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农民又起义了

正德十一年九月，由兵部尚书王琼推荐，明廷将王阳明从南京鸿胪寺卿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

南：江西南安府。

赣：江西赣州府。

汀：福建汀州府。

漳：福建漳州府。

然后还包括湖广的郴州府和广东的韶州府等地。

我查了查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发现将这些地方连接起来，所辖范围着实不小，比单独一个福建或者江西都要大不少。

为什么？

不为什么，因为周围的省份都不想要这块地，于是这片区域就被直接踢出了各省的版图，重新成立了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叫南赣巡抚。

正德年间的文官，如果跟谁有仇，就会诅咒他被调去当南赣巡抚。

这块地方基本是山区，油水是没有的，乱民是很多的，治安是极差的。

山民聚众抢劫在当地属于常态，偶尔集合起来攻占个把县衙你也不要大惊小怪——至少巡抚衙门还是比较安全的。

按理说此地经济落后，男盗女娼，整个一现实版恶人谷，民众应当避之不及才是，怎么动静反倒越闹越大了？

事实的真相很残酷：正因为避之不及，所以留下来的都是精华。

经过无数次的大浪淘沙，七位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同志终于闪亮登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谢志珊，蓝天凤，陈曰能，地盘江西。

池仲容，高仲仁，地盘广东。

龚福全，地盘湖广。

詹师富，地盘福建。

这些人里，个别已经称王，即使没称的也高喊着“不纳粮”“不当差”的反动口号，得到了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广泛支持。这帮人凭借崇山峻岭，洞穴丛林的掩护，堵死个别山道，官军压根攻不进去，再加上各省互相推诿，最多赶走了事，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渐成燎原之势。放眼望去，赣南闽西大大小小一脉相连的山麓，千里皆乱。

官有清浊，民有顺刁，老戏新唱，农民造反。

于是一个疑问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持续了上千年，政权换了一茬又一茬，记载治乱兴衰的史书汗牛充栋，统治阶级当真麻木不仁到非要把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往死里剥削？

问题远非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通过遍览明朝各地方志、奏折以及《大明会典》，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明代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第二，明代的税收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减少；

农业税低到什么程度呢？全国平均税率不超过百分之十。

这确乎委实是低到一定境界了。

更恶劣的是，即使这么低的税赋，还是有人一门心思地逃税漏税，而且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摸索，将逃税这一伟大事业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艺术层面，并总结出多套专业术语，比如飞洒、诡寄、虚冒，具体内容，可以参考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记载。

即使抛开这些人为的因素，单就税制的设计便足以使明廷抓狂。经济学中有个“拉伐曲线”，它反映了一条规律：降低税率实际上会增加税收收入。这是因为民众会对税收政策的刺激作出反应，高税率会使其丧失劳动的积极性而情愿享受闲暇，反之亦然。

再比如，纳税理论中有一条“纵向平等”的指导思想，它主张支付能力高的纳税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这听起来似乎天经地义、自然而然，没有比这再正确的了。不过落实到实际操作中，你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比如你认为对昂贵皮衣应该征收很高的税，因为买皮衣的都是富人啊，不宰白不宰。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富人又不是脑残，而且现实生活中那种越富越抠的人并不少见，一旦他们开始觉得买皮衣变得不那么划算，就会很轻易地用其他奢侈品来替代皮衣。最终，高昂的皮衣税减少了皮衣的销售，负担落在了皮衣制造商头上，制造商又将其转嫁到制造工人头上，或者克扣工资，或者直接裁员，原本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反而导致穷人更穷。

这么看来，明朝的普遍低税政策不是挺好的吗，藏富于民，和谐稳定？

这个问题可以用当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句话来分析：天下财富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

资源是有限的，分配方式是多样的，有人happy自然就有人unhappy。

最不爽的自然是文官集团，想想也是，人十年寒窗，悬梁刺股，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对月长叹，把别人泡美眉、打网游的时间都投入到对圣人经典的咬文嚼字、穷思冥想之中，不就图个一朝为官，享受人生吗？结果朱重八太不地道了，定了个奇低无比的工资标准恶心人，上传到网上去都没人信，还被骂为五毛党，天理何在？

