桌上考查和比对，或者以的感受为灵魂之天平，把鲁迅中人物的灵魂（如《阿q正传》中的阿q）和《复活》中的玛丝洛娃，《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的灵魂都放在同一天平上，我们不得不说拉斯柯尔尼科夫、阿廖沙和玛丝洛娃，其中每一个灵魂的重量，都可能（仅是可能）把阿q灵魂所占有的那端天平压得或多或少地翘起来。所以，我们总是把这种比对放诸一边，少谈或不谈。再或不得不谈时，显出语言的谨慎与矜持。这说明了我们在现实主义写作中的自尊与虚荣，也说明了我们对鲁迅的诚敬与诚爱。其实，伟大的鲁迅是不会在意我们这种比对的，不会在意我们把他的灵魂和人物的灵魂都放在心灵感受的天平上，一如鲁迅当年不在意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大度和谦逊，可以让我们说出那样的话：在灵魂的深度真实上，有大灵魂，也有小灵魂。有的灵魂重，自然也会有些灵魂轻。宛若我们不愿认同鲁迅笔下的人物是小灵魂（如华老栓），我们不会否认玛丝洛娃、阿廖沙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是现实主义真实最高境界中的大灵魂。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曹雪芹）这两位作家虽然信仰不同，但都有一颗人世间最柔和、最善良、最仁慈的伟大心灵。这是任何知识体系都无法比拟的心灵。这两颗都是极为敏感，尤其是对人间苦难都极为敏感。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苦难抓住了灵魂，曹雪芹也被苦难抓住了灵魂。只是他们一个倾向于拥抱苦难，一个倾向于超越苦难。这两位天才的眼里都充满了眼泪，无论是感激的眼泪，还是伤感的眼泪，都是浓浓的大悲悯的爱的眼泪。他们两人造成了两座世界文学的高峰，风格不同，但都告诉我们：创造大文学作品，无论守持什么立场和“主义”，都应当拥有大爱与大悲悯精神。一切千古绝唱，首先是心灵情感深处大爱的绝响。（刘再复、刘剑梅：《共悟红楼》，第23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刘再复和女儿刘剑梅在这儿讨论的大爱，大约也就是灵魂的重量。是大灵魂与小灵魂的区别。但是，在我们迟来的现代文学中，鲁迅以他伟大的生命，已经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作家灵魂真实的写作，而我们已经大可不去苛求他什么灵魂深度和大灵魂与小灵魂的轻重了。

无论是控构真实，还是世相真实、生命真实或灵魂深度真实，在现实主义创作中都是不能排它而独立存在的。如果可以把控构真实从现实主义中剔除不谈，把世相经验真实、生命经验真实、灵魂深度真实作为递进的深度和高度的文学境层，它们彼此依靠、渗透和借鉴，但其作品表现出的真实境层的根本相貌是可以清晰区别的。一如世相真实很可能走入生命真实样，生命真实也很可能走进灵魂真实乃至灵魂的深度真实。就是在世相真实的作品中，也常常让我们体会到作家的笔，有意无意就穿越了生命的真实之层，抵达到了灵魂真实之境界，如沈从文和张爱玲的一些。但终归，我们还不能把那些与鲁迅的并论为它们是生命的真实或灵魂深度之真实。这如同我们不可以把鲁迅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笼统地并论为它们都写进了灵魂深度的真实里。在生命与灵魂的维度上，沈从文、萧红、张爱玲等与鲁迅是有着差别的。前者的彼此之间也是有着轻重深浅的，宛如契诃夫、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维度上的不同样。

然而，沈从文和张爱玲都在世相真实的现实主义创作中，为我们实践了从世相到生命再到灵魂的可能性。鲁迅、契诃夫、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司汤达等也都告诉我们，即便你如何地进行生命真实、灵魂真实的描摹与创作，也都离不开对世相的描摹与考察。有时候，愈是生命与灵魂，反需要更加的世相与世俗。这也就是真实互相的依赖和不可分割性。

7深层的现实主义道路可以走通吗

如同人的穿衣吃饭，任何国度、任何制度下的文学创作，都不可能摆脱现实主义的存在和影响。现实主义是现代主义绘画中的素描与写实，没有这写实之童功，就难有毕加索和现代画。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没有现实主义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所有的作家在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写作，人人都是现实主义，那不仅是不可思议的，而且一定是可怕的。

我们的写作，要面对两个背景：一是我们所处的后社会主义时期——这是不可更改的、甚至是无奈的，但却是必须去思考和面对的。二是现实主义在今天是跨过二十世纪的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在历史中是一段时间，在文学中是强大、复杂的文化，是写作决然不可忽略与佯装不知的文学背景。

