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板垣动手前，土肥原贤二被调到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的位子上。这位板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来沈阳前，正在天津搞一个谋略，想把一些北洋系老人新手拉拢在一起，组个反蒋反张小团体，后来虽然没搞成，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学良的11万东北军精锐被调进了关内。九一八事变之后，土肥原得意地称：把东北军忽悠进关，是他的一个杰作。实际上，纯粹是瞎猫碰到死耗子，那时候他还不知道石原要闹事。

正在这时候，东京派人来了。

东京当然不是聋子，也不是傻子，从内阁到军部都密切关注着海那边的动向，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听说那里的年轻人要“闹一闹”的消息。首相若槻礼次郎在那嘀咕，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则直接在内阁会议上质询陆军大臣南次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6期，大分县人）：有这种事吗？

南次郎说：没，没。

南次郎当时认为，动武时机还没到。但对那边的情况他又不摸底，于是跑到陆军参谋本部，跟总长金谷范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5期，大分县人）商量对策。这两位大将都出身大分县，是老乡，在军中被称为“大分阀”。最后，两个人决定：叫建川美次过去看看，如果关东军在搞谋略，那么建川部长将担负着“劝阻”的任务。

建川？

对，一个长得像村长似的矮子（身高一米五左右），就是派中村去画地图的那位，他刚从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转到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一眼看上去，建川的外貌给人一种憨厚老实的印象，实际上此人有一套，外号“顾问”，因为做过最大的陆军小团体一夕会的指导。

建川借道朝鲜去中国，后来被认为是故意耽误时间，给关东军留出动手的机会。实际上，对日本军人来说，经朝鲜去中国是常见的，未必是建川通过路线来搞名堂。但这样讲，也并不是说建川这老小子就一点都不知道关东军参谋在搞的谋略，对这件事，首先他不反对，其次嘀咕其成功概率。

总之，1931年9月15日，建川“村长”从东京出发了。

建川离开东京前一天，日本陆军政变狂、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桥本欣五郎给石原、板垣连发三份急电，要他们提前动手。桥本此时已知道石原将在近期起事。

桥本饰了一个“友情出演”的角色。

后来，据花谷正“爆料”，说他们的行动计划，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同僚中，桥本欣五郎知道95%，建川美次和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福冈县人）知道90%，永田铁山知道85%，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山形县人）和陆军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冈山县人）知道50%。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一无所知。这是怎么算出来的，而且如此精确？显然，花谷正有些显摆自己主谋的位置了。

得到桥本的电报后，9月15日晚上，在沈阳特务机关，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召集花谷正、今田新太郎、三谷清、川岛正、小野正雄、儿岛正范、名仓梁共九人开会。这里的主人土肥原去哪了？在东京，正向军部报告“中村事件”的解决进度。事件发生后，处死中村的关玉衡团长被东北军藏了起来，日本方面的交涉一直没什么成效。

此时最心里打鼓的，倒是后来以自己参与事变为荣的花谷正，他说：要不先停下？

今田新太郎说：别呀！他嚷嚷绝不能就此罢手，必须在建川到来前动手。

石原不动声色，实际上也有一丝犹豫了。板垣突然没了主意。就这样，吵吵了一夜，也没拿出个统一意见。散会前，板垣叫住石原，问他到底准备怎么办。

石原说：如果必定成功，即使军部和内阁反对也没关系吧？

板垣说：那还是决定干是吧？

石原回了旅顺关东军司令部，他想了一路，到旅顺后，立即给板垣打电话，提前10天，9月18日夜动手！他说关东军司令部这边由他来摆平。然后他又给花谷、今田、川岛打电话，让他们一切听从板垣的调遣，石原叫花谷负责爆破铁路的任务，把今田和川岛分到他手下。

今田告诉川岛，选派得力人物担当爆破重任。爆破地点——柳条湖南满铁路段，距沈阳城外东北军北大营800米左右。川岛物色的人物是他的手下河本末守。

居然又姓河本。

1931年9月18日，最忙的是板垣，一方面担当着事变前线总指挥的角色，一方面还得接待快到沈阳的建川美次。

一大早，板垣去了本溪，把建川从本溪接到沈阳。这时已是傍晚。板垣作为关东军代表，在本溪见到建川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一切都没有问题！

这话很有学问，是满洲没问题，还是在满洲的行动没问题？

板垣让花谷把建川安排到日本人开的菊文酒馆，然后跑回特务机关。在那里，他开始以关东军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作战任务。很快，花谷就回到特务机关，建川“喝多”了。此时，旅顺的石原，陷入人生中第一次巨大的忐忑。