问题是到底低到了什么程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感慨，“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只是一个定性的结论，如果要做定量分析，我们可以八卦一下海瑞同志的私生活。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时，实际领到手的工资是12石大米，27两银子和360贯钞，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这点俸禄刚够养活6个人，而海瑞一大家子加上仆从，衙门里需要赏赐的小吏又何止区区六人？何况海瑞是回民，不吃猪肉，又喜欢自己种菜吃，极少应酬，生活方式比较自虐，非常人可比，都过得捉襟见肘，其他官员，如之奈何？

如果中国式的大家族观念弱化一些，每个官员只需赡养二老及其妻子，而没有那么多攀附其上的混吃阶层，情况还能好些。

可惜没有如果，文官集团的突围变成了老百姓的灾难，一套潜伏于国家正式财政制度之下的“亚财政”开始大行其道，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遍地开花。

那么不收行不行呢？不行。知县不收无以进知府，知府不收无以进藩司，藩司不收无以进巡抚，巡抚不收无以进京官，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此风一开，便不可止，只能愈演愈烈，成为大明朝无法根除的一个痼疾，只等爆发之日的到来。

不用等太久，说来就来。

41二王pk

由于明朝实行军屯制，武官世袭，承平日久毫无战斗力，能打的没几个，因此不得不倚仗文官来领兵。

文官带兵怕就怕纸上谈兵，懂兵法而不懂实战，酿成袁崇焕式的悲剧。事实上兵部上下那么多官员里，长期以来最不缺的就是高谈阔论之徒，这帮人天天盼着打仗，聚在一起个个都是战略家，但凡听到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戴好军事专家的面具，跳出来评头论足一番，这个认为中国可以说不，那个认为中国不高兴，好像全中国人民就他们几个醒着似的。

王琼作为兵部尚书，是个优秀的战略家，却也没有实战经验。不过没关系，王琼当过吏部侍郎，眼光是很毒的，看人是很准的，他注意到了王阳明。

虽说都姓王，但这俩人之前的生活轨迹几乎没有交集。王琼是个低调务实之人，靠长期治理漕河取得成绩升任河南布政史、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吏部侍郎，直至兵部尚书。可以说一路走来凭的都是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典型的工科男。

工科男王琼之所以会青睐文科男王阳明因为两件事：

一，王阳明十三岁就单枪匹马跑到居庸关，并射箭赶走了蒙古人；

二，王阳明喜欢钻研兵法，经常以果品盘碟布阵，督造王越墓时以兵法节制民工。

这就ok了？是的，这就ok了。

这两点至少说明了他有胆识，有追求，有准备，有意愿，这就够了。至于到底能打不能打，打之前谁也不知道，就跟你很难从外表上判断一个女人是处女还是非处一样，只有去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兵道即诡道，讲究不按常理出牌，王阳明没有大多数文官身上那种迂腐之气，这也是被王琼注意到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意到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半个月后吏部收到一封《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

王阳明要辞官。

理由上疏中写得明明白白：臣自幼失慈，鞠于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见为诀。去岁乞体，虽迫疾病，实亦因此。

明朝版《陈情表》。

阳明不是郭小抄，没有照搬《陈情表》，而是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振振有辞，让吏部的官员们再次领略了中国语言的魅力：臣才本庸劣，性复迂疏，兼以疾病多端，气体羸弱，待罪鸿胪闲散之地，犹惧不称；况兹巡抚重任，其将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

伏愿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轻，地方之重寄不可苟；体物情之有短长，悯凡愚之所不逮；别选贤能，委以兹任。悯臣之愚，不加谪逐，容令以鸿胪寺卿退归田里，以免负乖之诛。臣虽颠殒，敢忘衔结！

站在王阳明的立场上，南赣巡抚还不错，虽然苦点累点担风险，但总比在南京鸿胪寺卿任上混吃等死要好的多，既能满足他建功立业的欲望，也可向世人证明一下自己的学术主张。

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敌不过一条，仅此一条，便足以构成阳明拒绝的理由——今日之贼即昨日之同胞，磨刀霍霍向同胞，有悖我心之理。

不过，王琼看准了的目标是不会轻易撒手的，一场心战就此爆发。

一个月后，圣谕下达，催促王阳明赴任，阳明继续上疏请辞。

半个月后，兵部又下批文，语气颇重：地方有事，王守仁不许辞避迟误，钦此。

阳明再打太极。

徐爱有点看不下去了，劝阳明接旨。

王阳明犹豫了。

为了节省军饷，以往朝廷用于镇压南赣之乱的军队都是由广西、贵州等地少数民族的土司中选拔的狼兵。狼兵凶狠顽劣没人性，吃苦耐劳性价高，用起来很顺手，所以朝廷喜欢用，经常用。

