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皱眉想了想，还是没有开口。

要说历史悠久，滨江公园比不过最初是私人园林，后来成为公众乐园，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山公园。要说大小，滨江公园也远远赶不上武昌磨山公园，它只是武汉大大小小几十个公园中的一个，只是因为临近江滩，被许多人熟知。

我爷爷也沉默了一会，他指着脚下的土地，缓缓说：“这里，就是这一连串事件开始的地方。”

那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那时的中国，处在巨大的矛盾之中。有人将其称为“十年浩劫”，也有人说那是绝无仅有的“赤红年代”。它的各种这样那样的运动，造成了许多令人痛惜的破坏，当时的一些年轻人，一生的命运波折，也因此而产生或改变。

我觉得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是对它的最好注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就在这矛盾重重的年代中，不少大项目在此期间上马建设，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对于当时的年轻人而言，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我爷爷也不例外，那时，他才三十多岁，正值年轻力强。

那个年代，许多传统以从来没有的强悍姿态，纷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祝融官这个群体，在那时候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北派祝融官就是在那时改头换面，甚至连公开的名称都几经改换，非常时刻变幻之快甚至让人难以记住，只好称之为“北方局”。

现在半独立状态的“东南局”，则是与当时还未回归的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友好国家关系紧密，通过灵活多变的策略保存下来。

南方的祝融官组织，也是受到不小的冲击。但南方离政治中心较远，祝融官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加入了各种群体，就像将一个个螺丝钉，塞进了某个大机器的一部分，但彼此之间，仍保持着联系。

我爷爷当时也被塞进了某个建设局，工作证上的职务，是工程师。

那时，工人仍然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儿，在劳动人民“工农兵”的排序里，工人是第一位，又被形象地称作“工老大”。而工程师又比一般的工人，福利待遇乃至地位都又好一点，又不像知识分子那样遭到各种误解，实在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将我爷爷塞进建设局的那位长辈，在这件事上是想得很清楚，也花了许多功夫的。到后来，我爷爷家的老宅子不仅保留了下来，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武汉话里的奶奶念老ie，第四声，字形应该是“女”字旁加一个“太”字，输入法里找不到，老奶奶也就是老ie，即曾祖母）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而且时不时还可以弄到一些粮食、肉券与从西方国家小量进口的糖果，给他的儿女们解解馋。要知道，那时候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很多东西都是凭票券兑换和购买的。

那位思维缜密的长辈，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后来果然身居高位，成了一个能书写进共和国发展史的人物，因为种种原因，我只能选择将他的名字略去。

总之，我爷爷调动到了某建设局里，改头换面，成了一名年轻的工程师。

在那个年代，工程师算是个相对来说非常冷静的群体。他们对政治不敏感，为人处世也大多由实际出发，除了一些拼命想往上爬的官迷，大多还是很务实的，对很多东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句话说，就是不影响建设的，很难引起他们的狂热。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若是有能让自己贡献光热的大项目，地球人都无法阻止他们。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是各种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就在我们今天脚下的汉口滨江公园，就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武斗，甚至引起了高层的干涉。这件事情与我们的故事没有太大关系，暂且按下不说，家里有武汉地区长辈又十分好奇的，可以去打听一下。

七十年代初，长江流域上马了一个大项目，由于牵涉众多，请原谅我无法直接说出它的名字，但有心人应该很容易查到。

这个项目调动了国家很多资源，可以说整个南方的资源，大部分都集中于此，连以前很少有项目合作的几个建设局的下属单位，也纷纷被调动过来。每个建设局都派出了自己的精英人马，暗中较劲。这是一种良性竞争，尤其是在那样的时代，年轻人的心中都燃烧着一团狂热的火焰，恨不得为国家的建设奉献全部，在这种竞争中，产生了许多工程奇迹。

现在看起来，那种激情中虽然也包含了一些其他的杂质，但年轻人对国家建设的热情，是无需怀疑的。

我爷爷那时候在某建设局武汉基地，当他收到这道命令，也是心潮澎湃，尤其是这个项目，还是在本省，怎能不叫一个壮怀激烈的年轻人摩拳擦掌？

命令是我爷爷的顶头上司点名发出的，此人姓方，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国字脸膛微红，肩宽体阔，声音洪亮，性格干脆果断又坚毅不折，当时在那个建设局担任二把手。

