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杨廷和布局

王阳明在南昌讲学不休，北京城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朱厚照死了。

朱厚照再不死，大明朝就该死了。

他人生华丽的谢幕是在返京途中跑到清江浦去摸鱼，结果鱼没摸着，自己倒不慎落水，差点被淹死。

回京后，惊惧交加元气大伤的朱厚照身体每况愈下，御医尽心调治，终不见效。

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彬密询御医，见统统摇首，便向内阁走去。

在内廷排的上号的死太监里，张永跟文官是一条心，张忠跟边将许泰、江彬是一条心，魏彬跟太后是一条心。

魏彬找到杨廷和，道：“皇上不豫，医力已穷，不如悬赏巨金，求诸草泽。”

魏彬的话表面上看是说御医已经回天乏术，不如试试民间的名医。其弦外之音却暗藏汹涌：从民间找一个婴儿即位，对外宣称是朱家正统。杨廷和清楚这是太后授意，让他试探自己，毕竟内廷也不敢擅作主张，冒此天下之大不韪。

杨廷和沉吟半晌方道：“御医久侍圣躬，必多经验，正如人生伦序，当先亲后疏。”

这就向他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必须从藩王中选。

杨廷和早就料到了这一天，他将面对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

站在杨廷和的立场上分析一下朝局不难发现，有四伙势力如同四朵阴云笼罩着紫禁城。第一，以江彬为首的边将集团；第二，朱厚照的生母张太后。这个女人不哼不哈，闷声不响地经营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将张氏族人安插于朝廷各处；第三，宦官集团；第四，文官集团。

文官当中山头林立自不待言，宦官基本上和太后穿一条裤子了，但这些都不重要，当务之急是除掉江彬。江彬手握兵权，弄不好就会天下大乱生灵涂炭。

朱厚照驾崩当天杨廷和就找到了张太后，首先达成的共识是秘不发丧，商量好由谁继统先。

按照惯例，没有子嗣便兄终弟及。问题是明孝宗是单传，朱厚照没有亲兄弟，最妥善的方案是从孝宗的侄子亦即朱厚照的堂弟里面找一个即位。

但张太后不这么想。本来如果朱厚照争点气搞出个娃，人现在就不叫皇太后而叫太皇太后了。可要是从藩王里选个程咬金出来当皇帝，恐怕日后连皇太后的地位都将不保。

但是很显然张太后还没有胆肥到狸猫换太子的地步，不然她也不用派魏彬去试探杨廷和，直接单干得了。说到底，没有文官她还是玩不转。想绕开杨廷和？可惜她没有这个实力。因此，她必须让步。

于是，谈判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继嗣和选谁。

符合条件的藩王有三个，杨廷和青睐的是兴献王世子朱厚熜，也就是后来的嘉靖帝。

表面上看是因为朱厚熜好读书、有贤名，实际原因是他在这三者中年纪最大，已经虚岁15，另外两个都是褦襶无知的小孩，很容易被太后控制，导致垂帘听政，外戚专权。

深谋远虑的杨廷和最后开出的条件是：朱厚熜加继嗣。继嗣说白了就是喊张太后为妈，喊明孝宗朱佑樘为爸。这样一来，内廷干政的隐患消除了，张太后也不用担心被新皇帝一脚踢开，两全其美。

事实上，张太后并没有多少谈判的砝码，唯一吸引杨廷和的是她可以下懿旨召江彬入见。众所周知，朱厚照常年的办公地点在豹房，而豹房在紫禁城外。因此，作为武宗宠臣的江彬也很少到紫禁城里去转悠。

但针对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军事统帅，抓捕地点你设在哪都不安全，只有将其孤身一人骗进午门，即使困兽犹斗终究插翅难逃。