于是当地民众出离愤怒了。

农民军落草为寇成了山贼，很快适应了山里的地理环境，并集体发扬游击战术，狼兵虽猛，不跟你正面交锋便是。因此，狼兵一到，山贼就潜伏不出，狼兵一走，又出来活动，气得狼兵七窍生烟，一腔怒火都发泄到当地良民身上，没剿着匪，便打家劫舍，搞得百姓怨声载道。

专制政府的死穴就在于其治下民众的情绪没有一个宣泄口。对民主政府而言，你不喜欢执政党没关系，下次投票选在野党总行了吧？而专制政府的执政党承担了民众所有的不满，发展到最后连某人家门口的路没修好他也要骂上政府两句，如何能够避免社会的动荡不安？

明廷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困境，老百姓的观念很朴素：作为政府，打劫是正常的，但趁火打劫就不好了。狼兵的所作所为就是趁火打劫，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纷纷投入山贼的怀抱，成为山贼的密探。这些人化妆成巡抚衙门门口的算命先生，卖水果的阿姨，更猖獗的直接打入政府内部，或为书吏，或为保安，全面监视官府的一举一动，及时汇报给山贼。

南赣的形势早已失控，阳明的内心纠结矛盾。

有犹豫就是有问题。问题在哪？

心与理终判为二，知与行不能合一。

心即是理没有错，但它需要“行”来检验。

要苍生还是要大义？这是一个问题。

ok，你可以说我要苍生，坚决不与人民为敌，不去南赣。

然而你不去，那里就是狼兵的天下。狼兵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一路烧杀抢掠便是，你一个撂挑子的行为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更多无辜百姓陷入水深火热。

怎么办？

那些彷徨踟蹰的岁月里，陪伴阳明的是徐爱和黄绾。

徐爱说，孔子也曾诛杀少正卯。

黄绾说，孟子云国人皆曰可杀则杀之。

难道王阳明不知道这些？

他当然知道，甚至知道的比翰林院那帮皓首穷经的学究们还多！

然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笑话，“心即理”早已悟透，不敢说老少咸闻，至少也是天下耸动，弟子影从，“未知”二字，从何谈起？！

从黄绾谈起。

黄同学从认识王阳明第一天起就对阳明心学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各种质疑，极端时甚至毫不客气地将之比作佛老，指责其教人避世。

黄绾不明白的是，王阳明欲矫程朱之枉，不得不过正，不得不用坚定不移的语气告诉世人：判断人生价值的标准不在外部世界，不在官职高低，权势大小，而在你的内心。心安自足，充实强大才是安身之本，成功之基。

然而，正是由于黄绾长年累月的找碴挑刺，才成就了一个完满的心学理论。

这个理论，直接颠覆了流行了数百年的程朱理学，使之再无藏身之处。

42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那点事儿

五百年前的湖南，那个喜爱莲花的周敦颐鼓捣出一本书——《太极图说》。

这本书根据《周易》的世界观，甩出一个词语——太极。此太极不是现在小区里老大爷打的那个太极，而是由无极衍生出来的一个东西。

无极也不是那个由馒头引发的血案，而是指代宇宙生成之前那种混沌无边的状态的一个名词。

周敦颐说，太极就是20版的无极，好比一款2d建模的电脑游戏要向3d转型了，开发系列中的一代过渡产品，有一些体验功能前瞻一下，吸引你的眼球。紧接着开天辟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

这是周敦颐对宇宙生成的基本认识，在他之前还有个人叫张载，此人提出一个观点叫“民胞物与”。这个观点很墨子，就是让你不分贵贱美丑，管她是林志玲还是芙蓉姐姐都要一视同仁，就像爱自己的手足一样去爱她们。且慢嘲笑张载迂腐，人家是有一套自洽的理论的，先抛出一个词儿“气”唬住你，然后解释说，气这个玩意儿是世界的本源，万物都源于气。人为万物中的一员，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是是相同的，所以要“视天下无一物非我”。