沈阳那边，天黑后，川岛带着他的中队向柳条湖方向疾进。

他在距爆炸点3里处的文官屯设立指挥所，随后把河本末守派了出去，后者带领7名士兵摸向柳条湖南满铁路段。这次爆破跟炸张作霖比，有个技术要求，因为石原后来补充了一个命令：爆破后，必须保证这段铁路还能顺利通过火车。石原担心一线的士兵真的把那段铁路炸飞。他想：如果真那样了，又是何苦？本来炸铁路就是找个借口，意思意思就行了，炸完了再修，那不是傻子么？

石原的计划“完美”了，“河本二世”有难度了。

河本末守估算半天，最后决定使用40小包黄色炸药。量不大。出发前，今田新太郎说，再加2包吧。

河本在铁轨边埋好炸药。他看表，指针指向1931年9月18日22点25分。后来，花谷正用“明月落入高粱地，疏星点点，长空欲坠”来形容此夜。

河本起爆了炸药。随后向文官屯的川岛中队、虎石台大队和沈阳特务机关同时发去电报，内容一样：“东北军炸毁柳条湖南满铁路，我中队为保路护侨，决定向敌人进攻！”

永田铁山帮忙提供的老炮发挥了作用，炮弹呼啸着飞往北大营。虽然不怎么准，但动静大。一阵炮击后，川岛正和今田新太郎拔出军刀，跳到最前面，指挥南满铁路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虎石台路段中队）的180名士兵，率先向北大营发起了进攻！

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今田还真有两下子，加完2包炸药后，量正好，把该段铁路枕木炸毁，铁轨只是轻微有点弯，所以20分钟后从长春那边开来的火车，在震动了一下后，仍安全地通过了柳条湖铁路。

得到爆破成功的消息后，坐镇沈阳特务机关的板垣和花谷立即向旅顺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东京的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去急电：

18日晚22时半许，暴戾之东北军在沈阳北大营以西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与我前来之一部发生冲突。据报告，沈阳独立守备第2大队正向现场出动。

随后又发出第二封电报：“北大营之东北军炸毁南满铁路，其兵力有三四个中队，随即逃入兵营。我虎石台中队晚11时过后正在与北大营之五六百敌军交战，并占领其一角。但敌军正在不断增加机枪和野炮。我中队正在进行苦战。野田中尉身负重伤！”

南次郎陆军大臣接到电报后，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事件到底还是发生了。

建川美次在哪儿？

他喝多了，正在菊文酒馆睡觉。他是真喝多了，还是假装喝多了，已经不重要了。历史现在已经把他忽略了，石原和板垣成了日本陆军真正的主角。

事变爆发前不久，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才赶回旅顺。

此前十来天，这位司令官一直视察南满铁路的日本驻军。他的参谋长三宅光治一字一句地念板垣发来的电文。关东军的参谋们都围在他身边。刚刚上任一个来月的本庄，有一种亲历改变日本命运的大事件的感觉。遗憾的是，整个计划他并不清楚。

还有别的对策吗？有人在本庄耳边说。他一看，是石原莞尔。

事变爆发时的关东军主力是多门二郎的仙台第2师团，师团司令部在辽阳，兵力分布在旅顺、沈阳、长春、公主岭、海城、铁岭、鞍山等地，实际兵力10，400余人。此外，在南满一带，有6个独立守备大队，接近5000人。加上宪兵、警察、在乡军人、武装侨民，总人数有20，000多人。

驻沈阳的，是这个师团的平田幸弘第29联队。

在板垣的调遣下，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长岛本正一率其他中队投入进攻北大营的战斗。这名一直不知道行动计划的大队长，还有点反应不过来。板垣又以关东军司令部名义，把守卫在铁岭的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调来，凌晨4点加入进攻。随后，又令平田联队进攻沈阳。

驻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7旅，但旅长王以哲没在营中，营地里的最高指挥者是该旅参谋长赵镇藩。遭到日军突袭后，赵镇藩急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问怎么办，打不打。

荣臻一个电话挂到北平，但没找到张学良。他给北大营的回复是：先别还手。

张学良当然没从人间蒸发，当今田新太郎和川岛正带着一百多日军打北大营时，他正在前门的戏院看梅兰芳演戏，后来总算被荣臻联系上了，张也慌神了，马上召集部下商量对策。

张学良得到的第一个信息是荣臻的“日军进攻北大营，怎么办”。日军当然不是冲着青菜去的（东北军在北大营种了很多菜），也不是要搞点营房住住。北大营放了一个旅，任务是卫戍沈阳，日军打北大营，最终目的当然是驱逐和消灭这里的东北军，然后占领沈阳。这是个简单的逻辑判断。

张学良能不能判断到这一步？

没法说他不能。那么好，日军要占领沈阳。到这里，事件的发展将会分岔：占领沈阳后，日本人只有两个选择：a就此打住，跟中国人谈判，解决“中村事件”等悬案，顺便提一些新条件，进一步获取权益；b是一个大行动的开始，打下沈阳后席卷东三省。