恰逢坤宁宫落成，正拟安置屋上的兽吻，邀请江彬参加祭典是很合适的借口。就这样，江彬被骗了进来，皇城六门齐齐下钥，守城兵一拥而上，江彬被捕下狱，随即凌迟处死，余党一网打尽，张忠、许泰后因它故得以减死充边。

83借花献佛张璁得志

兴献王朱佑杬是宪宗朱见深的第四个儿子，孝宗朱佑樘的亲弟弟，封地在湖北。杨廷和总摄朝纲，派阁臣梁储去湖北奉迎朱厚熜。

与此同时，杨廷和废除了武宗朝的种种弊政，罢免冗官、边兵归卫、限制土地兼并、减免百姓税负，中外咸倚为重。

但问题要一分为二的看，杨廷和此举客观上利国利民，却也借机打压了政敌，将六部尚书都换成了自己人。王琼从此失势，阳明在高层失去了靠山。

饶是杨廷和算盘打得如此之精，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低估了朱厚熜。

朱厚熜一行顺利抵京，尽管事事低调，原则问题却绝不让步。

比如礼部员外郎杨应魁按杨廷和的意思安排朱厚熜由东安门入城，朱厚熜当即拒绝，理由很简单：东安门是皇太子出入的门，我是即位的新君，当走正门。又比如礼部给人安排的年号是“绍治”，意思是“继承弘治”，也就是孝宗朱佑樘。绍你妹啊，朱厚熜拿出《尚书》，翻到一页，指着上面“嘉靖殷邦”四个字说就要这个。别以为小孩好糊弄，人是有备而来的。

国不可一日无君，朱厚熜固执己见、驻足不前，内阁屈服了。

但接下来礼部“继统须继嗣”的规定直接拉开了震动朝野波及天下，涤荡了那个年代所有人思想观念的“大议礼”的序幕。

站在朱厚熜的立场，继统须继嗣的条件确实苛刻——合着这皇帝不是白当的，得六亲不认，给别人当儿子？

搁寻常百姓家也难以接受，何况兴献王只有朱厚熜这一个儿子，为了当皇帝不认亲爹，放在那个《孝经》还是畅销书的年代会遭天下人耻笑。

礼部尚书毛澄也知道这太强人所难，跑到内阁向杨廷和问计。

杨廷和告诉他可以举西汉定陶王、北宋濮王的例子，这俩人都是继统又继嗣。实在不行就搬出程颐的话：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

在意识形态领域，程颐虽说比朱熹弱点，却也相当于社会主义国家恩格斯的地位。因此，以杨廷和为代表的高层主要用程朱理学做理论依据，要求朱厚熜以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考”。

朱厚熜当然不干，反问道：“父母可移易乎？”

不干又能怎样？诺大一个紫禁城以乾清门为界，外面杨廷和说了算，里面张太后说了算，一干宫女太监还不知道是谁的眼线，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宫闱血案的男主角。因此，朱厚熜不得不向文官集团求情，希望他们能让步。甚至派宦官私下找到毛澄，苦苦哀求，重金行贿，搞得老头左右为难，回绝道“独有一去，两不相帮”。

朱厚熜清楚，问题的关键还在杨廷和，因此频繁地请他老人家过来喝茶套近乎。

杨廷和茶照喝、嗑照唠。不继嗣？没门。

用现代的眼光看，为两个死了的人争皇考皇叔考实在无聊，杨廷和又不是迂阔不化的腐儒，何以如此不近人情？

因为活着的人。

继了嗣张太后就是朱厚熜的妈。其太后的位子保住了外戚集团才不至于树倒猢狲散，也只有这样皇权和戚权才能彼此制约，内阁才能放开手脚干事，朱厚熜才能避免成为朱厚照第二。

然而，杨廷和的苦心孤诣被一个人打破了——朱厚熜的亲妈蒋氏。

蒋氏听说了朝廷的变故，跑到北京来要见儿子。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

如果按照杨廷和的设计，蒋氏就成了朱厚熜的叔母，叔母见了皇帝得称臣。但实际上蒋氏是皇帝的亲妈，“子不臣母”是《春秋》上的微言大义，《春秋》的作者又是孔子，和孔子比起来，程颐就黯然失色了。