让周敦颐和张载这么一忽悠，宋儒中有些追求的人开始狂飙突进了，于是出现了两个猛人。

程颢和程颐。这俩兄弟是周敦颐的弟子，名声向来不好，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留下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脑残语录供人批判，还特喜欢装13，经常大雪天的让人在他们家门口罚站（程门立雪）。但此二人对理学的创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忽悠，甩词儿是必备的基本功，二程也不例外，直接甩出了“理”这张王牌。

据二程忽悠，理这个东西又称天理，为什么要加个天呢？因为要强调它是先于万物而存在的，天生就有的，雷都打不掉的。

于是张载从棺材里爬出来不满道：“靠，那老子的‘气’呢？将其置于何地？”

二程不紧不慢道：“你丫一边歇着去，听我继续来忽悠。你那套“气”的理论已经过时了，应该与时俱进改造一下。理是爸爸，气是儿子。由于龙生九种各个不同，儿子里面有有人才也有人渣，有自我奋斗的也有待业啃老的。终于有一天，爸爸一怒之下，把这帮儿子都赶出家门让他们自己去闯荡江湖，于是各种气就开始在天地之间游走，其中的败类浊气浸染于人心，就变成了人的私欲和邪念。为了改造大家的世界观，树立以“八荣八耻”为指导思想的良好社会风气，我们要存天理灭人欲，天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向外界格物穷理，赶走坏儿子，找到好爸爸，你就豁然贯通了。

没过多久，一个更猛的人跳了出来，此人吸纳整合了前几位大忽悠的思想，又旁收佛老，构建了一套完整而庞大的哲学体系。

朱熹。

朱熹说，太极是一切的源头。太极很淘气，有多动症，动来动去就衍生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分化为金木水火土五行，并进一步形成了春夏秋冬，天地万物。

然后太极又像孙悟空一样“拔毛分身”，分出无数个小太极附着在万物身上。

其实朱熹版的太极实质上就是“总理”，小太极就是“分理”。“总理”和“分理”其本质都是一样的。

“分理”散布于万物之中，“总理”囊括散布于万物之中的“分理”。

万物可以分别通过自己的“分理”呈现出一个“总理”，即呈现出一个太极。

这有点晕，不过没关系，朱熹知道你会晕，所以做了一个比喻——月印万川。

月亮只有一个，万川各不相同，却都能倒映出完整的那个月亮。

接着，朱熹开始一板一眼地给理下定义了：

1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出现的无色无味没有形状的东西。

2理是万事万物兴衰运行的总规律；

3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

而气呢，与理相对，有形有状，化为万物，比如美女佳肴，豪宅名车，挑拨你的情欲。

理就是道，气就是器。

ok，下面注意看这几条对应关系：

理——性——道心

气——情——人心

理跑到你的心上面就叫做性，性本善的性，用人话说就是“道心”。

气跑到你的心上面就叫做情，情欲的情，用人话说就是“人心”。

道心秉承天理，有仁义礼智信的特点；人心秉承形气之私的特点，饥食渴饮爱美女。朱熹并不否定人心，也承认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用他的话说就是道心需要人心来安顿，人心需要听命于道心。

道心与人心相互交织融为一体。比如范跑跑平时站在讲台上人模人样地传道授业，地震一来他还是得自己先跑；再比如有些美女年轻时以玩弄感情为乐，四处骗吃骗喝，等到有朝一日成了大龄剩女，还是愿意找个忠厚踏实，事业稳定的工科男嫁了好好过婚姻生活。

归根结底，万物的构造都离不开理和气。理是指导事物运行的规律，气是构成事物形态的材料。二者彼此相依，不可分离。

但是朱熹认为，人心有私欲，因此危险；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前者应当克制，而后者应当主动向外界求取。

当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最终的结果便是否定人心，肯定道心。

性统治了情，理主宰了心，人悲哀地沦落为理的载体，存在于世的意义与山川草木无异。说难听点，就是植物人儿。

于是，以陆九渊为首的，不愿被忽悠成植物人的反对者纷纷跳了出来。

一直反对到陈白沙，陈白沙收了个徒弟叫湛若水，湛若水有个铁哥们叫王阳明。

王阳明廓清了陆九渊以降所有朱熹反对者纷纷扰扰地观点，六个字解决问题：少废话，心即理。

43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

心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的主宰，安身立命的根据，衡量是非的标准，天地间诸事诸物，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皆不出于我心。