一句话：二十一世纪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会是什么样？该是什么样？换言之，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主义能往深层探走下去吗？现实主义在今天究竟能走入哪个真实境层里？会在哪里停下来？

以现实主义的真实境层而论，我们不断地抱怨当代文学没有现代文学好，当代作家中没有鲁迅那样的大作家和沈从文那样独具特色的优秀作家和作品，这种比较和怨言，其实都是把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相比在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后却仍然以现实主义或传统现实主义之目光看待文学的结果与怨言。如果我们仍以现实主义的真实境层去比对文学的好坏，自然发现中国当代文学没有现代文学好，当代作家当然没有鲁迅和沈从文们伟大与可敬，因为当代作家太多的人把现实主义真实停留在控构真实和世相真实的层面上。前者空笔虚歌，颂尽长安；后者稳妥扎实，自成一体而经典。至于说，让现实主义作家抵达至鲁迅笔下的生命真实，我们忽略了今天现实主义作家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背景和作家个人积淀的文化心理，这是现实主义难以走入深层真实的两大障碍。

无论是前社会主义时期还是后社会主义时期，再或把文学划为前三十年或后三十年，它们相同的、不变的都是“社会主义”。而有社会主义就必然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真实的内核，自然也就是我们说的控构真实。不同的是前三十年只能有控构现实主义的存在，而不再有别的真实和文学。而后三十年，是必须有控构现实主义，也还可以有其他的真实和文学。让现实主义的真实穿越或逃离那种空置的真实，在今天并不为难事，而难的是作家本人的不甘与不愿。这缘于为控构真实而写作，已经成为作家生存繁华的必须。失去这样的写作，大批作家将失去一切。说投靠、献媚也好，装假、无奈也罢，当某种写作方式不成为生命而只成为生活时，人格就成了钱币。超越成了对基本人格的挑战。钱币与荣誉购买着作家的人格，这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一种。越是出卖人格，越发地得到金钱与荣誉。用最为通俗的话说：“没有人按着牛头去喝水。”是牛自己要走到河边湿脚畅饮的。但在这“没有”的背后，却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个手里有大把的金钱与荣誉，让作家看到那只手，就不得不朝那手靠过去。以前是这手把作家“抓”过去，今天是这只手把作家“招”过去，“吸”过去。当控构真实成为作家、权力和读者不约而同的共需后，其实也就成为了文学之“必然”。要求这样的作家放弃笔墨，唤回他的内心违背了牛要被人牵到河边饮水的生活之律，是一种大不必的事情，何况今天的文学完全可以有别样的写作和存在。

除却那“看不见的手”，而影响走入真实之深层的还有作家本人的心。是本人之内心。是内心之习惯的本能和设防。文学不可以简单提倡对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剖解。这种对抗的剖解，是意识形态的反面写作，是新的意识形态之写作。但必须要思考的是，现实主义倡议的人之社会人（非单个人），逃离开对社会的剖析，这个“人”就难以抵达至超越社会、政治的人性的之深之高，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人的深度灵魂时，并不逃离、也无法逃离俄罗斯在十九世纪的社会矛盾样。而我们几代作家在半个多世纪的现实主义创作中，所养成的被审查和自我审查，也早已成为不自觉的血液在作家的脉管中流动与潜伏，当我们提笔写作时，无论你承认与否，那种不自觉的自审意识，其实都在影响着现实主义创作对人性的深度开掘和生命真实的深层探进。

影响现实主义朝真实深层探进的第三障碍，是世相真实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经典的强大与说服力。鲁迅在他当年的写作是许可的，而在今天却是危险的。这种不言自明、尽人皆知的风险，让大多数作家和批评家看到了世相写作在现实主义中的广阔前景——在于传统，是亲切的继承；在于未来，是经典的可能；在于权力、读者和批评家，是相安无事、彼此接受的皆大欢喜。于是，世相现实主义，成了最有才华的现实主义作家最智慧和倾力、倾情之所在，也成了现实主义向深层真实探进的真正最大的障碍。正是在这个真实的境层上，现实主义的真实停止探求了，被阻割下来了。现实主义在这个境层上，筑起了停歇深进的堤坝。改变现实主义和翻越这一筑堤坝，竟成了这一写作前人早已越过而今却在此停滞的巨大门槛。

停滞源于控构与人格，源于权力之下积淀的自审心理，源于世相写作的稳妥与经典。但最终，这些都表现为作家向深层的生命真实与灵魂真实掘进时的能力与无奈。

不是不可能，而是无能力。

是无能力，更是不愿意。这才是今天现实主义写作向深层真实掘进停滞的根由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