杨廷和陷入了悖论。

可惜朱厚熜没有发现这道突破口，万般无奈的他找到张太后，说自己情愿避位归藩，奉母终养。

历史行进到三岔口时总是交由它指定的人选来改变车轨，这次是张璁。

朱厚照死的那年张璁才考上进士，而且年事已高（47岁）。

不过他很赶趟，在生命中最后十几年发挥了把余热，借“大议礼”一跃成为那个群星闪耀的时代的男二号。

除了爹妈，张璁这辈子最应该感谢的人是王阳明。没有心学做理论支撑，他不可能抓住杨廷和的漏洞，一击命中一鸣惊人，一举登上了时代的舞台。

张璁早年听过王阳明的课，虽未拜入门下，但同王门弟子走得很近，心慕王学。

考上进士的张璁去礼部报到实习。虽然这年头流行“被就业”和被自杀”，但张璁的毕业分配还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被分配”，揆诸后事不难推断，六部之中专挑礼部，这是人自个儿争取来的。

通往成功的道路已经施工了四十七年，他等不及了。

于是，张璁翻开了名片夹，两个至关重要的名字映入眼帘。

黄绾和方献夫。

黄绾此刻在南京任职，小学究方献夫当年以上司的身份拜阳明为师，随即连吏部员外郎都不做了，辞官回家，专心治学。

张璁对二人的判断非常准确。黄绾作为王门斗士不爽杨廷和久矣，方献夫你研究了那么久哲学也该用实践检验检验了吧？

因此，他找到这俩人，虚心请教，反复研讨，写下了那篇一石击起三层浪的《大礼疏》。

张璁在疏中详细分析了杨廷和的论据，认为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汉成帝、宋仁宗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跟眼下武宗无嗣而迎立朱厚熜不可同日而语，又着重强调了子不臣母和若继嗣兴献王一支将绝嗣的现实，力使览者动容，无法反驳。

张璁的奏疏让问题明朗起来，由此可以给“大议礼”定性了：一场以政治斗争为核心，以理学心学为武器的意识形态层面的较量。

不难看出，张璁之所以心慕王学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有效的晋升工具，其奏疏中言之凿凿、谈来谈去的四个字“礼本人情”也是阳明心学的重要主张。

在程朱，礼是圣人依据天理构筑的外在规范；在阳明，心即天理，礼缘人情。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礼才得以行万世而皆准。

其实，即使是孔子，在论证“仁”时也以人皆有孝悌之情做理论依据，不能不说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这次正面交锋，天理与人情的短兵相接，最高规格的真人pk，杨廷和一方从一开始便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84桂萼发家史

张璁的它山之石借得如此巧妙，以至于孤立无援的朱厚熜在看完《大礼疏》后喜极而泣道：“此论一出，我父子之情得以保全了！”

有人喜出望外就有人忧从中来，杨廷和头大了。

从时人的评价中不难看出，张璁这道奏疏确属不刊之论。比如当时赋闲在家的杨一清给老朋友乔宇写信说：“张璁此论，圣人不易，恐终当从之。”南京吏部尚书石宝也暗中告诉张璁：“慎之，大礼说终当行也。”

既然撕开了口子，想压下去就不容易了。那些在杨廷和改革中失势的官员纷纷跳了出来，声援张璁，而王门一期的席书，王门二期的黄绾、方献夫、黄宗明等人也坚定地站在张璁一边，为他提供理论弹药。