王阳明说，求之于心而非，虽其言出于孔子，也不敢以之为是；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出于庸常，也不敢以之为非。

而在朱熹看来，只能说“性即理”，至于心，因为它包含了“性”和“情”两部分，“情”就是情感和欲望，未必与天理和本性尽合，所以断不能说“心即是理”。

王阳明不听他唧唧歪歪，用一个公式解决问题：心性理良知。

恒等式，我给它取个名字叫“万能公式”。

万能公式中的性融合了情，王阳明没有将情一竿子打死，只说将情之过与偏（即欲）调整到合理的范围即可。

以后王阳明说的话里但凡出现“心”字，脑子里马上蹦出万能公式：心性理良知。

接着，王阳明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

意就是人的意识活动，具体怎么活动的，请参考意识流《追忆似水年华》《喧哗与躁动》《墙上的斑点》等，在此不再赘述。

意识一旦发动，必有所指，比如你感觉到渴了接下来的行为必然是去找水，五毛想多赚点钱给女朋友买戒指了接下来的行为必然是开动马甲四处发帖，这种“意”之所在，便叫做“物”。“物”指“事”（意用于事亲，则事亲为一物），即与意识相关的人事行为，而非其字面意思“物体”。

到此，由“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此心在物则为理”三大命题构成的“心即理”说圆满自洽。

心外无理：普遍规律只有与你的心灵融合才有意义，才能渗透到你的信念与情感，从而有效地影响你的行为，否则只是一种空疏的概念，束缚主体的桎梏。

心外无物（事）：心之发动处谓之意，即我们所说的“动心”。意不可能悬空，必有落实的对象，一切活动（事）都是意识参与的活动，因此，离开主体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如果只有这两个命题，自己玩自己的，那心学确实就和禅宗没有什么区别了。

最后一句才是重中之重。

此心在物（事）则为理：具体的理体现在心与外部世界所存在的关系中，脱离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理没有意义。

我承认王阳明虽然肯定“物即是事”，但他始终没有明确把实在的客观物体（山川草木）排除在心外无物这个命题的适用范围之外，这就不得不面临一个存在论的问题。

事实上，阳明压根就没有兴趣去讨论这个问题。我来替他回答：离开了主体，客观存在对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比如你凭什么把你扔东西的那个箱子叫做垃圾桶？人明明就是一长方体的铁皮。你凭什么认为粉笔只能用来写字？我一小学老师就从不板书，喜欢用粉笔砸人，在他看来粉笔就是提醒学生认真听课的工具。

要是看过《黑客帝国》《异次元骇客》等科幻电影，你就会明白，人类集体感知到的这个世界有可能只是一套制作精密的程序，你身在其中而不自知罢了。

罗素曾提出过一个关于时间的思想实验，问：你如何证明世界不是在五分钟之前被创造出来的？

当然你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证明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的时间至少已经绵延了五分钟，比如你拿出一支钢笔，说这是三天前你在中关村家乐福买的，而且你还保留了当时的小票，假如我不信的话，你可以带我去家乐福查找三天前的记录……但我可以说这支笔、这张小票、中关村和家乐福这些名词和实物以及你此刻对三天前的记忆（记忆本身是神经元的电流，在电影《移魂都市》《全面回忆》中，记忆已经成为一种试剂甚至商品，可以随心所欲地注射、更换）都和你的身体一样，是五分钟之前创造的。这样你就没办法再做进一步的反驳。哪怕做同位素放射性检测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射线、衰减甚至此刻地球上全部的物理化学知识也都是五分钟之前上帝创造好的。所以，罗素说，谁也证明不了。

再去看看窗外，是不是五味杂陈？

唯一靠谱的是回归内心。

这也是为什么人人都读孔子却人人无法成圣，人人都看巴菲特人人都成不了股神，人人都这个奶酪那个弱点的最后该是什么人你还是什么人。

外在之理包装得再炫目多彩，不经过与作者同样的心路历程，你永远不可能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孔子之前已经有人尊敬父母，爱戴兄弟了，这便是“心即理”的明证，而孔子的出现不过是对这些行为命名罢了（孝，悌）。