建国前，方副局在华北某部队担任机枪手，打日本鬼子时还是个娃娃兵，一只手被子弹打断过两根手指，只有三根手指。他人很勤奋，后来自学了许多水利工程方面的知识，从一个技术工一步步升上来，而且本人是个极端的务实派，所有工程师都很服他。

我爷爷也不例外，接到他的命令，更是惊喜万分，在现在我们坐的滨江公园来回奔跑了好几回，跑得气喘吁吁。

我爷爷说起这些事情时，眼睛里闪出我从未见过的炽热光芒，青春的闪光，在他的眉眼间中一再重现，随即又黯淡下去，被充满忧伤的感怀所取代。

后来他也因为这个项目，遇到了许多相交一生的朋友，以及交战终生的敌人。

我爷爷在河堤上没命地疯跑，一个坐在河堤上的年轻人对他扔来了一块小石头，打在他脚边的地上：“干嘛呢，这么兴奋？”

我爷爷停下来，一双闪亮有神的眼睛正看着他，眼神清澈，没有恶意。

我爷爷不介意与陌生人分享一下心中的欣喜，大声将这好消息告诉了对方。那眼睛的主人跟他差不多年岁，只是举手投足之间，多出了不少淡定。他从河堤上站起来，随意掸了掸裤子上的灰尘，对我爷爷伸出手来。

“我也才接到命令，正好一起去报到。”

我爷爷有些愕然地看着面前的年轻人，他相貌很普通，只是眼睛异常有神，有种年轻人特有的放纵不羁。惊愕很快转化为惊喜，我爷爷也没想到，他就在这里遇到了第一个同志，而且年龄和自己差不多。

那是我爷爷第一次遇到程克武的情景。

说到这里，我爷爷沉默了足有五分钟。

“克文的克，要武的武，程克武。”程克武就是这么介绍自己名字的。它当然是个改头换面的名字，在那个年代，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如果翻阅那时候的户籍记录，就会发现，人们的名字空前相似，都打上了时代的鲜明烙印。

很快，我爷爷与程克武都登上了火车，甚至来不及也不需要收拾多少行李，只是带去了一些重要的资料。上面放下来话说了，一切东西都为他们准备好了，我爷爷到了那里才知道果然如此，而且给他们的条件比他想象的要好很多。

工程师宿舍二人一间，窗子前有一个可供两人使用的小写字台，两旁有可以放书的书柜。一个小厨房能让他们做点简单的饭菜，甚至有独立的卫生间可以用来冲澡。这种现在看起来不怎么样的条件，在当时的工地上足称得上是奢侈。

我爷爷是方副局钦点的年轻工程师，但他知道，其实在水利建设这一块上，自己并不是最专业的。方副局对他的器重，是因为他能解决，也解决过许多实际的问题，不管他用的是那个传说中的“祝融官”还是别的什么方法，总之他做到了。

务实的方副局，从来只在乎结果。

而这程克武，虽然不知是什么来头，但我爷爷打听到，他竟然也是方副局点名的，而且是动用了自己的资源，从兄弟单位那抢过来的，对他就更抱着一层好奇了。

我爷爷毫不意外地与程克武分到了一个寝室，后来他发现，那是他们两人默契地同时向上面申请的结果。

虽然工程人员众多，但因为工期重大，时间绝不会短。不出意外的话，在这段时间里，他与程克武将会朝夕相处，直到工程结束。

不过两个年轻人并未产生什么异议，他们年岁相近，志趣相投，无话不谈，谈到兴处，还拿出配额不多的二锅头来把酒言欢。程克武还拉得一手好手风琴，当他们拉起手风琴，唱起那些不让传唱却屡禁不止的外乡民谣时，又时悲时喜，沉浸其中。

虽然工作辛苦，但比起社会的动荡不定，长江上的大工地，反倒是一个世外桃源。

只是后来发生的事件，将两个年轻人都卷入了重重漩涡，直至我爷爷回忆起这一切，还会叹息良久，眼睛上好像蒙着一层灰蒙蒙的雾气。低沉的话语，又将我带回了四十四年前的夏天，那个横跨长江两岸的巨大工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