再加上朱厚熜以退位要挟，杨廷和扛不住了，提出一项折中的方案：嗣还得继，但准许朱厚熜追认其父为“兴献帝”。不过，这个“帝”是带括弧的，必须注明是“本生父”。

虽然不用喊过世的亲爹为“皇叔考”了，但朱厚熜“只继统不继嗣”的目标依然没有实现。

张璁不依不饶，继续上疏，说议礼定制本是天子的权力，皇上应当揭父子之大伦，明告中外。

杨廷和怒了：一个礼部的实习生，还蹬鼻子上脸了不成？！当即命吏部将张璁赶到南京去任闲职。

张璁根本不在乎，引爆了重磅炸弹他已经成功了一半。事实证明，南京才是他真正崛起的地方。

彼时，黄绾是南京都察院御史，席书是南京兵部侍郎，方献夫也已出山，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张璁和他三人天天聚在一起，谈论议礼之事。

其实，杨廷和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心力憔悴的他暗中给张璁去了封信软言相告：以你之才不应在南京任职，静处以待，不要再用“大礼说”难为我。

张璁果然安静了一段时间，另一个人却等不及了。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

南京已经够闲的了，还是个主事，怎能不让这个正德六年的进士，已经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十年的老男人深感中年危机？

于是，桂萼决定博上一把。

他刻意结交张璁等人，极力赞成他们的主张，煽动继续上奏。

众人亦觉言犹未尽，便又从各个方面攻击统嗣兼继的破绽，写好奏疏，一并上奏。

好风凭借力，原本默默无名的桂萼也跟着大佬们递上了自己的奏折。

像所有野心勃勃的政治赌徒一样，桂萼一出手就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他的主张比所有人都激进——皇上应速发明诏，追尊兴献王为皇考，并立庙于大内。称孝宗为皇伯考，武宗为皇兄，封蒋氏为圣母皇太后。

这就是公然与杨廷和叫板，势不两立了。

中国的政治说白了就是站队，左中右三列任选一列挤进去，选对了扶摇直上，选错了虚掷少光，就这么简单。

桂萼这把下注很大，远在南京的他要赌紫禁城里的朱厚熜能玩过杨廷和与太后集团，而且玩过之前要保证自己不能先被杨廷和玩死，风险很高。

然而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他押对了宝。

朱厚熜拿着桂萼的奏折，读一句点一回头，激赏道：“此疏关系重大，天理纲常，要仗他维持了！”

言毕，召廷臣集议，讨论南京呈上来的奏疏。

其时，毛澄已经致仕，杨廷和也心灰意冷，百官在新任礼部尚书汪俊的带领下同朱厚熜继续抗争。

杨廷和为什么不争了？

很简单，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他预感到了失败的无可避免。

朱厚熜不是朱厚照，一年多的皇位没有白坐。他拼尽全力收买宦官，千方百计在锦衣卫中安插自己人，甚至不惜将国人皆曰可杀的许泰、张忠免死充边以笼络宦官集团，都是为了日后的不时之需做准备。

猜雄朱厚熜的智商绝对高居明朝皇帝排行榜榜首，但他向来没有将聪明用到正事上的习惯。因此，这样的皇帝信奉道家无为之治是中国之幸。

不过，无为是为了无不为的。朱厚熜明白，此刻不把这帮文官的嚣张气焰打压下去，自己将无以立足。因此，他将汪俊这拨人里言辞激烈的挑出来，以结党乱政为名下令夺俸。

处罚并不重，主要是为了试试水，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朕要反击了。

汪俊见帝意难为，又退了一步，准他称兴献帝为兴献皇帝。

朱厚熜仍不满意——这不还得继嗣吗？于是，下旨召张璁、桂萼、席书入京议事。

杨廷和见朝政日非，决意求去，朱厚熜衔恨已久，当即批了他的辞呈。言官交章请留，俱不见答。

杨廷和一走，败局已定。但文官集团站在维护道统的立场上反对朱厚熜，显然比出于单纯的政治考量更为坚定。

都察院左都御史吴廷举为了拖延张璁等人上京，提议让两京官员统一上疏，各陈所见，以备采择。

桂萼重申统嗣不同的理由，张璁明白无误地指出：现在的问题不在皇与不皇，而在考与不考，即爹是不能乱认的，有且只能有一个。黄绾则用反证法：按礼部的说法，继统继的是孝宗的统，继嗣继的是孝宗的嗣，那将朱厚照置于何地？是否应该取消武宗的庙号？方献夫更是开宗明义：先王制礼，本缘人情；君子论事，当究名实。