孔子可以告诉你怎么说怎么做，却无法告诉你这么说这么做的心理依据。

同“应该怎样”比起来，“为何这样，如何这样”更重要,更根本，这需要你自己到心上去求。

所以，日本籍明矾，明治维新领导人西乡隆胜就说：“读经宜以我之心读经之心，以经之心释我之心。”任何经典不过是对人心的记载，对它不应当做教条顶礼膜拜，而是取其有用者用之。

如果你足够刁钻，非要在存在论上驳倒我，非要将“存在即被感知”这一命题彻底粉碎，那我就费点神，再把薛定谔家的猫牵出来。

虐猫狂薛定谔闲来没事意淫的时候，构思了一套惨无猫道的装置。此装置安放在一个密封箱里，由原子激发。

箱子里还有一只可怜的猫和一个毒气瓶。

实验开始。每当原子衰变放出一个中子，它就会激发一串连锁反应，最终结果是打破那个毒气瓶。

事实很明显，如果原子衰变了，毒气瓶被打破，猫就会挂掉。如果原子没有衰变，那么猫就会好好活着。

该实验的结果：当我们没有观察时，那只猫是又死又活的。

如果把量子力学中这条“测不准原理”放大到宏观世界，那么不仅仅是猫，一切的一切，当我们不去观察时，都是处在不确定的叠加状态的。这是因为万物皆由原子组成，原子服从不确定性原理，万物亦无法逃脱此理。

你甚至可以极端地说：当我不观察时，月亮是不存在的。

这是因为月亮也是由微观粒子组成的，当你转过头去不看月亮，一大堆粒子就开始按照波函数弥散开去。于是，月亮的边缘开始显得模糊而不确定，它逐渐“融化”，变成概率波扩散到周围的空间里去。

一句话，当你不观察月亮时，它就会从确定的状态变成无数不确定的叠加。

44知行合一没商量

ok，回到最初，看这条对应关系。

心（良知）——意——物（事）。

对比心学和理学，心学的方向由心指向物，心驭万物，自尊无畏，使人始终对外部世界保持浓厚的兴趣和积极性；理学由物指向心，填鸭灌输，使人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黑白不分，丧失对社会家庭乃至自身的责任感，胆小怕事碌碌无为。

心（良知）主宰“意”，通过意识活动作用于“物”（事）。

由此引出了知与行的关系。

知就是良知，行就是实践。

王阳明说，良知有如下特点：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知是知非，戒慎恐惧，无间圣愚，古今相同。

于是刘瑾，焦芳，严嵩，魏忠贤等极品恶人开始抗议了：“既然良知浑然天成，你有我有大家有，我们一样也有，凭什么说我们是坏人，影响多不好！强烈要求修改《明史》。”

对此，我只想说，尔等是有良知，但尔等的良知已被私欲阻断，知与行割裂为二，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

关于知与行的问题，朱熹也谈过，朱熹认为知先行后，必先知道了方才能够去行。

于是问题来了，朱熹认为获取知的方法是格尽天下之物，这个难度有点大，人生苦短，恐怕有生之年我实现不了这个美好愿望了，没有知也就不用去行，就这么将就着得过且过吧（终生不行，亦遂终生不知）。

而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都有，但分为两种状态：本然和明觉。

打个比方，你和一个朋友两人的电脑里都装了同样版本的卡巴斯基，但人家的卡巴斯基是添加了授权码可以更新的，而你的呢，从来就没被激活过，根本无法更新。虽然都可以杀毒，但效果大相径庭。

你朋友的卡巴斯基就是明觉，你的就是本然，添加注册码的行为就是行。

知（本然状态的良知）——行（实际践履）——知（明觉状态的良知）

唯有通过实践，你才能够对良知逐渐获得认同感与亲切感，并使之转化为自觉的理性意识，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知路歧之险夷者？）。

回忆一下小时候，父母带你出去和亲友聚会，席间总是有意无意，或明或暗地让你去敬酒。起初，你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知道父母总不会害自己，便走个过场。慢慢你长大了，懵懂了，知道这是大人世界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让你觉得不舒服，却说不出哪不舒服，每次还是扭扭捏捏地去敬酒，整个过程伴随着紧张和焦虑。直到有一天，几乎是一觉醒来，你突然发现以前不愉快的体验完全烟消云散。你挥洒自如长袖善舞，由被动变主动，只觉这敬酒的礼仪实在是世间最正常不过之事，不敬反而觉得不舒服了。你知行合一了。

