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一生视汪精卫为宝贝的汪妻陈璧君，大吵大闹拿脑袋撞蒋介石。可怜的蒋委员长还真就说不清了。大家都出来照相，你为嘛不出来？再加上蒋汪两个人争斗了十来年……当然，如果稍微动一下脑子，你就没办法怀疑，因为即使是个傻瓜也不会作那样愚蠢的安排。但当时很多人不管这些，抓住风就是雨，后来的第二号和第三号汉奸陈公博和周佛海都肯定地说：这必定是蒋先生干的啊！就连李宗仁也从广西发电报过来问：委员长，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说说吧。

当时的蒋介石十分郁闷。他立即把陈立夫叫来，叫他限期破案。陈立夫、陈果夫是革命元老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对蒋介石又有知遇之恩。陈立夫召集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贵州安顺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戴笠（黄埔军校6期，浙江江山人）等人侦破此案。

虽然孙凤鸣死了，但由于几位高手同时出动，最后还是搞清楚了：孙凤鸣，1905年生，安徽滁州人，曾在第19路军干过，参加了1932年上海之战，刺杀与党内人士无关。拿到结果，蒋介石长出一口气。

孙凤鸣身中两弹，因临近心脏部位，转天就死了。即使不中弹，孙也活不久了。因为在出发前，他已服下两颗大烟泡。也就是说，他没想活着回来。

那个年代，各有各的悲壮。

汪精卫虽脑袋上、身上中了三弹，却侥幸活了过来，你说这跟谁讲理去？

汪精卫一生跟刺杀有缘。年少时，他作为刺客，赴京刺杀清朝摄政王，虽没成功，但却一举名满华夏，尤其是入狱的那两句名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让他一下子拥有了众多热血沸腾的“粉丝”。但后来，不知怎么着，他就从刺客变为被刺对象。不过，作为民国“四大美男”之首的汪精卫，命还真是大。除这次外，抗战爆发后广为人知的军统越南河内刺汪时，他又躲过一劫。当然，从那以后，他彻底走上不归路。

现在，望着主席台上的汪精卫，谁又能想到几百天后，他就成了汉奸的首席！“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的洒脱背影，最终化作一缕历史的黑烟！

扯远了，但也不远。

接着说谈话会。

紧接着，张群告诉大家，谈话会分四个组，围绕着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方面进行恳谈，南京的政府官员分散到各个小组，跟大家沟通有无。

分组讨论时，虽然很多人谈到七七事变，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所以还照样谈怎么进行国民教育、扩大新闻自由，乃至于制订宪法等问题。比如，上海来的代表就对北平的事不怎么关心，似乎习惯了中日间发生点冲突。

对于谈到北平局势的人来说，不外乎两种观点：一是当局部事件解决，二是准备即将到来的大战。

在谈到事变的人里，国家社会党总秘书张君劢第一个表了态。他对大家说：国社党在当年是秘密成立的，与国民党政见不同，对政府更是多有责难，但如今平案爆发，党派之争已退其次，最重要的是如何挽救民族之危亡。

上庐山的大学校长有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等人，大家认为危局之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一切纷争都可在这个原则下和解。

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提出问题：国难之际，无论是知识界，还是劳工大众，都会拥护政府抗日，但怎么把这种拥护组织成强大的力量，需要政府拿出具体的办法。

文的表态了，武的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两个副委员长，一是冯玉祥，二是阎锡山。阎没来，冯作为军界仅次于蒋介石的人，打开话匣子。

在此之前，冯玉祥（行伍出身，祖籍安徽巢湖，在河北保定长大）造了蒋介石好几次反，蒋冯大战、蒋冯阎大战等等，最后都被一一化解。1935年，冯、阎一起做了蒋介石的“副手”，实际上蒋从没把冯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冯最大的特点是嗓门高，别看是老粗出身，但擅长演讲，鼓动性还挺强；说到政治手段，就平平了，也很难说会打仗；在军中呢，喜欢搞家长制，虽然北方的将领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但最后对冯都不太信任了。但他资格老，在各方较量中往往会成为一个有用的棋子。

冯玉祥说了不少，总结起来是这么个意思：日本人不是东西，这话我早就说过，看见没有？果然又在北平闹事，亡我之心不死啊！有人说不能跟日本人打，因为打不过人家，我说一定得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嘛！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不能当投降派。