当然也有一大批支持礼部的奏章，内阁次辅蒋冕甚至痛心疾首地写道：臣愿陛下为尧舜，不愿陛下为汉哀。但朱厚熜选择性失明，只对张、桂等人的奏疏嘉纳不已，余者一概视而不见。

刚愎自用的朱厚熜感觉火候差不多了，便敕令礼部一切按桂萼第一次上奏的办。这样一来，除了括弧里还有个“本生父”之外，再没有任何有碍朱厚熜观瞻的字眼。

汪俊软磨硬泡、打尽太极，皆不见效，无奈之下，悬节东门，拂袖而去。同时辞官的还有蒋冕。

朱厚熜才不管，他让礼部侍郎吴一鹏代署部事，一面让他按自己的既定方针办，一面诏令当时正督赈江淮的席书入京任礼部尚书。

户部侍郎胡瓒上言，说大礼已定，席书督赈江淮，实系民命，不必征取来京。内阁大学士石珤也趁机奏请停召张璁、桂萼。

朱厚熜见剩下这拨人不闹腾了，自己的目的也达到了，毕竟还得靠人家办事，就卖个面子给他们，准奏。

这下轮到张璁和桂萼不爽了，俩议礼新贵奉诏启程已经走了一半，正做着翻身农奴把家还的美梦，却接到了回任的消息，这对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政治暴发户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张璁和桂萼一合计，又上了道奏疏，说“本生父”三个字必须去掉，不然虽称皇考，仍与皇叔无异。

朱厚熜得疏后，心下感动，复令二人入京。

俩人日夜兼程，到了北京，发现情况有点不妙。所有人见了他俩都只有两种态度，要么避之惟恐不及，要么怒目而视——完全成了过街老鼠，人民公敌。

桂萼干脆躲在客栈不出来，张璁避居数日，方敢入朝，还得小心翼翼，偷偷摸摸，谨防半道上被人给黑了。

这不是在开玩笑，当时刑科给事中张翀汇总了群臣弹劾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一干人等的奏章，拿给刑部尚书赵鉴看，让他拟定罪名。没想到赵鉴压根不看奏章，直接跟他商量在张璁上班的路上设个埋伏做掉他算了。

老大都这么热血，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张翀考察了一下张璁上下班的路线，觉得在东华门动手很合适，于是遍告同僚，定好日期，届时共同聚集于东华门，只待张璁路过，便一拥而上实施群殴，几十双拳头砸下去，谅他不死也残。

计划是很周密，可惜走露了风声，传到了内廷。

朱厚熜怒了：这还是国家干部吗？分明就是一群古惑仔！今天敢打死张璁，难保明天不敢冲进乾清门打死自己。

于是，朱厚熜平台召见内阁及各部长官，痛斥赵鉴、张翀，擢升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然后，又借机将册文中的“本生父”三个字拿掉，彻底实现了他继统不继嗣的夙愿。

内阁大学士毛纪据理力争，被朱厚熜蛮横打断：“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么！”毛纪无奈，免冠而退。

朱厚熜大获全胜，颁布手谕，明诏天下。百官不服，奏章如乌雪纷飞一般涌进内廷。

他早就厌倦了这种车轮战，下命给司礼监，奏折一概留中不报。

兵部尚书金献民最先反应过来，倡言道：“奏疏留中，改称孝宗皇伯考已成事实，此事不可不争！”