再比如，小时候你跟院子里的小朋友玩躲猫猫，藏这藏那，非常危险，每次总是被父母训斥，你也知道自己不对，但还是忍不住去玩。直到有一天你看了新闻，发现躲猫猫真的可以躲死人，于是你害怕了觉悟了，从此金盆洗手再也不玩躲猫猫了。你知行合一了。

又比如，你知道纵欲伤身，嫖娼不好，每次一拿到工资还是屁颠屁颠往按摩店跑。直到有一天，你看见了媒体上关于艾滋病患者的统计数据吓个半死，然后又遇到了自己平生的真爱，便决定洗心革面，再也不生活糜烂了。你知行合一了。

真知即所以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此人已曾行孝行悌，不可只依他说些孝悌的话，便称其知孝悌）。真切笃实的知就是行，明觉精察的行就是知。明觉状态的良知包含了行，一念发动处（意）即是行（事），不容任何间断，丝毫犹豫。

王阳明之所以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强调知行合一，就因为他太清楚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要想做到知行合一，难如登天。

早在贵阳书院讲学时，阳明就悟出了知行合一。

龙场的磨难使他意识到，环境的存在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想建功立业，首先必须尊重环境，顺应环境，任何事业都是从处理好与眼前环境的关系开始的。并且，这种顺应不是违心的、伪装的，而是调整与纠偏之后此心与环境的逐步契合。

曾经有一个知县，久听阳明讲学，便对王阳明说，你的学说非常好，只是我“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就跟现在很多小白领一样，工作压力大，你给他推荐《千古一圣王阳明》，他一看是讲哲学的，就说：“靠，工作还忙不过来呢，没时间看！”而王阳明却说，我何尝让你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求学，你既然有官司上的事，就从官司上的事为学，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而起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

45看书要看《传习录》打仗需学王阳明

然而，“知行合一”根本还来不及完善，“心即理”就已使王阳明身处舆论的风口浪尖，人言可畏啊。

他彷徨过，绝望过，深感在中国这间古旧的房屋里，搬动一张桌子都难如登天！

窒息时，也曾赋诗道：

举世困酣睡，而谁偶独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惊。反谓醒者狂，群起环争斗。

又有何用？该贪赃枉法的还是贪赃枉法，该怀才不遇的还是怀才不遇，腐败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几成不治之症。无耻之徒漠视他人疾苦，利用一些知识技能，凭借一张如簧巧舌，妖言惑众，荼毒人心，损害国家利益，中饱个人私囊。更可怕者，由于这些人长期霸占话语权、教育权（布告、书籍），百姓饱受稼穑之苦，无力深造，遭其愚弄而不自知，任其上蹿下跳，祸国殃民，还以之为榜样，羡慕效仿。

这些用程朱理学包装起来的禽兽，四面竞出，前瞻后顾，追名逐利，应接不遑。记诵之广不过用来长其傲，知识之多不过用来行其恶，见闻之博不过用来肆其辩，辞章之富不过用来饰其伪。

王阳明愤怒了：学如焦芳，不如孩提之不学不虑；孩提之不学不虑不会危害社会，反而保持了社会的纯净。

知识和理论，其最终目的是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好（物质的富足，精神的享受），如果与这个初衷背道而驰，将之变为利益集团的工具、喉舌、遮羞布，致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这样的知识和理论，要之何用？

在完成知行合一理论构建的同时，王阳明还自费出了两本书，目的很明确：为自己辩驳。

《朱子晚年定论》。此书深挖史料，收集了一堆朱熹与友人的书信，拉大旗作虎皮，说朱熹晚年出于对南宋偏安朝廷的不满，也开始肯定向内心寻求的重要性。

《大学古本》。比起上面那本，此书销量还可以，至于为什么，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大家手头的《毛泽东选集》都是经过删改和修订的，如果某天某家出版社声称他们发现了毛泽东的所有手稿，重新影印出版了一本《原来这才是毛泽东思想》，试问销量能差吗？《大学古本》就是要告诉大家，你们看到的《大学》都是朱熹剪辑版的，我们这本才是原版的。因此，我们做图书的口号就是：看《色戒》要看广电总局未删节版，看《大学》要看《大学古本》。