但慢着，文的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没说话。他就是胡适。胡的态度很微妙。在谈话会上，他对大家的力量凝聚到一起“深感欣慰”，并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支持政府积极地对抗日本，但又反对全面开战。认为一旦全面开战，中国此后的局势将不堪设想，多年来支撑起的“国体”将毁于一旦。胡适要求政府拿出最大的努力与耐心，跟日本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停战协定。

在会后，胡适还专门拜访了蒋介石。

随着日本调遣国内师团入侵中国，蒋介石的想法是：已不是中国想不想打的问题了。事变爆发后，从四川紧急返回南京的何应钦向庐山上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应对，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江苏吴县人）得到蒋的口风后电复何应钦：委员长的方针已经决定了。

1937年7月17日，谈话会继续在庐山进行。在这一天，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在这个声明里，他把很多真实想法都说出来了：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2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夜，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的军队无限制的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经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国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国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更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我们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蒋介石这个声明一出，庐山谈话会的调子就给定住了。

因为事态危急，所以蒋介石7月20日就下山返回南京应对局势去了，没参加接下来继续进行的谈话会。这一天，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也下了山。

国共谈判中，一度因改编后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领导权问题陷入僵局。最终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不再坚持向中共军队派出政训主任和师参谋长的要求，也就是说同意这支军队由中共独立领导和指挥。根据国共所达成的协议，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两党合作，一致抗日。

在北平南苑遭受日军最猛烈攻击时，庐山谈话会第二期开幕，参加第二期谈话会的主要是一些学界名流。第一期谈话会的人，有的下山了，有的还留在庐山。汪精卫、胡适、张伯苓、蒋梦麟等人还没走，继续参加第二期谈话会（按计划，举行三次谈话会，但因形势紧迫，第三次没举行）。

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浙江海宁人）参加了第二期谈话会。

现在，说起抗战，很多人都在谈蒋百里，因为他最先提到“持久战”。喜欢锦上添花是我们的毛病，所以在推崇蒋的文章里，不惜凭空杜撰，最有代表性的是，说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成绩优秀，跟其他中国留学生力压同期的松井石根、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本庄繁等人，夺了天皇所赐军刀，后来日本人觉得没面子，于是作弊把真崎等人往前塞，就这样越说越没边。

松井石根、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本庄繁是第几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9期，毕业年份是1897年。这一年蒋百里多大岁数呢？15岁（1882年出生），还在中国待着呢。至于夺天皇所赐军刀什么的，更不靠谱，因为天皇只赐给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学生军刀（前6名，所谓军刀组）。锦上添花不是这样添的。蒋百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没的说，但远不是野史疯传的第9期，而是第17期，这一期日本那边最有名的是东条英机。

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到欧洲第一强国德国学习军事，有了这样的经历，回国后当了中国陆军最高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后来又代理陆军大学的校长，从此子弟遍天下。

蒋百里属于职业军人，有着极其敏锐的判断力。举个例子：“一？二八”事变时，蒋百里正在上海，后来曹聚仁在《蒋百里评传》中这样回忆：

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2月1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开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2月5日早晨，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的兵力：4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5日可以投入战斗。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第一场反攻是从2月5日开始的。

1933年，蒋百里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转了一圈后，他就预言：未来几年内，中日间必有大战！回国后，他多次提醒蒋介石应该开始备战，随后以军事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参与国防计划的制订。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蒋百里提出“持久抵抗”的战略（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拖垮），认为中国肯定是有办法的。蒋百里又依据在日本的见闻以及多年来对日本民族、社会、政治、文化和军事的观察，写成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文章结尾处，将军这样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庐山，蒋百里在为军官训练团的学员们训话时，叫大家作好跟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

说起军官训练团，1937年夏天只办了2期，到8月底，学员们就提前毕业了，因为他们必须从庐山直接奔赴抗日战场。

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下，联想着那一个个下山的身影，总有一种令人难以说清楚的悲怆。那些影像重重叠叠，军、师一级的，有第26军军长孙连仲、第14军军长李默庵、第51师师长王耀武、第98师师长夏楚中、第11师师长彭善、第36师师长宋希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第2师师长郑洞国、装甲兵团司令杜聿明；旅、团一级的，有独立第20旅旅长钟松、第11师第66团团长胡琏、第51师第306团团长邱维达、第51师第153旅旅长李天霞、第98师第294旅旅长方靖、第29军219团团长吉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