吏部侍郎何孟春举前朝的例子，号召大家伏阙力争。

于是，翰林院编修王元正大喊“万世瞻仰，在此一举”，杨廷和之子杨慎高呼“国家养士百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召集六部卿共计二百余人，跪伏左顺门哭谏。

这帮人“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声彻于内”。朱厚熜在文华殿耳闻哭声震天，如丧考妣，从未见过这等阵势他也开始心神不宁，派宦官去左顺门劝谕群臣。

众人一致表示，皇帝不让步，他们就一直跪下去。金献民跪了一会，蓦地起身道：“宰辅尤宜力争，如何不至？”即遣礼部侍郎朱希周传报内阁，大学士毛纪、石珤知道跑不脱，也赶赴左顺门跪伏。真可谓同乘一条船，一个不能少。

群臣久久不散，如疯似狂，朱厚熜慌了，召来张璁问计。

张璁轻描淡写道：“锦衣卫数力士足矣。”

朱厚熜见他处变不惊，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便定了定神，派出了锦衣卫。

锦衣卫是不跟你讲道理的，上去就将张翀、丰熙等八人逮捕下狱，并呵斥其他官员立即散去。

杨慎和王元正作为发起人见同僚被抓顿时急了，冲到左顺门前开始砸门环，其他官员则大声哭喊，一时间撼门声哭喊声连成一片，此起彼伏。

朱厚熜愈发恼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命锦衣卫连捕吏部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多人下狱，余者皆录姓名，强行驱散。

朱厚熜这人好就好在从不记仇，一般有仇当场他就报了。左顺们事件的处理结果很快出来，四品以上官员夺俸，五品以下官员廷杖，十七人被活活打死，杨慎、王元正因带头闹事，被发配远方，遇赦不宥。毛纪、石珤则致仕而去。

议罪之后便是议功，议礼新贵们一个个意气风发地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张璁、桂萼摇身一变成了内阁大学士，当年去穷乡僻壤办教育的席书成了礼部尚书，小学究方献夫则成了吏部尚书。惟独黄绾个性倔强，因为别的事忤逆了朱厚熜，最终只给了南京礼部侍郎的官职。

85历史深处的目光

折腾了这么久，王阳明呢？

其实，朱厚熜还在做藩王时就听说了王阳明的大名，即位之初便急不可待地下诏给阳明，让他“驰驿来京”。

以张璁、桂萼之辈，窃心学之绪余，犹能入阁拜相，要是王阳明亲自出马，结果会怎样？

然而，这个猜想成了永远的哥德巴赫猜想。终阳明一生，未再踏入北京一步。

还是因为杨廷和，他再次把王阳明阻在了宫阙之外。

以阳明之事功、资历、人气，当世之时，无人能匹，真要到了北京，只能安排他入阁，这是正处于大议礼风口浪尖上的杨廷和不能接受的。

深感既生瑜何生亮的杨廷和指使言官大造舆论，说武宗国丧期间开支浩大，此时将王阳明召到北京，必然要对跟随他平定宸濠之乱那拨官兵论功行赏，而户部现在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银子，不如让他先在南昌待着，等朝廷理出头绪后再召不迟。

彼时的朱厚熜当然玩不过杨廷和，只好按他说的来。杨廷和则抓紧时间清洗六部，和谐内阁，将高层调整为由他掌舵的团结大家庭。

王琼和梁储都被挤走了，王阳明还能说什么？

但平定宸濠的事天下皆知，朝廷总得有个交待。杨廷和给的交待非常寒碜，除了将伍文定升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将乔宇调到北京，然后给了王阳明一个新建伯的爵位，一个南京兵部尚书的职位，余者一概不赏。