然而，这两本书加起来，也不如一本书有分量。

《传习录》。

对于这本书，我的建议只有四个字：阅后即焚。

前提是你看懂了。

其实，大部分研究王阳明的专家学者都是反王阳明的。理解了这句话，你就理解了王阳明。

很简单，心学是践履之学，不是词章之学。

没有人因为你会背牛顿三大定律而认为你有多了不起。同理，懂得心学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之事，让它融入你待人接物的一言一行，用人格魅力感染影响周围的人才是它真正的作用。

作为王门大弟子，徐爱生前一直撺掇着出版《传习录》。对此，王阳明是极力反对的。

“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

这就是心学和其他学问的区别。立说未必需要著书，解决最实际的问题，成为有志于建功立业之人安身立命的工具，这是阳明创立心学的初衷。每个人都知行合一了，问题解决了，这本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然而不幸的是，五百年后的今天，它仍然存在着，以一种寂寥而落寞的方式存在着。

一本薄薄的《传习录》静静地躺在各大书城最不起眼的角落，无人问津，甚至难觅踪影，我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这种悲哀，马上就会在王阳明平定南赣之乱中再次得到印证。

五百年前的王阳明不再犹豫，他以成熟的知行合一之理论，首先说服了自己：打家劫舍，祸乱天下，已非我民，合当诛之！

正德十二年正月，王阳明向赣州进发。

从南京到赣州，一路都是水道。阳明在船舱中一路盘算，又拿出吏部的公文反复揣摩，对那句“一应地方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径自曲画，大则奏请定夺”注视良久。

领兵平叛，成功与否倒在其次，最微妙最重要的还是处理好同中央的关系。《孙子兵法》云：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然而，将在外，不被怀疑不遭掣肘简直难如登天，从三人成虎的寓言开始，史书上的此类记载就不绝如缕。

凝思之间，船过万安。前面就是惶恐滩，文天祥《过零丁洋》里的“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说的就是此处。

该滩为赣江水路中最为险要的一段，船经此处，无不惶恐。

而此番却是赣江的枯水期，阳明的座舟在江水中缓缓前行，忽见前方江面许多商船停泊不前，不知何故。

阳明命舵手将座船靠将上去，遣人打听，方知惶恐滩附近来了几百个流贼，想要打，打，打，打个劫。

阳明哑然失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多年研读兵法，摩拳擦掌，没想到第一仗要拿这一小堆流贼试刀。

几百个流贼是少，问题是你王阳明有多少人啊？

实在有点对不住大家，总共就这一艘船，加起来三十来号人。

不过没关系，兵法的特点就是以少胜多、扮猪吃虎，且看阳明如何退敌。

王阳明令人竖起南赣巡抚的牙旗，将众商船召集到一起，一番计议，让商人们将带有商铺标识的东西藏好，把商船伪装成军船。又遣自己手下三十多个军校上岸随行，遥相呼应。

布置妥当后，排成阵势，摇旗呐喊，鼓噪而前。

阳明站在船头，吟诵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好不得意！

出事地点转瞬即到。但见一排条木截住了江面，岸边一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流贼大呼小叫，向被阻拦的船只喊话威胁，相当不专业。

这帮业余的劫匪，看见由阳明率领的旌旗招展，声势浩大的船队，登时大惊失色，正要作鸟兽散，却已被岸上的军校堵住了去路。流贼无路可逃，就岸边跪下，头领向阳明的座船高声道：“我等皆万安各处饥民，土地遭灾，官府不行赈济，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还望大人垂怜！”

不用他说，阳明早就猜到了八九分，便命人向贼众宣告：“江西灾情，本院已知，定有妥善办法赈济。念尔等饥寒所迫，又是初犯，不予追究，就此各回其家，正当谋生，等候官府安顿。”

流贼们本就有组织无纪律，胆大的抢了一些财物，胆小的不过跟着瞎起哄，捡一些别人挑剩的粗布麻衣。并且，这帮人根本没见过世面，聚到一块喝酒时也就骂骂知县一级的官员，谁要是祖坟冒了青烟有机会见到知府，回来都能吹嘘好几天。而这次，他们集体邂逅了新上任的省委书记王阳明。

于是，早已六神无主的众贼不作他想，听说既往不咎，纷纷丢下手头的财物，一哄而散。

后世网络写手如要以此为材写一篇章回体穿越，题目或可拟为“诸葛武侯草船借箭妙计赚曹军，王文成公商队造势奇谋退流贼”。

座船离了商队，一路向赣州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