在这道单选题里，张学良选择了a。跟进对策是：按局部事件处理，以免给日本人扩大冲突的口实，也就是“不抵抗”。

张学良不知道的是，北大营外的日军士兵比他紧张多了。当时很多鬼子都抱着估计得战死的想法。因为他们才一个中队，180人满员，北大营可驻着东北军的一个旅，好几千人。所以，炮击后步兵跟进时，他们又喊又叫、又蹦又跳，自己给自己壮胆。但后来他们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天蒙蒙亮时，里面一个旅的东北军魔术般地消失了。

说得简单，做起来可难！上面叫不抵抗，但日本人正端着刺刀往里冲，等死么？要撤退，怎么撤？日本人的炮火在那了。东北军没办法，只能冒着日军的弹雨，推倒围墙撤走。那一夜，难死了中国人！

按石原的设想，关东军必将陷入苦战。即使顺利的话，占领沈阳，驱逐东北军，至少得用三天时间。令他没想到的是：当平田联队于19日上午10点开进沈阳时，距柳条湖爆炸12小时不到。

日军伤亡24人，东北军扔下200多具尸体，沈阳陷落了。

事变爆发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南京中山码头上了“永绥”号军舰，前往南昌督剿红军。9月19日，当蒋介石到达江西湖口时，在军舰上接到来自上海的急电，上海的消息不是来自沈阳，而是来自东京，说东北有变。

随后南京那边才接到张学良的电文，于是政府急电蒋介石，要求其回京商议对策。蒋介石从湖口赶到南昌后，随即又乘飞机返回南京。在南昌时，蒋介石给张学良发去电报：

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

九一八事变和“皇姑屯事件”一样，是关东军主谋下的擅自行动。事变爆发后转天，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向天皇抱怨：我手上既没有外务省的报告，也没有陆军省的报告。

至于军方那边，陆军大臣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顺坡下驴，既然关东军已经开启祸端，就先看看形势再说。

在关东军“激情邀请”下，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已派军队进入中国境内了。他的参谋神田正种果然发挥了作用。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后来在《“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中这样感慨：如果驻朝鲜日军不来增援，结局不过是重蹈昭和三年事变——“皇姑屯事件”的覆辙而已，不设法将其牵扯进来，一片苦心很可能化为泡影！

其实他多虑了。我们可以原谅张学良对风云突变的沈阳局势的误判，那么随后关东军进攻锦州时张的做法就叫人彻底无语了。事变后，张学良把辽宁省政府迁到锦州，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也挪到那里，把东北军主力近20万人都聚集在锦州周围。

1931年年底，关东军决定打锦州。说是打，其实步兵并没跟过来，只是派了飞机轰炸。关东军当时不没飞机嘛，这飞机哪来的？说起来令人苦笑：在沈阳缴获的。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有飞机300多架，都拱手送给了日本人。而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有多少架飞机呢？100多架。之所以先派飞机炸，是因为日本人也有点含糊：锦州有近20万东北军，他们关东军才多少人？沈阳的东北军没抵抗，锦州的大军呢？

关东军作出进军锦州的计划后，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连下了四道命令，让他们马上住手，别再妄动。军部对那里的局势完全没底，担心一旦张学良集结在锦州的大军抵抗起来，关东军那点人会被立即下了馄饨。但此时石原、板垣已完全靠赌了，把这四道命令扔到了一边。当然，这俩人把持下的关东军司令部也明白，在违令后，他们也就站到了悬崖边：除了取胜外，已没别的路可走。

这时候，全国都在看锦州。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孙科主政，蒋介石已引咎下野）明确下令，叫张学良指挥东北军进行抵抗，不得再放弃锦州。但结果是：关东军刚在锦州扔了几颗炸弹，张学良就决定一枪不打地放弃锦州，把近20万东北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张的理由是：缺少武器和中央的支持，不想作无谓的牺牲。

张学良没叫东北军还手，但他的手下，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还击了。1931年11月4日，在嫩江桥打响对日抗战第一枪。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很多人认为“不抵抗”是种策略，跟卖国什么的无关。因为如果真要打的话，这仗是打不赢的。中日的总体战力，日本强于中国不少，这没问题；但具体到九一八事变的情形，东北军要是抵抗了，就一定完败么？在沈阳之夜，当日本人用1905年的火炮轰击1931年的北大营时，其实你可以感到他们当时的处境有多糟。

锦州的情况更是如此。当时日本还没大打的准备，擅自行动的关东军一旦受挫，日中就得回到谈判桌上，如果那样的话，即使是最坏的结果，也未必是东三省全部沦陷。而锦州是张学良挽回沈阳误判的最好机会，但他却不想要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