虽然有明一朝伯爵只有三个，非常尊贵，但杨廷和给的这个伯爵是缩水版的，只有封号，没有铁券。

铁券有两个作用，第一可以免死，第二可以袭爵。没有铁券的爵位只是空头支票，有名无实。

而且，关于平反冀元亨的请求也没有任何答复。

阳明愤怒了。他上了一道措辞婉转、态度强硬的奏疏，将追随自己的将士们大大褒奖了一番，说自己不配封爵升官，要回家侍奉老父了。

他确实该回绍兴看看，不然就真的没有机会再见到父亲了。

王华已经七十七岁高龄，亲朋好友济济一堂，为他庆寿。

老头明显心不在焉，盯着正门发愣。双亲已逝，还有谁能让他如此牵肠挂肚？

还好阳明及时赶了回来，老头顿时喜笑颜开，精神抖擞，拉着儿子的手问长问短，喋喋不休。

内阁收到了阳明的奏疏，见他字字在理，无法反驳，不作回应显得理亏，便来了个软处理：将阳明的父亲王华、祖父王伦、曾祖王杰三代都封为新建伯。

依旧华而不实，但总算让老人在临别之际获得了一丝心理慰藉。

收到朝廷诏书的第二天，王华含笑而终。

这下杨廷和彻底踏实了：按照成例，父亲去世，儿子得在家“守制”三年。也就是说至少三年内，不用为如何安排王阳明而头疼了。

有什么关系呢？父亲的死让阳明沉寂了许多，他的心已不在那片曾经向往的宫阙庙堂之间，荣辱毁誉，听其自然。夏天在微风的吹拂中鉴湖赏荷；冬天去欣赏姚江的雪景；春日微醺的和风里，则带着食物和酒具，同弟子们去城外踏青郊游……

甚至连沸沸扬扬的大议礼也激不起他心湖上半点涟漪，即使杨廷和一方节节败退，自己的学生席书、方献夫正炙手可热，他仍旧一言不发。

为什么？

因为他太明白政治和学术的关系了。

很明显张璁、桂萼乃至朱厚熜都利用了阳明心学，黄绾、席书、方献夫一定也在为“道治合一”而欢欣鼓舞，毕竟“为帝王师”自古以来就是文人不切实际的梦想，但问题如果真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你如何解释王门三期的邹守益，恐怖片发烧友陆澄，王门四期的舒芬又都站在反对朱厚熜的一边？

平心而论，杨廷和一方的初衷确实是想通过对正统理学的强调，使朝政纳入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机制。其之所以以失败告终，表面上看是相权不敌君权的结果，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保守落后的程朱理学已不再具有说服力，从根本上败给了阳明心学。

在黄绾等王门弟子，参加大议礼不是为了像张璁一样升官发财，而是出于服膺心学，认为“礼本人情”确实更符合人性，符合礼的本义，有利于改造社会现实。于是，他们用更令人信服的心学思想击溃了杨廷和一方僵硬死板的程朱理学，却也同时摧垮了嘉靖朝的士气。结果是想利用心学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没有达成，反倒造就了一个更为独裁，更不受制约的皇帝。

对此，王阳明早有预见。所以在大议礼期间，门生故吏，数不清的人写信向他垂询意见，他总是不置可否、不作评论。

这天夜里，玉宇无尘，银河泻影，阳明独自来到碧霞池畔，静默良久，方道：“无端礼乐纷纷起，谁与青天扫宿尘？”

月光洒满了池塘，凉风徐徐袭来，阳明衣袂翩翩，遗世而独立。

世人良知不能明觉，所言所行总是缺乏远见。有人领悟了一点新思想就沾沾自喜，既而有怀才不遇之感；有人为了贯彻执行自己的思想不择手段乃至付诸暴力，结果呢？

再深刻的道理，再独到的见解，如其可能导致一个更专制，更倒退的后果，那我情愿不说、不写。就这一点而言，王阳明超越了后世鲁迅之流太多太多。

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望着那些各怀鬼胎、上蹿下跳、执迷不悟、如狼似犬的人们，你怎能不发出“谁与青天扫宿尘”的感叹？